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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检最新发布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作了具体规定，明确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可以适用于所有刑事案件。
2019年12月30日，最高检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修订后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简称《规则》）。此次修订，是《规则》历经1998年、2012年两次修订后的第三次修改。
最高检新闻发言人王松苗介绍，修订后的《规则》回应了司法界普遍关注的一些热点，包括加强人权司法保障、保障律师执业权利、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实行捕诉一体办案机制、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等。
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童建明表示，《规则》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和速裁程序作了具体规定，在通则中明确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可以适用于所有刑事案件，并要求各级检察机关在办理案件的各个诉讼环节做好认罪认罚的相关工作。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制度从刑诉法修改通过之日起就已实施，但到今年6月，适用率还不到30%。为此，最高检加强了业务培训和指导，到11月适用率已达到同期审结人数的74.6%，较好地实现了这项制度的预期效果。”童建明表示。
今年10月，“两高三部”共同发布《关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相关问题作了具体规定。童建明指出，《规则》对指导意见的内容予以吸收，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加强对被害人权益的保障，“我国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进行制度设计之初就十分重视对被害人意见的尊重和对被害人权益的维护，这一点与西方国家的‘辨诉交易’和‘认罪协商’制度有着根本不同，这也是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一大特色和优势。”
《规则》在第十章增加“认罪认罚从宽案件办理”一节，集中规定审查逮捕、审查起诉环节涉及认罪认罚从宽的内容，包括及时安排值班律师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犯罪嫌疑人应当在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在场的情况下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人民检察院提出的量刑建议一般应当在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在场的情况下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人民检察院提出的量刑建议一般应当为确定刑等内容。
童建明称，被害人不仅对犯罪嫌疑人是否应当从宽处罚、如何从宽处罚有权提出意见，而且被害人是否获得犯罪嫌疑人的赔偿，是否谅解，还是检察机关对犯罪嫌疑人不批准逮捕、不起诉和提出从宽量刑建议的重要考虑因素之一。
“重点审查三个‘有没有’：就是犯罪嫌疑人有没有真诚悔罪，向被害人赔礼道歉；有没有与被害人达成和解或者调解协议；有没有赔偿被害方损失，取得被害方谅解。这是人民检察院提出量刑建议的重要考虑因素。”童建明表示。
最高检检察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万春介绍，《规则》还强化了司法人权保障，切实维护当事人诉讼权利，包括细化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相关规定，明确侦查机关在对犯罪嫌疑人执行逮捕后未有效开展侦查工作或者侦查取证工作没有实质进展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批准延长侦查羁押期限的决定，防止拖延办案、长期剥夺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
在保障犯罪嫌疑人辩护权以及获得法律帮助方面，《规则》要求人民检察院受理案件后应当了解犯罪嫌疑人委托辩护人的情况，对于符合条件的犯罪嫌疑人，依法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等。
同时，最高检法律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二级高级检察官缐杰指出，《规则》充分保障辩护律师的知情权、会见权、阅卷权和申请调查取证的权利。要求人民检察院对于直接受理侦查案件移送起诉，审查起诉案件退回补充侦查、改变管辖、提起公诉这些重大的程序性事项，应当及时告知辩护律师，以及删除了部分特殊案件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需要经过许可的规定等。
值得注意的是，对社会非常关注的保护未成年人权益问题，《规则》也作出回应。童建明介绍，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既注重保护涉罪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也注重维护未成年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据介绍，2019年1至11月，检察机关共批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28915人，同比上升7.6%；提起公诉38207人，同比上升10.2%。共批捕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犯罪嫌疑人43844人，上升19.4%，起诉56427人，上升25.9%。其中性侵未成年人等犯罪案件上升幅度更大。
童建明指出，《规则》修改充分体现了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和未成年被害人的“双向保护”原则。“完善了与成年人分案办理、讯问时合适成年人到场、附条件不起诉的适用和考察、犯罪记录封存等制度，增加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案件办理要求，并且明确可以借助社会力量开展帮助教育涉案未成年人的工作。”。
“另一方面，对于被害人是未成年人的案件，要求注意办案的方式方法，采取适合未成年被害人身心特点的方法，充分保护未成年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童建明指出，《规则》明确询问未成年被害人，应当以一次询问为原则。这是针对因询问方式不当导致取证质量不高，或者反复询问造成“二次伤害”等问题而作出的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