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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黄月
关于如何让孩子健康、快乐地长大，我们在这一年里反思了很多，也做错了很多。
从新闻头条、译介新书到热门电视剧、教育纪录片，育儿焦虑依旧是贯穿全年的热门话题。我们才为《我是个妈妈，我需要铂金包》里上东区妈妈的疯狂咋舌，就窥见北京顺义的富豪太太们同样能为了“鸡娃”使出十八般武艺。我们惊讶又有些惊恐地发现，全球精英父母正在调动全部资源，以确保下一代依然能够栖身上流社会，即使是向顶尖大学行贿也在所不惜——在最好的大学里接受精英教育正是精英阶层再生产的关键环节。而此举的结果是，其他人的机会被剥夺，阶级晋升渠道被堵塞，社会公平的最后一重保障蒙受重创。
除了家庭以外，学校是孩子们成长的最重要的空间，也是他们接受正式教育的场所。在这一年里，围绕师生关系和学校教育的争议也让人目不暇接。人脸识别、智能头环等科技装置看似在用最先进的手段监控和纠正孩子的行为，让他们更专注于学习，然而孩子的眼神动作可以被如是规范化的吗？对于“不良行为”，老师惩戒权的界限在哪里？今年奥数大赛中国队全军覆没，家长们对喊了多年的“素质教育”和“给孩子减负”的质疑再度涌起，不少城市家长担心孩子在经过严格应试教育训练的同龄人面前败下阵来。
随着电影《少年的你》热映，校园欺凌问题再次引发关注。我们从中意识到，校园欺凌在某种程度上是家庭、学校和社会三道防范关口失守，成绩压倒一切的教育体制的恶果。与此同时，未成年人恶性犯罪的案例越来越多，社交网络上对于降低刑罚年龄的呼声日益高涨。
在家庭内部，中国家长依然挣扎于如何与孩子相处。部分父母并不知道如何爱孩子——在他们眼中，孩子不是具有独立人格的个体，不是需要关心与爱护的下一代，而是牟利的工具，或需要无条件服从家长权威的机器。另一方面，具有性别平等意识的家长纠结于如何从小培养孩子的平权意识，尽管他们很有可能会面临外界的嘲笑与误解，或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在国内，《海的女儿》等经典王子公主式童话受到了新时代妈妈们的质疑；在国外，6岁的英国乔治王子因为学芭蕾舞而被一位美国女主播嘲笑。如果这一代成年人不能摆脱性别偏见与刻板印象的宰制，性别平等和个体自由距离我们的下一代依然遥远。
对于一些孩子来说，危险和暴力的荆棘丛生于家庭和学校内外。豫章学院的阴影仍未散去——许多前学员仍在遭受骚扰和威胁，挣扎于这段经历留下的心理创伤——成都又有一所青少年心理辅导中心被指虐童。此外，暴力、性侵和拐卖的恶魔，无时无刻不在对社会中的儿童虎视眈眈。
读到这篇盘点长文的最后，我们或许可以达成这样一个共识：“儿童问题”实际上就是“成人问题”，成人构建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结构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儿童能够得到怎样的对待。
育儿“拼杀战”
1月，《我是个妈妈，我需要铂金包：一个耶鲁人类学博士的上东区育儿战争》一书在中国出版。作者薇妮斯蒂·马丁（Wednesday Martin）为了让儿子“有更好的童年”，全家从纽约下城区搬到上东区，见证了上东区富豪妈妈们的育儿大战。如果说上东区妈妈的疯狂生活对中国读者来说有些遥远猎奇，那么今年7月朋友圈刷屏的网文《海淀家长对不起，顺义妈妈的生活才叫做“不配有梦想”》让我们意识到，全球精英父母在育儿问题上如出一辙：压上全部资源，以确保自己的孩子能够维持精英的阶层身份。
“顺义妈妈”专指在北京顺义后沙峪别墅区一带活动的妈妈，后沙峪距离北京城区20多公里，聚集了一批中国的富豪和明星，堪称中国版的“上东区”。通过爆款网文和媒体报道我们了解到，这些妈妈在成为全职妈妈前大多接受过高等教育，甚至是行业精英，然而当财富积累和年龄上升到了一定程度，当外界能够给予的认可和成就感已无以复加时，她们开始全心全意“拼孩子”，以养出“成功”的孩子作为地位的象征。同样是望子成龙，顺义妈妈和普通中产妈妈的区别在于，她们掌握更多的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本，能够充分调动资源打造孩子的履历，让孩子直接与全球最杰出的同龄人争夺进入欧美顶尖学府的资格。
