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谢飞，或许是2019年全国各大电影节和影展最常出现的嘉宾面孔之一。据不完全回忆，今年在国内，他参加过北京国际电影节、上海国际电影节、FIRST青年影展、平遥国际影展、海南电影节、民族电影广州展映等多个电影节展。而在国外，他也参加了许多可能并不太知名的国际电影节展，包括韩国首尔“妇女之日”系列展览，埃及沙姆沙伊赫亚洲电影节、澳大利亚金考拉国际华语电影节、哈萨克斯坦欧亚国际电影节、土耳其阿达纳国际电影节、西班牙荔枝国际电影节、印度喀拉拉邦电影节等等。
近几年来，广泛参加各地电影节展，已经成为退休后谢飞导演的生活常态之一。在他的导演生涯中，执导了9部作品，其中有多部都已经做好了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的字幕，俄语的也正在制作，这些影片在世界各地办展映和经典影人回顾展时，常常获邀展映。比如今年，《湘女萧萧》和《香魂女》就在韩国首尔“妇女之日”系列展览，《黑骏马》和全新拍摄的重返拍摄地纪录片《我们的钢嘎哈拉~<黑骏马>：二十三年后》，也在平遥国际影展和民族电影广州展映中进行了放映与交流。
交流，是谢飞导演常常挂在嘴边的一个词。虽然在他看来，现在在电影节，并不一定能够看到能够让人觉得新鲜的创作，因为众多的作品，都随着网络和碟片这样的不同渠道，在全世界进行传播，但电影节让电影人与影迷们聚集在一起，彼此进行的沟通交流非常丰富。他本人也是一名非常热爱与影迷、同行进行交流的前辈，在平遥和广州，都会在展映前后与观众进行互动交流，而在平遥电影宫大厅和海南电影节的电影院大厅的休息区，也常常能看到他与不同的电影人交谈的身影。
在他看来，交流同样是中国电影走出国门的重要途径。只有去到外国，真正与普通观众面对面交流，才会知道中国电影在文化交流上，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对许多外国的普通观众来说，华语电影与好莱坞电影在影响力方面的差距天差地别，可能不少电影行业之外的普通观众一辈子都没有看过。在他看来，中国电影想要走出国门，还需要在故事上多下功夫，“大多数观众是要看主题、人物和情节的丰满程度的，电影从来是一个文学综合艺术，剧作的基础结实度（是基础）。应该依靠好的编剧和好的作家的作品，要尊重剧作家、尊重文学。”
现代年轻观众认识谢飞导演，除了他的经典作品之外，就是通过成为“网红”。从几年前开始，谢飞导演就在豆瓣电影上发表自己的影评，也会同步到微博分享。在他眼中，互联网对电影有着巨大的帮助，认为电影应该更多的尝试在网络进行发行，通过电脑、电视看电影，是不少普通观众的需求之一，“（如果）特别欣赏视觉艺术，就买电影票去看，但有一部分观众就是看故事，讨厌艺术片那种形式的东西，他就在电脑或电视上看，并不影响视听，也能欣赏艺术美感。”在网络上进行发行，还能为片方节约很多成本，让更多观众更自由地欣赏电影。
这一切的前提，也都应该建立在国家严厉打击盗版的情况下。只要版权受到尊重，观众愿意为线上观看电影缴纳合理的费用，这一切就有可能实现。
界面文娱对话谢飞：
界面文娱：2019年在许多电影节和影展都看到了您的身影，也看到您去了许多国际电影节。这些年都是这样跑的吗？
谢飞：已经有个五、六年了。我正式退休后，教学任务和其他工作就管得少一些。那时候开始做一些电影交流，当评委。我的电影从九十年代就高清化了，学校有设备也有学生做英文字幕，这样就可以转映。当然电影节主要是放新电影，有时候不放我的电影，但最近三五年特别多。
我觉得用电影的方式来普及、交流中国文化是特别好的方式，后来我发现，最近搞孔子学院实际上就是推广汉语教育，最早是他们请我做一些电影讲座。我那次是去美国和古巴、哥斯达黎加、墨西哥。后来2016年我又去（北美和）南美四个国家访问，这样他们一站一站地接待我，我也做旅游，加拿大、美国、巴西、阿根廷、智利和秘鲁，前后转了55天。这也算是公私兼顾，讲课的前后，有时间我就去参观这些国家的名胜，特别是自然文化和文化遗产，也圆了我去拉美的梦。我已经70多岁了，现在身体好，再不去以后也去不了了。
