路易莎·梅·奥尔科特1868年的经典著作《小妇人》由格蕾塔·葛韦格再次搬上了大银幕。这一版《小妇人》中，首先出场的是成年的乔·马奇：她走进纽约一家出版社的办公室，希望能把自己写的故事卖出去，只见办公室里烟雾缭绕，挤满了男人。“如果故事的主角是女性，那么她最后必须得嫁出去，”编辑的态度很强硬，“要么就把她写死，只能是这两种结局。”
《小妇人》的作者奥尔科特终生未婚，她的本意是让乔“永远做一个埋头书中的未婚姑娘”。但在描写马奇姐妹童年生活的第一卷书出版后，奥尔科特收到了大量书迷来信，人们纷纷打听马奇姐妹最后嫁给了谁。于是奥尔科特为乔“安排了一个滑稽的配对”以示抗议，她让乔放弃了明显与其情投意合的劳里，转而投向巴尔教授的怀抱。巴尔教授来自德国，已人到中年，他“既不富有，也无显赫身份；既不年轻，也不帅气。他跟迷人、仪表堂堂和出类拔萃都毫不沾边”。
格蕾塔对这个不尽人意的结局进行了改编，把作者奥尔科特的经历搬到了乔的身上。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到乔与编辑交涉出书协议的条款。为了让书成功出版，她同意把她的女主角嫁出去，条件是提高自己的版税提成以及保留著作权。这一段与奥尔科特的经历一模一样。也许有人会说格蕾塔的改编是一种“蛋糕主义”（cakeism，意指“鱼和熊掌两个都要”的行为，该词源于英国脱欧问题的大讨论）：她既打造了一个女权主义式结局，也为观众呈现了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只不过这次的丈夫角色要性感迷人得多。
显而易见，爱情情节“是我们文化中深刻而具有共通性的一部分”，文学评论家雷切尔·布洛·迪普莱西（Rachel Blau DuPlessis）在其1985年的作品《结尾后的写作》（Writing Beyond the Ending）中如是写道。女性角色“要么嫁人，要么去世”的传统在维多利亚时期（1837-1901年）的许多年之后依然牢不可破。长期以来，作家把浪漫的爱情故事“施舍”给女性，以补偿她们在其他方面的无力感，而现如今，当代作家正不断变革着婚姻情节在文学作品中的呈现方式。
基莉·里德（Kiley Reid）的作品《如此有趣的时代》（Such a Fun Age）是2019年最热门的处女作之一，她在书中打趣了所谓“觉醒（wokeness）”的意识，并对种族问题做了细致入微的思考。此外，她还颠覆了女孩成长小说的写作模式——她给了主角埃米拉许多别的事去操心。“埃米拉20岁出头，与‘晚期资本主义的人类’面临着相同的困境，所以她每天充满了疑问，”里德在《纽约时报》的采访中说道，“我有没有拖累我的朋友？我该不该搬家？怎样才能挣更多的钱？我到底想做什么？”与男孩子有关的问题根本就不在她考虑的范围之内，这实在令人耳目一新。在发生于某个高档超市的一次种族事件中，埃米拉的反应更多的是一种自我反思，而不是报复：“她回想起德宝超市的那个晚上，除了当时遭遇的种族偏见之外，她还感到一阵汹涌的恶心，听到某个响亮的声音嘶嘶地说‘你并没有一份像样的工作’。”随着故事的次要情节——一场跨种族恋爱——渐渐铺开，读者会发现，人生的最高目标不是得到一场美满的婚姻，而是找到一份福利完备的工作。
里德与其他当代小说家一道，让爱情情节坐了冷板凳。莉莉·金的《作家与情人》（Writers & Lovers）将于五月出版，她表示，本书的主题涵盖了悲哀、创新过程，以及因学生贷款和短期工作引发的焦虑。书中也有三角恋情节，但故事的终极目标同样是实现财务自由。奥戴莎·莫思斐2018年的作品《我休息放松的一年》（My Year of Rest and Relaxation）记述了一个女孩与其虐待狂前男友的断续对话，后来她完全切断了自己与外界的联系，在药物的作用下进入休眠状态，把自己密封了起来。劳拉·威廉姆斯去年的作品《晚餐俱乐部》（Supper Club）中，女主角发现自己面临两难境地，她一边与体贴的男友过着舒心的生活，一边“深沉地渴望”着某些别的东西。
作家萨莉·鲁尼善于把现代转折情节安到19世纪式的小说里，这让她成了千禧年爱情故事作家中的佼佼者。她的作品《普通人》讲述了一个初恋的故事，这本书曾荣获Costa文学奖，即将被搬上电视荧屏。故事的主角玛丽安娜在高中是个边缘人物，她跟受欢迎的同学康纳尔开始了一段地下情，当康纳尔邀请别人参加舞会时，她感到十分羞愤。然而，当他们进入都柏林圣三一大学时，情况却完全颠覆——玛丽安娜变得人见人爱，而康纳尔在社交中频频受挫。他们分分合合，直到最后作者也没有为他们的关系画上句号，但很可能在康纳尔出国留学后，两人便会分道扬镳。玛丽安娜从一个好男孩对她无条件的爱里感受到了治愈的力量，同时她也维护着自己的独立与自主。
Taffy Brodesser-Akner于2019年出版的处女作《弗莱什曼有麻烦了》（Fleishman Is in Trouble）颠覆了作家菲利普·罗斯和约翰·厄普代克对婚姻危机故事的写作模式，她选择让女性做逃离家庭的那一方。书中的主角瑞秋·弗莱什曼是一名成功的经纪人，自己也做到了经济独立。书里的每一个人都对自己的中年危机不甚烦心：故事的叙述人莉比虽然婚姻幸福，但已觉生活无聊乏味；她们的朋友赛斯至今单身，他很孤独，也没有任何可以发展的恋爱对象。瑞秋认为，女人无法拥有一切，而且她们的女儿面对的境地也不会有多少改善：“比如说我女儿的朋友们穿去上学的T恤，上面用全大写字母印着‘未来是女性的’……大家允许她们这么做的唯一原因，是因为每个人都知道这句话并不是真的，我们用这种话敷衍女孩只是为了让她们被边缘化的生活更好过一点。”
就在前不久，我们见证了现实生活中的王妃主动退出王室，在这个时代，就连迪士尼这个通过以忧虑少女为主角的公主系列电影狂赚数十亿美元的商业巨头，也不得不对其作品传递的价值观再三斟酌。《冰雪奇缘2》的开头一幕是艾莎和安娜姐妹儿时玩冰雕的回忆。安娜拿着王子塑像演了一幕爱情剧：“有了爱情，谁还在乎危险呢？”她一边说，一边让两个小塑像亲吻。“噢，安娜，得了吧……亲吻救不了森林。”艾莎回道。影片中，她们的王国和艾莎一度危在旦夕，对于安娜来说，的确有比亲吻危急得多的事等待着她。后来，克里斯托弗踌躇数次，并高歌了一曲以表心意，终于向安娜求婚成功。最后，影片结尾并没有惯常地出现盛大的婚礼场面，而是让安娜给艾莎发出了玩猜字游戏的邀约。
电影和书本的作用不容小视。我们创作的目标是让女性角色不再一心渴望王子或者等待救赎，这样能让观众和读者增强自主意识，尤其是对受众中的年轻人而言。当我在影院观看《小妇人》和《冰雪奇缘2》时，我希望坐我旁边嚼爆米花的女孩不要仅仅在影片中物色她们的下一套华丽装束，而是也去想想她们能在这个世界留下什么样的印记。
（翻译：黄婧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