3月12日，《福布斯》报道称，美国马塞诸塞州联邦检察官安德鲁·莱林在一起全美范围内的大学招生欺诈案中起诉了50人，其中包括曾凭借《美国重案》多次获金球奖迷你剧/电视电影最佳女主角提名的女演员菲丽希缇·霍夫曼、《倾听心灵》演员洛莉·路格林、著名时装设计师莫辛莫·贾恩鲁里，以及多名企业高管，涉案行贿金额高达600万美元，涉事高校包括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乔治城大学、波士顿大学、东北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南加州大学等。据报道，这是美国联邦司法部起诉过的最大的一起高校招生丑闻。
获得顶尖高校的文凭为何总是成为父母的终极育儿目标，甚至不惜违法？界面文化曾在《文凭、技能与地位：如果学到的知识用不上，我们为何还要上大学？》一文中援引美国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在《文凭社会》中的观点指出，大学学历是阶级晋升的重要渠道，因为教育程度是管理人员与体力劳动者的重要区隔手段，大学更多作为一个学生积累文化资本的重要场所而存在，而非提供什么实际的技能。
进入顶尖高校也已成为精英阶层自我复制和延续的途径。今年美国哈佛大学公布的新生调查显示，白人新生中有42%来自年收入超过25万美元的家庭，数量几乎是黑人学生的两倍。在受访者中约有17%的学生来自家庭年收入50万美元以上的超级富豪家庭，12%的学生来自年收入不到4万元的家庭。
界面文化曾在《学区房、密集型教养与育儿陷阱：“鸡娃”时代向何处去？》一文中援引美国西北大学管理学教授劳伦·A·里韦拉在《出身》一书中的观点指出，富裕家庭以帮助孩子进更好的学校，塑造阶级品位、价值观和互动方式等途径，来提升孩子获得优质工作的机会，并因此完成从父母到子女的精英阶层的再生产。在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当下，这场育儿竞争日益激烈，而富裕、负责又消息灵通的家庭往往占据优势地位。在《爱、金钱和孩子》一书中，美国经济学家马赛厄斯·德普克和法布里奇奥·齐利博蒂也指出，当一个社会的不平等程度越高、良好教育的回报率越高，身处这个社会中的父母就越有可能实践密集型的教养方式，中国和美国正是两个典型案例。
这种教育趋势反映了弥漫于全社会的对下一代阶层下坠的焦虑和恐慌。这种焦虑已经形成了“剧场效应”，即看戏时前排起立，后排也不得不站起。当“别人家的孩子”抢跑——特别是那孩子还是“富二代”时——家长如何能心平气和地对待育儿问题？这正解释了今年横空出世的“鸡娃”一词——用以描述中国城市中产家长大搞教育军备竞赛，学区房、兴趣班、家教课层层加码，打鸡血般育儿的现象。
部分中国家长为了让孩子“弯道超车”，甚至求助于伪科学。10月，网络上流传的针对6-12岁儿童的“量子波动速读法”的视频引起关注。在视频中，一群正襟危坐的学生以夸张的速度来回翻动书页，号称“1-5分钟看完一本十万字的书籍并且可以完整复述内容”。所谓的“量子波动速读”（Quantum Speed Reading）号称能“通过想象训练、视觉训练、高速试读训练等，激活我们大脑的松果体”，“掌握不可思议的跨语言阅读能力”。尽管无论是从常识来讲还是科学来讲，量子波动速读都站不住脚，却依然架不住它成为儿童课外辅导市场中热炒的概念，在全国多座城市均开设了学费高昂的培训班。当“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成为很多家长的共识后，家长在育儿焦虑和攀比心理的驱使下更容易失去理性，掉进教育骗局。
公众已开始反思这种对家长和孩子都压力重重的教养方式。今年暑期热播的电视剧《小欢喜》以及纪录片《他乡的童年》在揭示中国教育和家庭问题的同时，也试图给出一些替代性方案。《小欢喜》总制片人徐晓鸥认为，《小欢喜》与其前作《小别离》其实都试图为父母对分数至上的坚持和孩子对自我兴趣的追求之间的矛盾提供某种弥合方案，这背后反映的是中国社会近几十年来急速转型、代际间生活经验和价值观差异增大的状况。《他乡的童年》导演周轶君则在接受界面文化采访时指出，每一个社会、每一个家庭对“好的教育”有自己的标准，能够让孩子认识自己、获得内在驱动力的教育就是好的教育。
这也是我们在愈演愈烈的育儿“拼杀战”中需要自问的问题：当我们以“为孩子好”的名义将之放入某个成功模板或主流路径中，我们是否忽视了儿童自身的诉求和主体性，剥夺了其选择的权利？更重要的是，当“成功”的定义只有一种——名校毕业、高薪工作——我们是否也抹杀了人生意义的多种可能性？正如接受《每日人物》采访的一位顺义妈妈所意识到的：
“她想到一个可怕的死循环：她用最好的资源培养了小孩，或是上了藤校，小孩过上一个比较优越闲适的生活。但人生真正的意义在哪里呢？‘他还是重复我的路。’”
学校教育的边界
9月初，中国药科大学在部分教室“试水”安装人脸识别系统用于日常考勤和课堂纪律管理的新闻引起轩然大波。据媒体报道，摄像头会每隔30秒扫描学生的表现，学生举几次手、打了几个哈欠都能被识别到。