那次是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其他的经常有一些突然邀请，比如今年我去韩国做过评委，首尔大学请我去的，然后突然埃及的文化参赞说需要会讲英语的评委，我又去了埃及，夏天又去了哈萨克斯坦的电影节，后来又去了西班牙的电影节，再去了土耳其的一个电影节，前段时间又去了印度。今年算是出访比较多的。
界面文娱：这些电影节有的在中国并不知名，去看了这么多，你有看到什么不一样的新鲜的创作吗？
谢飞：应该讲很新的东西不多，电影节实际上最早是二、三十年代创办的。在胶片时代除了电影院之外就没有其他方法看电影，他们就通过电影节来放一些市场上看不到的那些片子，商业片在市场上看得到，一些很文艺的不成。尤其最近半个世纪，全世界商业市场都被好莱坞垄断，其他国家、民族的，特别是第三世界的电影根本没机会看，于是开始组织电影节，所以以前电影节全世界哪儿都有。
电影节都应该是爱好者民办，政府支持，并不需要花国家和纳税人的钱，因为爱电影的人只是一部分。全世界电影节非常多，（有的国家几乎）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电影节，但中国电影的电影节开展比较晚，从上海到北京，到最近才各地都有。可事实上，因为有了录像带和DVD，其实我们可以通过其他方式看到电影了，用不着去电影节。特别现在有了网络，电影节的重要性已经远不如前了。不过我们国家（的电影节和电影展）才刚刚开始，我还是支持有这个机会让电影爱好者去看电影的，除了国家批准的这几个电影节之外，像FIRST、平遥、重庆青年电影节和我们这次广州南方电影盛典，我觉得都是好事情。
界面文娱：既然在世界范围内，电影节展的重要性都相对变低，你认为内地这些初创没多久的电影节展应该如何提高自己的存在感呢？
谢飞：个人认为，政府一定要明白，文化艺术既是文化又是商业，应该按市场规律来做，所以政府可以支持几个规模比较大的，像北京、上海，包括最近的海南、丝绸之路。电影节一定不要太过看重走红毯和闭幕式的TV SHOW，因为全世界的电影节很少有钱做这么大的开闭幕式，因为开闭幕式跟电影没有关系，也不放电影，弄些明星来歌舞花钱太多了。电影节是要推广电影，我建议国内的一些电影节展，主要目的是放电影，介绍电影工作者和观众互相交流，提高电影的品质，特别是（放映）那些商业市场看不到的有价值的电影。电影节的本质要把握好，因为中国各个城市刚开始办电影节展，势头还是好的，但不要花那么多钱，不要搞形式主义，而是让更多人看到好电影。
而且电影节的票钱，应该便宜于普通的票，像我这次去印度喀拉拉邦国际电影节，人家7天放200多部电影，每个爱好者都能来，用1000卢比买一张卡，折合人民币一百元，所有片可以随便进去看。如果人坐满了就进不去了，所以到处都能看到排长队。尤其这次放《寄生虫》，简直是爆满，走廊里都坐满观众。喀拉拉邦在印度南部，印度共产党在这里经常执政，特别重视教育和文化，他们的文化程度是印度所有邦里最高的，妇女的识字比例，在印度其他地方只有30%到40%，喀拉拉邦达到80%到90%，所以文艺片的观众也很多。
其实还有哈萨克斯坦，1997年新建首都是阿斯塔纳，搞了一个国际电影节，我这次也是去当评委。他们很重视中亚地区各国的电影，比如我在那儿看到俄罗斯的一个很像蒙古族的电影，还有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的电影，非常有特色。
办一个电影节，一定要有特色，人家到你这儿来看的是独特的主题和一些电影的文化，而不是非要跟戛纳、柏林、威尼斯这样的三大电影节去比。
界面文娱：你还去过什么有意思有特色的电影节？
谢飞：还有一个西班牙的荔枝电影节，是西班牙华人出钱支持版的，因为西班牙没有荔枝，由中国南部的荔枝过去做甜食，所以叫这个名字。这次他们安排在一个西班牙的艺术电影院，有106年历史，三个厅专门放艺术片，有很多中老年为主的艺术片观众，票价只要2欧。我的电影英语字幕早就做好了，西班牙语的也做好了，法语也基本做好了，俄语的正在做。我去过俄罗斯的好几个电影节，一个在我们叫海参崴，他们叫符拉迪沃斯托克，办得很好，还去过外贝加尔湖州的一个电影节，这结果都是除莫斯科电影节之外的其他电影节，因为每个地方都有这样历史悠久的电影节，每个城市都有电影爱好者。
