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者为什么没能写出兼顾学术性与通俗性的世界史著作？

在中国读者的印象中，世界史，尤其是欧洲史是欧美学者的禁脔。欧美以外的历史学者只能研究本国的历史，为世界史提供区域性的叙事。但事实并非如此，日本的历史学家就有着悠久的研究世界史的传统，同时注重将令普通读者望而却步的学术研究，转化成贴近大众的普及型读物。日本讲谈社出版的“兴亡的世界史”系列无疑是这一传统的最好体现，这套丛书由九位日本世界史专家撰写。近日，在“兴亡的世界史”丛书的新书发布会上，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彭小瑜、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晏绍祥与首都师范大学全球史中心副教授岳秀坤展开了对谈，探讨日本学者如何书写面向大众的世界史，同时向读者抛出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中国学者为什么没有这种兼顾学术与通俗的世界史著作？

细节的力量：日本学者如何赢得大众的心？

与枯燥的编年史或宏大的叙事相比，大众读者可能更易于被引人入胜的历史故事或精巧的历史细节所吸引，日本的历史学家正擅长于此。彭小瑜指出，日本学者对历史细节与故事叙述的注重，对普通读者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但书中的细节与故事并非只为了迎合趣味性，同时也是通过讲故事的形式，阐释一些非常深刻的历史研究发现。

例如在《俄罗斯：罗曼诺夫王朝》中，作者叙述了俄罗斯著名歌剧《伊凡·苏萨宁》的创作故事，该歌剧在创作时的名字是《为皇帝献身》，这个歌剧在演出时一炮而红，并逐渐成为展现俄罗斯“国民性”的作品。这个例子不仅让读者了解这部伟大歌剧诞生的故事，同时，作者也试图证明，自抵抗拿破仑的1812年战争胜利之后，俄罗斯的民族主义兴起与现代化过程，伴随的是沙皇的权力增强以及个人崇拜，俄罗斯的“国民性”从此与沙皇捆绑在一起。

晏绍祥也强调了此套丛书的魅力来自于细节与故事——道理太多引人生厌，不如先给读者讲几个故事，更能留下深刻的印象。不过，将学术研究成果转化为通俗易懂的故事的能力，并非仰仗作者的灵光一现。自19世纪明治维新后，日本就开始系统地研究西方的文化、制度、历史，包括对希腊、罗马这种欧洲古代史的研究，也远远早于中国。日本学者对历史细节的把握，以及对于历史故事的信手拈来，背后是日本历史学界在世界史研究的长期积累。

这在古代史文献资料的翻译中就能够体现出来。以《亚历山大的征服与神话》为例，古代流传下来的亚历山大的传记也就是五、六本，比较系统的有四本，但是在中文世界里面，只有阿里安（Arrian）的《亚历山大远征记》有译介，而且是从英文转译过来的。其他的传记，比如鲁弗斯（Quintus Curtius Rufus）的《亚历山大大帝传》（Histories of Alexander the Great）等，都没有中文翻译，而这些著作都已翻译到日文世界中。译介文献的丰富与研究传统的深厚，让日本学者非常熟悉相关材料，在写作时能够直接引用正史与野史两方面的记载，让全书做到故事性与学术性并重。

这样的传统直到今天依然在延续，日本学界对现代前沿的西方著作翻译也非常多，这帮助了学者与大众接触到历史研究的最前沿成果，也让日本学者在书写大众读物时形成一个特点：观点新，能够与现代历史研究的前沿同步。

例如亚历山大在历史中一直都是以非常正面的形象出现的，刚过弱冠之年的他从马其顿向东征伐，在十年的时间里内打到了今天的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一带，所以他在历史上常常以“伟大的征服者”形象出现；另一方面，亚历山大在以前也被历史学家看成是“文明使者”——将文明的希腊文化传播到落后残暴的伊朗高原与印度地区。这是因为近代的西方殖民者需要正当化自己殖民扩张的行径，所以将亚历山大刻画得非常正面，而将他征服的两河流域的写成野蛮人。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殖民体系的瓦解，历史学家开始意识到，亚历山大对东方的征服是一种侵略，他所入侵的两河流域、埃及与印度文明都有着比希腊更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并不是传统观点认为的野蛮落后之地，更不见得愿意接受他带来的文化。而且亚历山大在征服过程中，大量屠杀当地居民，越到远征后期，他残暴的一面体现得越明显，例如由于在战斗中身负重伤，因此对印度的马利亚人进行疯狂报复，血洗了马利亚人最大的城市，连妇女和儿童都不放过。这些都是以前西方学界很少谈及的问题，日本学者在《亚历山大的征服与神话》中都探讨得非常深入具体，对过去具有时代色彩的历史观点，也有到位的批评。

中国学者能写出普及性的世界史著作吗？

平实趣味又严谨详实的世界史著作引进国内，对中国读者无疑是一件幸事。但许多人也好奇，中国的世界史学者能写出兼具学术性与通俗性的著作吗？彭小瑜认为，目前通俗的世界史著作的匮乏，与中国学术队伍规模过小、对外国文化研究力量过弱有关系，与俄罗斯、日本等国相比，中国大部分人文学科的学者研究的还是本国的文化与历史，对其他国家的关心不足。如今国力大大增强，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也逐渐增大，研究外国问题的领域更需要年轻血液的注入，只有存在一个庞大的专业研究队伍，才会有大量介绍外国文化的通俗著作出现。

但彭小瑜也强调，实际上由于留学的途径、文献资料的获取、对外交流的规模与频率的变化，中国这三十年的世界史研究水平提高很快，在他熟悉的欧洲史领域，年轻学者的水平并不比日本学者差，在技术层面，如果邀请中国最顶尖的学者来合作撰写这样一套书，并不会有太大问题。

相对于彭小瑜的乐观态度，晏绍祥则笑着说要“散布一点悲观情绪”。他认为，对于学者来说，大众读物并不计算在考评制度中，也不列入评选各类奖项的参考指标里，自然就会缺乏写作大众读物的热情。

更严重的问题在于，当前世界史学者的眼光太局限于欧美的发达国家，却没有看到许多同样具有巨大研究价值的领域，像印度与东南亚的古代史就无人问津，因此大众对这些近邻国家，实际上了解非常有限，停留在落后、危险与“脏乱差”的刻板印象中。晏绍祥指出，世界古代史的年会，大概已经连续三年没有一篇关于印度古代史的文章；他在统计2018年下半年到2019年整个世界古代史研究的情况时，发现在总共100篇左右的论文中，关于古代埃及的只有5篇，关于古代两河流域的比较多，关于古代希腊的最多。而这其中，有关古代印度、非洲和美洲的部分几乎都是空白。因此，晏绍祥忧心，“有一些专题，我怀疑我们可能写不出来。”

在对谈后的问答环节，有读者提到，目前许多大众历史读物为了销售量，忽略了对历史的反思与批判，强调暴力或个人的丰功伟业。彭小瑜坦言，“严格地讲，我个人不是太赞成‘通俗读物’……某种意义上，我们应该驱逐通俗读物。”在他看来，面对复杂的人类社会，通俗读物可能为了可读性，简化、扭曲了历史事实，而真正的历史很难简短地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