10月底，浙江金华市孝顺镇中心小学学生佩戴智能头环以检测注意力的新闻也引发关注。据某电商的产品介绍，这款智能头环采用了“优化的NASA公开算法及专注指数算法信号传输和特征提取前沿技术”，通过分析和采集使用者的脑波，可以清晰地知晓其专注值。头环的前额灯处还配有三种表示不同注意力状态的颜色标识——蓝色表示“放松”，橙色表示“集中”，红色表示“忘我”的集中状态。老师可以此评判、检测学生的注意力状况，把控并调整上课的状态，提高学生学习的效率。
中国课堂向来重视纪律，家长也希望孩子“一心扑在学习上”，这是此类技术得以在部分学校投入使用的社会心理基础。即使是面对非议，智能头环公司创始人仍在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表示，通过真实的数据，学生能够“更好地了解自己”，“才能不断地改善提升自己”。
用技术手段规训儿童实际上是违反人性的。《新京报》评论指出，中小学一节课的时间在45-50分钟，这是根据该年龄段孩子注意力集中情况作出的设置，然而人脑是不可能做到在四五十分钟的时间里从头到尾保持同等程度的注意力的，大约有20%-50%的时间大脑会“放空”，这属于正常反应，但人工智能技术并不能分辨这种情况。另外，无论是人脸识别还是智能头环都有侵犯个人隐私、把孩子当作流水线产品机械对待的危险，对孩子的身心发展有害。
同样是在校园范围内，教师是否需要“教育惩戒权”也在2019年引起了许多讨论。2019年7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提出“制定实施细则，明确教师教育惩戒权”。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进一步表示，“将抓紧修订《教师法》有关规定，明晰教师教育惩戒权的行使。”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棍棒底下出孝子”是中国儿童教育的主流方式，随着社会发展和观念进步，整个社会对体罚的态度出现转向——孩子的人格尊严、自由意志越来越受到尊重，爱与鼓励的教育更多受到提倡，加之少子化让孩子对个体家庭来说愈加金贵，这些因素都使得学校里的惩戒成为了一个尴尬又充满争议的问题。部分教师的体罚行为严重伤害了孩子的身心健康，激起了严重的家校矛盾。但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学校在孩子社会化的过程中扮演着甚至比家长更重要的角色，教育让孩子学会区分行为的对错，帮助孩子形成规矩和法律意识，况且部分孩子可能参与了校园欺凌等恶性事件，如果完全放弃惩戒权，就等于放弃了对这部分入歧途的孩子的教养和规训，这无论对家庭还是社会都是不负责任的。因此，教育惩戒权是必要的，但需仔细厘清惩戒与体罚的边界，防止惩戒权被滥用。
另外，“教育公平”问题在2019年频频引发人们的焦虑，学校经受着不同利益相关方的博弈撕扯，矛盾似乎越来越难以调和。4月28日，在深圳市高三第二次模拟考试中，民办学校富源学校有六名学生上榜理科全市前十名，以黑马之姿力压深圳四大名校。有人扒出曾有多名河北籍学生入学富源，并取得了优异的高考成绩。7月，“高考工厂”毛坦厂中学计划在上海招收300名学生去毛坦厂中学上课的消息也引起了广泛关注，但在舆论发酵后这一消息被证实为虚假宣传，相关项目取消。这两起事件提醒我们，“高考移民”不仅没有在严厉的政策打压中销声匿迹，反而呈现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新形势。
争议背后依然是育儿焦虑。在高考依旧是决定学生是否能上好大学的唯一凭据、教育改革——即弱化应试教育，给学生减负——在各大城市进行多年仍未止步的当下，“素质教育”的意义开始受到质疑，这种声浪在今年2月罗马尼亚大师杯数学竞赛中国队全军覆没的新闻曝出后达到顶点。“素质教育”的反对者有着不同的出发点：一些人认为，这将让大城市中学的孩子在奉行应试教育的地方学校的同龄人面前丧失高考竞争力；另一些人则认为，过多强调素质教育——即在人才选拔过程中过多强调考试分数之外的因素——反过来会削弱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本较少的农村学生的教育机会。