界面文娱：这些特色，或许也是在流媒体出现后电影节能够持续维持办下去的基础之一。你怎么看网络、蓝光碟的传播，对电影传播的影响？
谢飞：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关键我们要变一个观念，就是认为电影只是在电影大银幕上看的，其他就不叫电影，这是不对的。我教了50多年电影导演，学生出去后能拍电影，也会拍电视剧，又会拍网络电影。用影视为主的戏剧叙事，是同一个手段，只不过篇幅长短。电影院为什么多年都是那样？因为两小时之内看一部电影是最合适的，后来有了电视就有连续剧出现，可以更长。有了网络之后，就可长可短，可以是几分钟，甚至抖音上一分钟也可以。
希望不要盯着这些银幕，它们现在都已经上座率极低，很早以前就只有15%，很多电影院现在开销太大，房租太贵。这个不是办公室里的人说得准的，它是市场行为，需要电影院就有人投资，像餐馆，这里没有就有人开，太多了就倒闭了，电影院也不能去规划，要靠市场（调节）。全世界范围内电影院都是下降的，家里买一个60、80寸的电视，比电影院看得好多了。没有见过一个人去电影院就是为了跟不认识的人共同哈哈大笑。必须大银幕看才叫电影，这是错误的，一定要看到这个网络的威力。
我觉得只不过是观看、销售的载体变了。现在全世界正处于一个重大革命，就是影院电影的销售要被网络销售替代。他们美国过去只是影院为主，上世纪60年代电视出现，相对抗了一段，（影院）开始做宽银幕，让电视不能比。后来发现这是错误的战争，必须合作，电影院演完卖给电视，电视能回收一笔钱。后来录像带出现，录像又收回一笔钱。他们防止盗版，把它法律化了。Netflix的前身就是90年代做DVD的，价格很便宜。咱们就是盗版DVD泛滥，正版谁也不愿意买，从90年代中国电影改革滞后，中国人养成了一个免费看盗版的习惯，这个恶劣的现象一直到今年还在网上存在，虽然也封杀了一些，比如胖鸟，但还有大量的网站在非法地放没有版权的外国片和中国片。我认为国家首先要治理这个问题，坚决把网络上的盗版（取缔），要求大家要买版权。如果都禁止了，还要允许这些网络公司去买新的电影，建立一种迅速的机制，把它们引进来，网络公司也收钱回来。
如果我们能把视频网站变成发行电影的主要平台，我觉得很多家，比如一年年费200块或者月费多少钱，都会去买，但现在因为盗版在那儿，我干嘛要买啊。所以首先要禁止（盗版），要法律化。我们参加了国际的版权组织，老不遵守这个是很丢脸的事情，很不应该的事情。
界面文娱：只有打击盗版为前提，才有可能建立健全的正版生态。
谢飞：摆在眼前的，就是政府领导管理部门最重要的责任，是建立科学的、法治化的、禁盗版的电影市场，包括网络、影院或是电视、碟片，用几年的功夫迅速建立这个。我相信（完成这个），中国电影的票房收入一定应该超过北美了。包括在海南电影节，我参加了网络电影高峰论坛，我就明确提出，我们要共同去迎接和建造以网络营销为主的多元化流媒体电影市场，这个电影，都是电影，长长短短都是电影，但是这个营销未来是网络为主。网络电影的营销，也应该学习100年来电影的营销的各种方式，也要参加电影节，也要敢于搞高质量的电影。
那天有人算了，七八百部生产的电影，投资在1000亿元，结果票房才奋斗出600多亿，50%还要留给影院，给制片的也就200多亿，这是一个大赔本买卖。可我们有14亿人口，如果科学地进行放映，让电视、网络、流媒体上看电影的人都付一定的钱，当然应该回收早就超过北美了。他们很早就做到了影院收入占回收的30%，影院后占70%。我们需要建立法制的回收工程，有关部门领导用法律的方法把这个建立，给我们方法和法律，让业界自己去建立，让制片协会跟网络协会他们去博弈，这是商业行为。
界面文娱：但大银幕上，比如杜比影院、IMAX影院这样的视听效果，在其他设备上是很难实现的，有一部分电影可能就是只能在效果很好的大银幕才能感受到完整的体验。
