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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徐菲
一天内至少测试两次体温，每次使用两根温度计同时测量，并不是一根体温计测量的数据不准，而是想要“双保险”下的心理安慰。
面对隔离观察期居民的“另类”体温测量方法，上海市普陀区某社区党委书记朱岭（化名）对于他们此刻内心的压力，感同身受。
由于他所在的社区外来人口众多，所以从大年初一开始，他就按照上海市政府规定，部署社区的疫情防控工作。其中，核心一环是加强对有武汉旅行史或密切接触史的人群进行医学隔离观察，从而避免疫情在社区内扩散。
同时用两根体温计测体温的“留观”人员小方是朱岭所在社区内的一名租户，就职于附近的一家公司。今年1月24日，小方曾乘火车抵达武汉，并在武汉停留一晚后，换乘车次回到了陕西老家。过完年后，小方返回了上海。正是这一晚的武汉旅行史，让其成为被隔离观察的对象之一。
“我们根据前期摸排的情况，很快联系上了小方，面对社区对其‘留观’的要求，小方表示完全接受。”朱岭透露，“我们还告诉她，在这期间，请她配合工作。生活上会有社区干部以及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生提供保障，社区会对她本人的身份信息严格保密，并希望她能每天两次上报身体健康情况。如果有困难也可以提出来。但在‘留观’期间，她不能出门与其他人接触。”
隔离观察的工作有序展开，但不久后微信群里密切的询问声，让朱岭觉察到了隔离观察期居民的内心波动。
“我嗓子疼，但体温是正常的，也没有咳嗽，这算不算早期症状？”隔离期刚过几天，小方发来的私信让朱岭提高了警惕。他赶紧联系社区卫生中心的医生进行会诊。最终，医生根据小方此前的生活习惯以及就医史判断，她可能是由于压力过大导致了咽喉炎旧疾复发。
但这一解释并未打消小方的疑虑。这位今年刚满30岁的白领在与朱岭的私信中，一度流露出非常悲观的情绪。看到小方的留言后，朱岭戴好口罩，敲开了小方的门。在门口，两人在安全距离内，进行了一次“长谈”。“因为在线上的话，她会认为我们对她有所隐瞒，面对面去沟通，双方会有信任感，尽管这种交流有被传染的风险。”
这次“面对面”交流中，朱岭还给小方带去了药品。隔日，小方向朱岭表示，咽喉痛的症状消失了，内心的焦虑也有所缓解。
对隔离人员的生活保障工作覆盖到方方面面，其中还包括生活垃圾的处理。
2019年7月1日起，上海全面实施生活垃圾分类。但在疫情面前，每名隔离观察人员的生活垃圾都可能是潜在的传播源。加之在隔离期间，留观人员不能出门，他们产生的生活垃圾如何处理，成为了社区的新难题。
为此，朱岭和同事决定“特事特办”。隔离人员将生活垃圾密封打包放置在门口，朱岭和同事则定时定点上门收取，统一安全处理，暂不实施分类。
考虑到隔离观察期间，被隔离人员会承受较大压力。朱岭也想办法让他们转移注意力，让隔离生活忙碌起来。在获悉小方平时靠“外卖”解决吃饭问题后，朱岭建议她尝试在家做饭。很快，此前几乎不生火做饭的小方对做饭产生了兴趣，并给朱岭发来了一长串的菜单，涵盖了三天的菜量。
“还有5天，小方就可以解除隔离观察，正式开始新一年在上海的工作。目前我们社区里其他隔离观察人员也都没有出现身体异常，都很健康。”朱岭透露。
“接下来我们还会统一部署，联合社区志愿者、楼组长加强返乡人员的疫情管控工作，力求平稳度过这一时期。”朱岭说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