究其根本，在于中国教育资源的长期分配不均，而阶级固化和优质教育资源流失正在加固这一趋势。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教授刘云杉在接受界面文化采访时指出，在教育公平的诉求下，学校不被允许特殊对待“好学生”，这是这些年推行教育改革的大背景；然而在优质资源短缺的当下中国，教育依旧需要发挥人才筛选的功能，在学校的教育和人才分层功能被弱化后，焦虑的家长不得不自行以经纪人的方式重组孩子的教育资源。于是一个怪相出现了：大城市开始推行素质教育，而中小城市、乡村与社会中下阶层则越来越依赖应试教育来“逆风翻盘”，两种理念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碰撞和冲突；学校究竟应该在孩子的教育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发挥怎样的作用，也正引起越来越多的争议。
扭曲的亲子关系
4月9日，一则视频在社交网络上广泛传播开来：一个儿童模特不愿完成摄影师指导的动作，一位成年女性飞快上前用脚踹了她一下。后经网友确认，这位童模名叫妞妞，踹她的女性是她的母亲。很快，另外一则拍摄于3月的妞妞妈妈“虐童”视频也被网友扒出。妞妞妈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解释称，踢女儿是一时情急，因为她会往马路上乱跑，平时自己很少打孩子。她还表示，“全家靠妞妞一个人养”的说法并不属实，丈夫还是在工作的。媒体调查发现，事件发生地浙江省湖州市织里镇在2018年有1.3万家童装生产厂家，这还不包括对童模有大量需求的淘宝店。在这条成熟完备的童装产业链条中，童模是其中的一环，吸引着诸多家长带着自己的孩子前来淘金。
童模妞妞被打事件让“童工”这个本应尘封于历史中的名词再度浮现于公共舆论场中。随着时代发展，在今天的普遍观念里，儿童不再是家庭补充劳动力，而是“经济上无用而情感上无价的孩子”，未成年人的生活应该是为成年生活做好准备（比如接受九年制义务教育），而不是去赚钱（这实际上也是违法行为）。然而这起事件提醒我们，21世纪商业社会中涌现的新产业和新工种实际上为“新型童工”的出现创造了许多灰色地带。
很多时候，我们甚至难以用道德去谴责让孩子去当童模的家长。家长的动机可以是多种多样的，无论是利用这段经历去丰富孩子的履历，为孩子的未来积累经济资本，还是自身能力有限、依靠孩子成名来实现整个家庭的阶级跃升，这之间的界限恐怕难以界定。但无论是哪种情况，孩子的自主性都面临着被无视、被利用、被扭曲的危险；孩子的童年或将失去原本的无忧无虑，他们与父母的关系也将更为复杂。
扭曲的亲子关系还体现在父母对孩子的不合理规训上。1月，歌手孙楠一家因接受“一条”的采访而上了热搜。通过采访视频可知，孙楠妻子三年前带着四个孩子搬到江苏徐州，过着异常俭朴的生活，孩子们在当地一家据说“创办了28年的传统文化学校”华夏学宫学习。几个孩子能熟练背诵《弟子规》，女儿们还要学习女红，因为“她要做妈妈，做妻子”。根据媒体查证，华夏学宫是一所以“国学”为特色的全日制学校，每年学费超过十万，但其不并具备全日制教学的办学资质。
近年来，部分家长推崇“传统文化教育”“国学教育”，让孩子退出正规学校教育的新闻屡屡见诸报端。这其中既体现了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饥渴”，更潜藏着家长希望孩子更听话、顺从、孝顺的隐秘心理。许多被媒体曝光的此类机构不仅不具备全日制教学资质，而且自身的教育体系非常可疑——诸如《弟子规》一类的“国学经典”已被许多研究者认为大多内容为文化糟粕，家长们不加分辨地照单全收对孩子的心智成长百害而无一利。这不禁让人怀疑，上“国学班”真的是为孩子好吗？
日前，演员杨烁在新一季《爸爸去哪儿》中的表现也让我们意识到，“情感暴力”不只存在于亲密关系中，也存在于亲子关系中。杨烁在节目中对儿子杨雨辰要求异常严苛，无论儿子做什么说什么，他都以责怪回应，儿子在他面前总是战战兢兢。
杨烁在节目中的表现迅速登上热搜，引起了许多网友的愤慨。杨烁本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是为了孩子好，给孩子“挫折感锻炼”。这种扭曲的关系——以“为你好”为名吝啬给予赞美和鼓励，反而用泼冷水的方式鞭策孩子“知耻而后勇”——或许并不罕见。
近年来，公共舆论中出现了不少对“中国式家长”的反思。去年一档“天台告白”的亲子节目中，一位女中学生在天台上指责妈妈总是用自己的学霸闺蜜举例来反衬自己的不足；今年暑假，电视剧《小欢喜》中宋倩对女儿无止尽的苛责也让观众直呼“窒息”。越来越多人认为，持续打压和否定并不能让孩子取得家长想要的效果，反而会给孩子造成极大的情感伤害。与此同时，家长漠视与孩子真诚、平等的交流，一味要求孩子无条件服从自己的指令，奉行“狼性教育”，实际上也间接导致了各种以严苛惩罚为重要手段的训练营和教育机构的涌现——当家长觉得自己教还不够时，就把“挫折感锻炼”的任务外包给机构，坐等收获被调教好的“完美”孩子。
