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赵孟
虽然未经许可在高速公路行走属违法行为，但在近期爆出的一起交通事故案件中，江苏宁常镇溧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下称高速公路公司）仍被判承担10%的责任，由此引发社会舆论对于公共安全事故中责任划分的争议。
2018年5月31日17时30分左右，年过六旬且有听力障碍的南京市民周贝英，进入宁常镇溧高速公路公司管理的常合高速路段应急车道内。19时45分许，周明驾驶小型越野车沿常合高速公路由西向东行至南京、镇江界牌处附近时，观察疏忽撞倒横穿行车道的周贝英，致周贝英于当日死亡。
2018年7月10日，经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高速公路十一大队责任认定，周贝英承担该事故主要责任，周明承担该事故次要责任。随后，周贝英的两个女儿章红娣和章洪香，除将肇事者周明和相关保险公司告上法庭外，还让江苏宁常镇漂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成了被告。
原告代理律师周斌告诉界面新闻，交警认定的事故责任，与高速公路公司在安全管理上的疏漏，属于“两种法律关系”；虽然交警在责任划分中未提及高速公路公司，但家属有权提起对高速公路公司的民事诉讼。
原告方认为，高速公路公司应该对高速公路的经营管理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但出事的高速公路的护网多处损坏、护栏不安装到位、多处监控探头损坏未能及时修复，导致原告的母亲周贝英误入高速公路在长达3个多小时未能发现，最终被撞身亡，高速公路公司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请求判令赔偿各项损失289134.60元。
江苏省南京市溧水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有关规定,行人、非机动车、拖拉机、轮式专用机械车、铰接式客车、全挂拖斗车以及其他设计最高时速低于七十公里的机动车，不得进入高速公路。周贝英在高速公路上行走，违反了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承担违法行为带来的后果。
一审法院还认为，周贝英死亡系交通事故所致，与高速公路防护网是否损坏、监控探头是否损坏无必然因果关系。高速公路公司就管理路段已经采取了安全措施并尽到了警示义务。最后，一审法院认为高速公路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驳回章红娣和章洪香的诉讼请求。
两原告不服，上诉到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高速公路公司有无尽到安全管理及警示义务，以及该公司是否应对涉案事故承担赔偿责任及具体责任比例。
二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法相关司法解释，依法不得进入高速公路的车辆、行人,进入高速公路发生交通事故造成自身损害，当事人请求高速公路管理者承担赔偿责任的，适用《侵权责任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即未经许可进入高度危险活动区域，或者高度危险物存放区域受到损害，管理人已经采取安全措施并尽到警示义务的，可以减轻或者不承担责任。
法院认为，周贝英作为成年人擅自进入高速公路自身存在重大过错；章红娣、章洪香作为周贝英女儿，在周贝英年满60周岁且存在听力二级残疾的情况下，放任老人独自出行，未能尽到照顾看护义务，亦具有一定的过错。因此，受害人一方应承担主要责任。
但法院同时认为，根据上述巡查记录表及章红娣、章洪香提交的视频照片，高速公路公司未能及时修复安全隔离网，为周贝英进入高速公路提供了客观条件；未能通过监控及时发现并制止其在高速公路上行走，以避免涉案事故的发生。
法院认为，鉴于高速公路公司对安全管理及警示义务履行不到位，对涉案事故的发生具有一定的责任。综合考虑，本院认定受害人一方自负90%的责任，高速公路公司承担10%的责任，赔偿章红端、章洪香人民币49426.92元。
原告代理律师周斌告诉界面新闻，二审法院认定了高速公路公司的管理疏漏，他尊重这一判决，死者家属暂时没有申诉的计划。
但对高速公路公司一方来说，这一判决并未止息争议。
高速公路公司法律顾问封顶告诉界面新闻，虽然终审判决高速公路公司赔偿的钱款并不多，但法院在事实认定方面错误，高速公路公司还将继续申诉。“生命当然可贵，亡者也应得到尊重，但这个判决不利于引导公众遵守交通规则。”他说。
他表示，该案中法官在事实认定方面出现两处偏差，一是想当然地认定一对冤家：强者如高速公路，弱者如行人。事实上，这根本不存在，也不应该存在。二是相当然地拔高高速公路管理者的安全措施与警示义务的要求，事实上这些措施与义务或根本不存在、或无法做到，或者是高速公路管理方勉强做到，但完全不符合权利义务平衡原则。
封顶认为，周贝英身亡的根本原因，在于穿越高速而非简单的进入，这是被《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禁止的违法行为。
至于高速公路管理方是否采取安全措施并尽到警示义务，他称高速公路公司巡查和清理公路的频率为每日三次，超出了《江苏省高速公路养护管理办法》规定的频率；对于防护网是否打开，他认为“即使管理路段存在护网被打开的状态，也与周贝英的死亡没有因果关系。”
界面新闻注意到，类似涉及公共安全事故的判例不时见诸媒体，“弱者有理”、“死者为大”的大众舆论与法律专业人士之间，往往爆发争议。
《羊城晚报》2018年5月30日报道，广州六旬老人吴某在景区游玩上树摘杨梅时，由于树枝枯烂断裂，致吴某从树上跌落，经送医院抢救无效身亡。事后，其家属以景区未采取安全疏导或管理等安全防范措施，向景区索赔60余万元。
广州花都区法院一审判决认为，吴某作为成年人未经同意私自上树采摘杨梅，应当料到危险性，应该对自身损害承担主要责任。而被告景区未告知危险，承担5%的责任，需向原告方赔偿45000元。
封顶认为，法院作出的判决，应该对公众遵纪守法有正确的引导作用，但有些判例只求“看上去的稳定”，至于是否真正公平公正、以及判决的社会效应，法院并未顾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