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张艺
在平安银行地产金融年度白皮书（2020）发布会上，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就当前中国宏观经济特点和下一步宏观经济政策如何调整提出自己的观点。
刘伟认为，2019年中国宏观经济指标达到了年初宏观调控政策预期的目标，但从趋势上看，随着人口红利、工业化红利和全球化红利的消失，中国进入了增速持续下滑区间。
刘伟还预计，2020年中国GDP增长5.5%-6%较为合适，“既照顾到通货膨胀目标的要求，又照顾到失业率目标的要求”。
2019年：年初的悲观论未现，“六稳”目标基本实现
“年初市场有悲观的想法，可能会出现比较高的失业、可能会出现比较大规模的外资撤资、可能进出口贸易出现大规模的下滑、导致外汇储备面临比较大的压力、可能会有大的高新技术企业比较集中的破产等等，这就是所谓当时人们所说的对2019年预期中国经济悲观论。”
上述悲观论未现，刘伟认为，从宏观经济最基本的、关联程度比较高的三个主要经济指标——经济增长速度、通货膨胀率、失业率来看，都在正常的运行区间。
从经济增长速度来看，刘伟预计，2019年GDP在6.2%-6.3%之间。从通胀率来看，CPI也达到预定控制的目标。失业率方面，前三季度增加新就业岗位超过1300万个，调查失业率前三个季度的数据显示是在5.2%，低于5.5%，全年也是如此。
由于三个最基本的宏观经济指标是在预定的目标范围之内，因此，刘伟表示，年初提出来的“六稳”分别是稳就业、稳金融、稳物价、稳外资、稳外贸、稳预期，“六稳”目标基本实现。
这种稳定使得中国经济增长进一步提高。刘伟预计，今年中国GDP总量将超过100万亿元，占全球GDP的比重约16.5%的水平，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人均GDP有望突破1万美元大关，接近世界平均水平。
不过，刘伟特别提出，根据经济发展史的趋势，一个国家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之后，会出现大的台阶性的增速持续下滑。历史上的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均是如此。
因此，刘伟也称，趋势上看，中国进入了增速持续下滑的区间。“经济增长速度进入了换挡期，最初换挡期分析是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转换。从现在的情况看，换挡期的转换可能不是中高速了，可能要朝着中速或者中低速转换。”
刘伟分析，下滑的具体原因，有需求方面的原因，有结构性的原因，又有周期性的，也有偶发的因素促成。
需求方面是周期性的，主要包括几个方面。
一是企业存货。这几年企业去库存很猛，直接就影响到了市场需求，这是市场需求疲软，内需不足的很重要的方面。
二是投资需求。投资需求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增速开始放缓，固定资产投资需求最近十年，几乎平均每年增速下降2个百分点以上。最近两年民营资本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在1位数。国有企业因去杠杆、防金融风险方面的各种因素，投资需求也不活跃。
三是长期因素，创新力不够，没有好项目，产业升级的空间受到限制。即使有钱，也找不到好的投资项目，投资需求增长上不去。再加上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防范要求力度增大，地方政府投资的能力和空间本身也受到了限制，使得今年的投资需求增速放缓的压力比较大。
消费需求方面，这几年国民收入分配的差距扩大，直接降低消费倾向。房地产的价格较高，较大地挤占了居民的储蓄，使得居民消费结构的多样化受到限制。
同时，结构性因素包括三方面的红利开始减弱。
一是人口红利，人口老龄化已经开始了。人口老龄化储蓄率下降，人口红利开始消失。
二是工业化红利开始消失。后工业化社会的特点，工业化基本完成了，快速增长的产业开始夕阳化，要退出，而作为后工业化现代的新兴的产业还没有崛起，或者欲起未起，这个时候在结构上会出现窒息期。新旧功能转换发生摩擦，就是工业化红利开始消失。
三是全球化红利。贸易摩擦对中国的影响程度大于对全球的影响程度。
刘伟称，全球化红利、工业化红利、人口红利三大全面开始减弱，甚至消失，从供给端制约了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
此外，还有其他偶发事情，比如说猪肉价格上涨，并由此带来的通货膨胀担忧，及财政和货币政策的调整，客观上影响了需求的扩张和经济增长。
2020年：仍“稳”字当头，货币政策会更积极一些
下一步宏观经济政策如何调整？刘伟称，刚结束的经济工作会议上，2020年一切经济工作“稳”字当头，强调了“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同时把“稳增长”特别提出来，稳定经济增长，然后稳就业、稳物价、稳金融、稳外贸、稳预期等等。
稳，就是避免经济出现“大起大落”，“大起”就是所谓的通货膨胀，“大落”是经济严重衰退，带来的社会问题就是高失业。
对于2020年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刘伟预计，如果经济增长定在5.5%-6%是比较合适的，既照顾到通货膨胀目标的要求，又照顾到失业率目标的要求。“这一目标比2019年的6-6.5%，我们下调了1个百分点，之所以下调，是现在经济增长下滑的趋势没有触底，还在下滑的通道上。5.5-6%也能满足中长期增长要求。”
不过，光有稳还不够，还得有进，刘伟称，进则是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解决。
货币政策方面，刘伟称将发生一些变化，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要保持流动性的合理充裕。“估计2020年稳健货币政策的内涵比前两年会有变化，会更加积极一些。可能货币供应量、力度、数量都要加大自己扩张的力度。”
就如何实现，刘伟称，过去货币传导机制和现在不一样，过去货币投放很多是靠外汇账款，大量的外汇账款集会把人民币放出去，现在外贸增量各个方面增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以前是投资需求上去，现在投资增速放缓，再通过这个通道增大也有问题。“所以要寻求新的灵活货币政策实现的通道机制，这恐怕要再进一步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