另外一段视频暗示了杨烁平时与儿子的交流并不多，他甚至看不懂孩子作业本上的数字代表什么意思，网友因此嘲讽他是“诈尸式育儿”。这在另一方面也提醒我们注意家庭育儿过程中父亲角色的长期缺位。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的一项最新研究发现，在当代中国家庭中，父亲参与育儿的水平明显低于母亲，与孩子的情感交流也偏少。两位研究者指出，父亲参与育儿对青少年发展有极为重要的影响，影响程度不亚于母亲；相较于单纯参与事务性的育儿活动，父亲与子女的情感交流对青少年发展的影响更大。
已经有一些国家机构推出政策鼓励父母更深入地参与育儿活动。2018年6月，江苏省开始施行《江苏省妇女权益保障条例》，提出“共同育儿假”，鼓励用人单位在女方产假期间安排男方享受不少于五天的共同育儿假。今年12月初，部分地区提出“子女0-3周岁期间，鼓励用人单位每年给予夫妻双方各十天共同育儿假”，也引起了不少关注。12月18日，民政部、国资委等五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劳动密集型企业进一步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农村务工人员高度集中的企业，引导务工人员对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依法履行监护职责，同时将监督务工人员履行监护职责的情况，纳入职工诚信体系建设。
然而，如果没有政府的配套福利措施，成本需要由用人单位和个体家庭承担的话，这些意见难免会成为一纸空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由城乡二元发展模式长期持续、进城务工人员难以在打工地为孩子谋取教育机会导致的，一味要求打工者个体承担育儿责任，既不合理也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被伤害的儿童
10月25日，一则题为《因为曝光豫章书院，我朋友被逼到自杀》的视频在Bilibili发布，将这一沉寂了许久的教育机构再度拉回舆论聚光灯下。豫章书院是一家位于江西南昌的戒网瘾和德育学校，号称通过国学教育“帮助存在青春危机的人群实现优秀人生”。然而在2017年11月，这家机构被曝光对学生施行“龙鞭”等一系列严酷的体罚措施，被责令关张。两年时间过去，豫章书院不仅没有销声匿迹，反而于今年4月15日更名为堂渊文公司，并对曝光者进行威胁报复。
尽管公众普遍对豫章书院的所作所为表示愤慨，呼吁公共部门采取行动，但直至今日豫章书院也没有正式接受法律制裁。据澎湃新闻报道，一位学员曾于2017年反映书院存在非法拘禁的情况向警方报案，但因证据不足，检方退补侦查。直到今年11月14日，该案增添新的报案人，南昌市公安局青山湖分局才再度立案。在这两年时间里，豫章学院许多前学员依然苦苦挣扎于长期遭受虐待所产生的严重心理问题，严重者甚至曾尝试自杀或犯罪。
11月23日，《南风窗》杂志刊发《以拯救的名义，他们把孩子送进地狱》，将另外一家虐童机构曝光在公众面前。根据当事人举报，成都嘉年华青少年心理辅导中心打着“拯救孩子”“拯救家庭”“矫正问题少年”的名义，对学员进行虐待。尤其令人发指的是，中心内部形成了一套校长、心理老师、教导员、骨干、老生、新生层层欺压的暴力等级结构，位于底层的学员被灌输绝对服从的观念，动辄遭受“上位者”的折磨。一些学员因不堪忍受折磨而绝食、自残、自杀或反抗，反抗失败者面临的是更为严酷的暴力惩罚，而有幸离开的学员普遍心理问题严重。
像“豫章书院”“嘉年华”这样严重违反人性、违反法律的教育机构之所以一直有市场，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上文所述的扭曲的亲子关系。一些父母对子女的期望过高，缺乏平等沟通的意识，一味要求子女无条件顺从，子女一旦有“越轨之举”就被视为“大逆不道”，需要强力纠正。在体罚已不被正式教育机构和主流文化许可的情况下，一些“另类”的民营教育机构开始扮演这一“纠正”角色。经过这般残酷对待的孩子，即使能够对家长“听话”，其精神与心理也遭到了毁灭性打击，难以拥有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在社会中立足。