谢飞：这是买家自己决定的，比如我特别欣赏视觉艺术，就买电影票去看，但有一部分观众就是看故事，讨厌艺术片那种形式的东西，他就在电脑或电视上看，并不影响视听，也能欣赏艺术美感。欣赏从来是多元化的，如果你是痴迷影像的爱好者，就去电影院看，就像《罗马》，那个黑白影像漂亮极了。但有很多普通的观众，特别是妇女观众，她受不了这种莫名其妙的……所以为什么《找到你》那种家庭伦理，中老年妇女爱看得不得了，人家就欣赏故事。电影终究是一个讲故事的，大多数人是看故事、看思想、被情感打动的，不是欣赏影像的。我组织过几个不常看艺术电影的人在海南看了一部艺术片，反感，觉得“是什么东西啊，半天不说话又沉闷，我再也不看这玩意儿了，电视剧好看多了”。中国很多电视剧表现了社会生活的很多内容，我们的电影反而脱离生活了。
这次去喀拉拉邦，邦长请我们中国人吃饭，他有个女儿大概30岁，做IT的，在迪拜工作。我突然问她，你说一下最爱的中国电影是哪部。她说很抱歉，我没看过中国电影，她说这次电影节有一部竞赛片还想看。我说你一部都没看过，李小龙都没看过？她说没有，那时候她还太小。后来她说，最爱看韩国的电影和电视剧，觉得特别好看。（她）跟我们东亚人也没什么区别，所以我们走出去的路非常遥远，要让普通的外国人，不是搞艺术的，一个工程师或者一个大学生，都能看到我们中国文化的东西。我们要研究为什么他们爱看韩国的也不爱看我们的。
界面文娱：在FIRST、平遥这样的关注青年电影人的影展上，其实能看到很多青年导演的创作都是艺术电影，不少都在反类型、反故事的。
谢飞：这个我觉得比较有问题。他们做艺术创新我不反对，但大量的艺术创新还是在模仿别人。电影不是咱们发明的，包括长镜头、现实和表现主义的混杂、纪录和故事的混杂，很多人都在做。中国年轻人做是对的，但你一定要内容扎实，如果没有内容我就欣赏不了。我给好多咱们（新导演）的新片打分比较低，一是我觉得内容太单薄了，包括刁亦男最近的（《南方车站的聚会》）黑色电影，所谓的警匪，没有任何背景交代，他跟他的夫人和情人都没有内容，无法感动观众，只不过现在夸他的都是中国终于有黑色电影了，警匪片没人拍得这么地道，这些是可以肯定的，但是你缺少内容，大多数观众是要看主题、人物和情节的丰满程度的，电影从来是一个文学综合艺术，剧作的基础结实度（是基础），无论是《霸王别姬》还是《活着》、《秋菊打官司》，内容非常有特点，非常丰满。我的9个作品里，《香魂女》可能是内容和形式结合地最扎实的，所以不要被形式的花哨所迷惑，作为青年导演不能仅满足于得一个奖，形式上怎么样。我常常跟他们讲，你们不是作家、不是编剧，没有时间去观察生活和思考生活，被大量的导演的事务工作占用，所以你们应该依靠好的编剧和好的作家的作品，要尊重剧作家、尊重文学。
界面文娱：现在大多数青年导演都是自己写剧本了。
谢飞：这就是自以为是了，所以就成不了大器，我觉得成不了大器。我反复讲，1992、1993年是中国电影艺术走出国门达到顶峰的时候，1992年8月《秋菊打官司》得了威尼斯金狮奖，1993年2月《香魂女》和《喜宴》得了柏林金熊奖。1993年5月《霸王别姬》得了戛纳大奖。同一年三大电影节都被华语电影占到，这在全世界是没有的。像我去年去巴西，一个教电影史的老师就说她印象最深的中国电影是《霸王别姬》和《黄土地》。所以一定要想到两种方式，一是艺术片用电影节的方式走进知识界和课堂，比如一提到日本电影就是《罗生门》，不会讲商业片的。商业电影走进商业市场是另一个，华语电影在北美有两次（高峰），第一次是2002年的《卧虎藏龙》带动中国功夫武侠片，卖了2亿多美元，在它带领下《英雄》卖了6000万美元，艺术片最高的是《霸王别姬》520万美元。后面的艺术片，像贾樟柯的电影能有几十万美元就不错了。美国作为政治军事商业大国，它的通俗文化教育了一代代的（青年人），青年人只接受它的东西，只有到以后如果我们中国特别强大了，学汉语的人越来越多，他们也读得懂《西游戏》、《封神演义》了，这时候才会真的喜欢《哪吒》这样的电影。如果最后人家根本就对中国文化不尊敬，没有兴趣，就不可能占领商业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