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作家安娜·伯恩斯（Anna Burns）荣获布克奖的小说《送奶工》中，主人公喜欢在上班路上读书，就连步行的时候也在读。她最爱读的是19世纪的小说，喜欢找回“百年之前的纸卷和莎草纸带来的安全感”。但在北爱尔兰30年动乱期间，她在自己那个幽闭恐惧的社区被视为众矢之的。就连她最好的朋友也认为她举止“令人不安”“离经叛道”，以及“没有公德心”。我们的主人公为此感到很困惑。“你的意思是说，他可以带着炸弹到处随便走，而我却连在公共场合读《简·爱》都不可以吗？”
即便一个女人与书中女主人公的成长环境大相径庭，完全没有经历过宗教暴力事件，她也足以对其遭遇的困境感同身受。在和平时期的布里斯托，我偶尔会公开“卖弄”我的读写能力（也就是看书）——我通常会在静止不动时做这事儿，但也不全是——期间我也常碰到难事。一个女人在咖啡厅里、公园长椅上或是搭乘公共交通工具时阅读小说，总有遭遇以下搭讪的风险：某人（百分之九十九是男性）会悄悄靠近然后问我：“这么看来，你是个读书人咯？”还有人会这么说：“你有没有读过那个……嗯，嗯……帕特里克·奥布莱恩的书？”更多时候，他们问的是跟小说毫不沾边的问题。
这些搭讪给我这样一种感觉，他们仿佛认为我是因为无事可做，心情不好，或是为了在遇到入眼的男人之前消磨时间才会选择读书。一般来说，我手里的书是为了工作而读——但每当我向打断我阅读的人这么解释时，大部分人只会提出各种后续问题，浪费我更多的时间！我还发现一点，我带着笔记本电脑时就从来不会有人过来打扰我，可能在大家眼中，敲击键盘鼠标的我正在做某些对社会有用的事情，事情可能跟一份报表或者一张信用卡有关。但我看书的时候就不同了：谁知道我究竟在干什么？
人们对女性“书呆子”存在某些偏见：她们的脸隐匿在小说后面，隐藏在众生之中，她们也许在思考关于人生的大问题，也可能沉浸在幻想之中。这些都可以说是对她们的侮辱。长期以来，女性一直肩负着改善人际关系的责任，而“独自阅读”是一种与人的社会角色格格不入的消遣。
伦敦文学沙龙的发起人、作家达米恩·巴尔（Damian Barr）认为，对女性而言，阅读仍可能是一种“反叛而危险的活动”。“现在还有看到女性拿起书，脑子里就浮现‘危险’二字的男性呢。”他说。当他为自己的沙龙采访苏格兰首席部长妮古拉·斯特金（Nicola Sturgeon）时，被她因谈及小说而遭遇的恶言震惊了。“人们说，读小说这种事完全不重要，她应该把时间用在治理国家上。对于一个国家领导人来说，同为消遣活动，读小说哪里比不上打高尔夫球了？”
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海伦·泰勒新书《为什么女性会读小说：我们的故事》（Why Women Read Fiction: The Stories of Our Lives）中受访女性所表达出的情感深度。作者泰勒是英国埃克塞特大学英语专业的荣誉教授，她调查访问了超过400名女性读者，询问她们与小说的关系。她们在回答中体现出了惊人的强烈情绪，她们的阅读常与罪恶感和遭蔑视的经历联系在一起。一位母亲说，她会告诉家人，自己要下楼去分类要洗的衣服，好偷得10分钟看小说的宝贵时间。另一位女性写道，读小说“在重要程度上仅次于呼吸，而且二者差别小到可以忽略不计”。还有人表示最怕看小说时被抓现行。
小说是女性的领地，大多数爱读书的人都想当然地这么认为。“尼尔森图书调研”的数据显示，女性在许多小说类别下的购买量都大于男性，奇幻小说、科幻小说和惊悚小说除外。此外，男性较少读女性作家写的小说，而女性则会阅读和欣赏男性作家的作品，极少根据作者性别进行价值判断，泰勒如此总结道。
女性不仅在购买小说上更加给力——调查显示，在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的小说市场中，女性贡献了80%的销售额——而且在参与文学节、注册图书馆会员、阅读有声读物、开通文学博客，以及加入文学社团和上夜校等方面，女性都远远多于男性。此外，教导孩子阅读的多为女性（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家中），而且组建读书俱乐部的也是女性居多——这些俱乐部通常会把男性强势拒之门外。