在这一年里，我们依然心痛地看到侵害儿童的案件在全社会中屡屡发生。5月2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召开新闻发布会，会上披露的数据显示，2018年以来检查机关共批捕侵害农村留守儿童犯罪2969人，起诉3593人。12月20日，最高检通报检查机关依法严惩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加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工作情况。通报显示，近年来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数量持续上升，2018年1月至2019年10月，全国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侵害未成年人案件8.06万人，起诉10.07万人，其中2018年全年批捕、起诉人数同比分别上升18.39%和6.82%；2019年前10个月批捕、起诉人数同比分别上升22.95%和28.63%。
从家庭到学校，从私人空间到公共空间，面对不负责任、心存歹意的成年人时，儿童处于极其脆弱无助的境地。针对涉未成年人犯罪行为，国家机构在这一年里采取了以下行动。7月上旬，由国家卫健委组织起草的《托育机构设置标准(试行)(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文件拟规定，依法建立托育机构及其工作人员黑名单制度，禁止有虐待、伤害婴幼儿记录的机构和个人从事托育服务。同时文件拟规定，托育机构监控报警系统确保24小时设防，婴幼儿生活和活动区域应当全覆盖。监控录像资料保存期不少于90日，不得无故中断监控，不得随意更改、删除监控资料等。
7月26日，最高法院发布了九起涉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典型案例，涵盖全国首例性侵类宣告从业禁止案、全国首例儿童权益代表人参与诉讼案、全国首例撤销监护人资格案等，12月18日，最高法院指出，针对强奸、猥亵等性侵儿童犯罪的多发态势，人民法院坚持零容忍立场，对犯罪性质、情节极其恶劣，后果极其严重的性侵儿童案件，坚决依法判处死刑。
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公布，这是这部制定于1991年的法案继2006年之后再度迎来大规模修订，条例从72条增加至130条。修订草案创设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的从业查询及禁止制度，旨在将有性侵害、虐待、暴力伤害未成年人记录的人从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行业中隔离剔除。针对未成年人监护人监护不力，甚至存在监护侵害的现象，修订草案新增了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强化了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的第一责任，增设了发现未成年人权益受侵害后的强制报告制度。
除了虐待和性侵儿童，拐卖儿童的问题也牵动着全社会的心。10月，社交媒体被两张“梅姨”画像刷屏。“梅姨”是一位真实姓名不详的人口贩卖嫌疑人，牵涉9宗拐卖儿童案，其中一宗是曾被媒体广泛报道的“2005年婴儿申聪在广州增城被抢案”。今年9月以来，网传“梅姨”曾在多地被发现，但经核实后均被排除嫌疑。十多年过去，这位拐卖儿童的犯罪嫌疑人依然逍遥法外，而孩子被拐走的家庭已然破碎。
未成年人的罪与罚
今年6月遭遇撤档风波的电影《少年的你》于10月25日正式上映，取得票房和口碑双丰收。电影因罕见地呈现了校园欺凌问题而备受关注。
校园欺凌是个一直被讨论却不被重视且貌似难以根治的问题。日本《校园欺凌预防对策推进法》将校园欺凌定义为“学生因为相关人士的心理、物理攻击而受到精神上的痛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今年发布了《数字背后：结束学校暴力和欺凌》报告，指出全球范围内有32%的学生在近一个月内被学校的同龄人欺凌至少一次。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主任亨丽埃塔·福尔表示，校园欺凌会影响学生的学习状况，而长期持续则会导致抑郁、焦虑乃至自杀。
4月，腾讯访谈节目《和陌生人说话》采访了曾遭受校园欺凌长达十年的王晶晶。2008年，家境普通却成绩优异的她考入了当地重点中学温岭中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一天，两名男生打闹时不小心摔碎了她的茶杯，她的同桌开玩笑说王晶晶这个杯子要300万，此后，关于她的谣言和诋毁开始在学校贴吧流行开来。她遭受了越来越多的群体性暴力和荡妇羞辱，不堪重负之时曾自残、抑郁、尝试自杀，这位曾经的优等生不得不退学复读，进入专科学校。然而欺凌行为并没有随着她离开学校而结束，直到2018年，她将当年学校贴吧的管理员、直到2016年仍在发帖恶意中伤她的蒋某告上法庭并胜诉（蒋某被判三个月有期徒刑），王晶晶的十年噩梦才算告一段落。
校园欺凌为什么会发生？《少年的你》尝试给出答案。“澎湃·有戏”作者曾于里指出，校园欺凌是家庭、学校、社会三道关口失守的结果：电影中的欺凌者魏莱来自一个富裕家庭，长得漂亮，成绩好，很受同学欢迎，然而她的另一面是在家承受来自父母的高压力，因为复读，父亲甚至一年都拒绝跟她讲话。在家庭中遭受欺凌后，她在学校变成了欺凌者，在欺负他人的过程中释放不安全感。在学校方面，在高考压力当前、成绩压倒一切的情况下，对学生的道德教育、生命教育和法制教育被忽视了。整个社会也未充分意识到校园欺凌问题的严重性，建立完备的防护机制——电影中的老师和警察都以“高考要到了”为由轻松放过欺凌者，这让她们更加有恃无恐。
近年来，有关部门针对校园欺凌问题也推出了一些措施。2017年11月，教育部等11个部门联合发布了《加强中小学生欺凌综合治理方案》，校园欺凌治理行动的风潮正式在全国掀起。在2018年，共有31个省市自治区推出了相关方案，其中天津从当年11月21日起实行了全国首部规范校园欺凌预防治理地方性法规。然而报道指出，这些方案大多缺乏强制力，在法律层面校园欺凌行为仍然缺乏惩处依据。今年10月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将校园安全和学生欺凌问题列为当前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面临的新形势之一。鉴于此，修订草案增加了学生欺凌及校园性侵的防控与处置措施。
除了校园欺凌之外，诸多未成年人恶性犯罪事件也在不断敲击着公众的神经。3月16日，盐城市建湖13岁男孩邵某因不服母亲管教将母亲杀死。10月20日，大连沙河口区13岁男孩杀害一名10岁女孩，因男孩未满14周岁，未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依法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只对其进行收容教养。10月末，四川仁寿城北实验初级中学一学生颜某因“对老师日常管理不满”，在老师黄韬（化名）吃完午饭回到教室的途中持砖砸伤。这些恶性犯罪事件令人惊骇，由于未成年，他们无需承担与成人犯罪者同等的刑罚，也在社交网络引发了是否应该调低刑罚年龄的讨论。
然而我们应该意识到，更加值得注意的问题在于将未成年人导向犯罪道路的是怎样的社会土壤。“人性本善”和“人性本恶”是哲学家们自古以来就争论不休的问题，这一争论之持久或许正说明了孩子的心智、观念和性情受外部环境影响之大。如何引导未成年人向善、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是讨论如何严加惩罚之余更需要重视也更加迫切的问题。
性别教育的反思
进入反性骚扰运动时代，具有性别平等意识的家长还纠结于如何从小培养孩子的平权意识，尽管他们很有可能会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或面临外界的嘲笑与误解。
3月24日，微博网友“轻成一只飞燕”表示，自己从来没有给女儿讲过《海的女儿》这种“经典童话”，批评男性作家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写的童话毫无逻辑可言，一味强调女性牺牲、自我阉割和“恋爱脑”。她得出结论，所有有着幸福快乐结局的王子公主式童话都不适合讲给女孩听，因为女孩不能只是“年轻美丽柔善可欺”，嫁人亦非女孩人生的唯一选择。这条微博在短短几天时间内就转发过万，在中文互联网内引起了广泛争论。
对经典童话中陈旧性别观念的批判不止在中国发生。英国演员凯拉·奈特莉也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像《灰姑娘》《小美人鱼》《白雪公主》之类的故事她都不会给女儿看。虽然女儿每天都吵着要成为公主，但她会告诉女儿：“你不想成为公主，你要成为女王，因为女王才拥有权力。”4月，据《卫报》报道，巴塞罗那多所幼儿学校计划清理带有性别歧视色彩的童书，被审查的童书包括《小红帽》和《圣乔治》的多个版本，相关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孩子们阅读的书籍类型非常重要，许多传统图书带有浓烈的性别偏见色彩，能够对此做出改变是件好事。”