伊恩·麦克尤恩曾经写下：“如果女性停止阅读，小说就会死去。”2005年，他和儿子从自己伦敦住所的藏书室挑选了大量书籍，来到当地的公园把这些书分发给路人。他说，在他主动搭话的人中，每个女人都要走了三本书，而每个男人却“怀疑或厌恶地皱起眉头”，通常还附带一句：“不要了。这不适合我。谢谢你，伙计，但我不需要。”
小说的历史一直以来也记载着女性读者的历史。18世纪起，小说的目标读者为新兴的有闲阶级女性，这一群体的特点是从未接受过科学和政治领域的正式教育。最早创作和点评小说作品的男性作家和评论家让这种文学形式变得合法化，但泰勒说，“他们很快便被写作感官小说和言情小说的女性作家取代了。女性把小说看作了解他人生活的窗口，她们通过小说畅想自己的爱情和故事，在这些故事中，她们得以挑战自己相对于男性的从属地位。”
尽管女性阅读有一定的历史，但泰勒充满活力、引人入胜的研究首次尝试点出，小说对不同年龄层、不同阶级和不同种族的当代女性究竟有多么重要。她说，每当她把这本书的书名告诉某个男性时，他们便会开启防御模式。“他们会说：‘但我也会读小说呀！’我便回道：‘我相信你，但读小说的男性相对少得多。’而当我抽丝剥茧，提问他们为什么会去读某本小说时，他们从来不会给我一个感性的答案。这些答案不外乎：‘因为我对一战或者维多利亚时期的历史很感兴趣。’有的人会说，自己在大学主修历史专业，所以想就某些观点做延伸阅读。还有人会说，自己喜欢读马丁·艾米斯写的书，因为他笔下的角色很搞笑。”
作家露易丝·多蒂（Louise Doughty）创作出版了包括畅销书《苹果园》（Apple Tree Yard）在内的九本小说，她注意到自己的男性读者经常对她的书表示欣赏（也可能有点儿添油加醋），认为她的书是“一种人类学研究行为……一位男性读者曾这样对她的《无论你爱什么》（Whatever You Love）给予贴心评价：‘我通过你的书了解到的女性的情感，比我在广告经理的职位上数十年的调研工作中了解到的还要多。’言外之意是，他读这本书本是出于一种希望发现‘其他’事物的真诚愿望，没想到却发现了人性的某种普遍真理”。
《无赖俱乐部》（The Rotters’ Club）系列的作者乔纳森·科（Jonathan Coe）读者群的男女比例接近一比一，他因此认为自己是个与众不同的作家。但他也能感觉到，男性和女性在小说中寻找的东西不尽相同。“我不喜欢笼统地总结归纳什么规律，”他告诉我，“但既然男性读者更多地倾向于惊悚小说和奇幻小说，而女性读者更喜欢‘文学性的’小说，那么在我看来，这说明女性读书是为了了解自己，而男性是为了逃避自己。”
泰勒说，很少有男性读者会表示阅读改变了他们的感情生活、精神生活和性生活。她新书中的受访女性频繁地提到小说带给她们的感受，把读小说与吃饭相类比，有的表示她们对小说可以“暴饮暴食”“来者不拒”，也有人说，自己有一颗“咀嚼印刷品的牙齿”，还有人则把阅读比作“偷偷摸摸地吃东西”。
英国作家威廉·萨克雷（William Thackeray）把小说称作“甜食”——为实现均衡饮食，他也推荐人们吃“烤肉”，也就是他眼中的非小说类文学作品。这些刻板联想的流传可谓惊人地持久，小说在今日依然被视作“滑向懒散放纵的滑梯”，泰勒说。她的一位受访女性写道：“搞婚外情是危险的，而自慰需要独处。阅读则二者皆备，是一项既危险又需要独处的消遣活动，而且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有的读者则不那么压抑自己。泰勒在书中收录了皮埃尔·安托万·波杜恩1760年的画作《阅读者》，画中的年轻女子一只手自慰，另一只手轻抚着一本小说的书页。
对许多人而言，阅读是一项非常私人的消遣——它被比作“生命线”“我最好的朋友”“我的一生挚爱”——但同时它也是一项能让多名女性共同参与的活动。当代读书会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7世纪的圣经研究小组、18世纪的巴黎沙龙，以及在“进步时代”女性自发组织进行自修自学、旨在要求选举权的团体。共同阅读“毫无疑问是一种女性自发的、代代相传的社交式群体活动，”泰勒说。