在《海的女儿》引起的争议中，反对者认为这是女权家长的“上纲上线”，让意识形态先行，却无视经典童话的文学价值，并粗暴地剥夺了孩子自主选择的权利。然而将这一事件置于社会大背景下来看，我们应该理解女孩家长的这种应激性反应：正如界面文化在《安徒生<海的女儿>惹争议，我们是否可以用女权理论批判一切？》一文中指出的，当下中国女性面临性别不公加剧、发展空间收紧等种种危机，我们难以再向下一代的女孩们掩盖这一严酷的真相，从小教导女孩不要恪守传统性别规范，成为自己人生唯一的主体和决策者，走出父权制的藩篱，因此被认为是当务之急。当下部分家长对经典童话的反思和拒绝，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反映了由于性别平权教育素材缺乏而导致的“孤军奋战”的焦虑感。
但值得警惕的是，童话中的性别歧视被包装成了一个只关乎女孩的问题。在接受界面文化采访时，复旦大学社会发展公共政策学院助理教授张聪指出，当下社会主流在性别问题上对男女要求依然存在极大的不一致，人们要求女性改变性别意识，但对男孩的要求还是一如既往——在女孩被要求跳出“温柔、顺从、听话”这些传统女性特质的同时，男孩依旧被规训不得哭泣、不得胆怯、不得敏感、不得“娘娘腔”。不将男性纳入性别问题讨论的后果就是，两性很难在性别问题上达成共识，导致在性别观念先进的女性和性别观念落后的男性之间产生越来越严重的冲突乃至暴力犯罪。
8月23日，《早安美国》女主播Lara Spencer在节目中报道了已经6岁的乔治王子的课程表，在谈及这位未来的英国国王在上芭蕾课时，她用一种带着淡淡嘲讽的语气说：“他看起来在芭蕾课上很高兴啊！威廉王子说乔治王子非常喜欢芭蕾。那让我来告诉你吧，威廉王子：我们要看他的新鲜劲会持续多久。”Spencer的言论引起诸多抗议，批评者认为，她的话语中隐藏了一种男性偏见，即正常的男性（基本上等同于异性恋男性）是不会去跳芭蕾舞的。我们无奈地看到，即使是身处精英阶层的男孩依旧会面临性别与道德交织的无理规训，更不要提那些家庭条件更差的男孩了。
时至今日，我们应该意识到，所有的性别观念、偏见和文化范式都不是“天生如此”，而是社会建构的结果，它们形成于孩子与外界交流互动、逐渐社会化的过程中，与孩子关系最为密切的家长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研究表明，父母才是形塑学龄前孩子性别刻板印象的最大推手，而这亦与成人世界既有的性别分工和性别观念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对孩子进行情感教育时，父母很有可能受到自身性别偏见的束缚或影响，于是这套文化编码在潜移默化间就传递给了下一代。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能否为孩子创造一个更平等、更自由的未来，取决于当下的成人如何思考、如何行动。
尾声：儿童问题就是成人问题
我们常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是“未来的希望”。无论是个体、家庭还是整个国家，抚养下一代都是一项意义重大、不容懈怠的责任。在这一年里，我们看到的种种与儿童相关的新闻揭露了一点：“儿童问题”实际上就是“成人问题”，成人构建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结构决定了儿童能够得到怎样的对待。
在人的自由意志和主体性不被充分尊重、上下尊卑等级意识强烈的社会里，孩子被一味灌输家长和老师的意志。他们在学校里被人脸识别技术和智能头环规训成丝毫不得犯错的学习机器；他们被要求兼具童真与童工两种属性，满足家庭的经济需求或家长的虚荣心理；他们在家长的“情感暴力”之下无限顺从，被“伪国学班”和某些德育机构体罚和折磨至身心受创。
在阶级固化、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贫富差距较大的社会里，孩子被要求一定要活成“标准好孩子”的样子，好好学习，进入名校，获得高薪工作。无论是家长还是孩子都越来越焦虑，越来越辛苦。
在法制亟待健全、弱势者的权益未能得到妥善保护、未成年人犯罪缺乏惩处依据的社会里，孩子一方面是暴力、性侵和人口贩卖的受害者，另一方面学会了暴力逻辑，残酷对待身边的人。
在性别观念较为陈旧的社会里，孩子还将在潜移默化间从成年人的世界里习得传统的性别范式与性别偏见，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其自由的成长和无限的可能都将受限于此。
今天孩子的健康、快乐、自由、平等就是人类未来的健康、快乐、自由、平等，每一个成年人都责无旁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