现在在WhatsApp上跟我时不时聊聊小说的至少有四个对话框（都是从事非图书出版行业的普通人）。第一个是由本地妈妈们组成的读书会，讨论的是玛德琳·米勒（Madeline Miller）的小说《喀耳刻》（Circe）；第二个是我妈（一名退休教师），她时常会给我发几页她在读的伊迪丝·华顿（Edith Wharton）的书；第三个是我的朋友，她最近读科尔森·怀特黑德的最新作品时总是感慨流泪；还有几个人时不时找我聊伊丽莎白·斯特劳特（Elizabeth Strout）的《奥丽芙·基特里奇》——我先前把这本书送给了我的两个好朋友。我们互相分享书中的词句以及最令人动容的情节，而且我们都把这本书推荐给了我们的母亲——由此，这条读书交流的纽带就又变长了。
小说家、剧作家以及女性小说奖的发起人凯特·莫斯（Kate Mosse）表示，读书俱乐部让女性得以与她们的女性朋友度过一段不带负罪感的时光。“这些俱乐部活动是有目的性的——它不是为了单纯的消遣——它能让女性短暂逃离日常生活，忙里偷闲。”同时，女性也会利用书本来衡量一个人适不适合做朋友。“对我来说，如果一个人不喜欢《呼啸山庄》（或者认为它用力过猛、拖泥带水，或是过于疯狂），那我对她的好感也会少一点。”
“对话”（Dialogue Books）的出版人莎梅·洛夫格罗夫（Sharmaine Lovegrove）认为，女性读书会经常扮演着“文化守门人”的角色。她尽心尽力地发起了另一种形式的读书俱乐部：她于伦敦自由百货公司开办了题为“重写经典”的文学课程，该课程持续长达一年之久，旨在扩大西方经典的范围，囊括更多的有色人种作家。该课程与《gal-dem》杂志建立了合作关系，期间，洛夫格罗夫起草了一份书单，其中包括内拉·拉森（Nella Larsen，非裔女作家）的《过往》（Passing）、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非裔作家）的《乔凡尼的房间》，以及佐拉·尼尔·赫斯顿（Zora Neale Hurston，非裔作家）的《他们眼望上苍》。这个读书俱乐部最终呈现出来的模样完全与“几个女人在威尔特郡或者里士满闲坐着喝喝小酒”的描述大相径庭。
在泰勒的书里，许多女性表示小说赋予了她们社会流动性（即一个社会成员从一个社会阶级或转到另一个社会阶级的变化）。大量受访女性称，她们生于工人阶级或贫困的家庭，家里一本书也没有，但通过图书馆、学校、朋友和大家庭的力量，她们振作起来了。一直以来，女性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的方式之一，就是让别人知道她是一个优秀的读书人，泰勒说。
同时，许多女性作家犹豫不决，不知道是否应该愉快地拥抱她们与女性读者之间的这条纽带，这种犹疑可以理解。美国女性主义作家罗克珊·盖伊（Roxane Gay）曾指出：“读者视男性作家为天才，视女性作家为朋友。”她们的作品会被贬为“家里的传奇故事”或是“小妞文学”吗？她们的书一定会被套在素色书皮中吗？
挪威作家卡尔·奥韦·克瑙斯高曾说“阅读是女儿家的事情”，小说家、散文家希莉·哈斯特维特（Siri Hustvedt）在回应这一言论时，对这种跟女性相关的活动总会受到“玷污”的观点提出了异议。它忽视了历史上的一个“双标”现象：文学之所以被边缘化，是因为它是一种古怪、女里女气的东西；但数百年以来，一直只有特权阶级的男孩才拥有学习读写技能的资格。当谈及文坛面临的最大的威胁时，哈斯特维特说：“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小说变成了一种高度女性化的文学形式。读小说的女性比男性多得多，因此，小说变得饱受排挤，在严肃文学中越来越边缘化。”
作为女性小说奖的发起人，莫斯认为这是当前最值得忧虑的问题。“这种现象暗示着男性的观点比女性的更重要，如果某事被大家认为是一种‘女性活动’，那么它便相对不那么重要和有价值。”女人之间的对话究竟为什么比男人之间的对话更加没有价值呢？“社会必须允许女性艺术家专注她们自己的成绩、自己的文学作品，以及自己的声音，而不是总得让她们去考虑外界的反应。”
英国女作家希拉里·曼特尔告诉泰勒，她很怕自己被“当作小女人看待”，害怕被当成那种因为“无法摆脱个人对女性志向的关注”，所以没有能力去描写“更广阔的的社会”的作家。
“希拉里·曼特尔在她的‘都铎王朝三部曲’中完全逃离了女性的世界，这并不让人意外，因为她希望获得认可，”泰勒说，“但与此同时：既然读者视女性作家为朋友，那么对一名作家而言，还有什么比跟朋友直接对话感觉更好的事儿呢？为什么会有作家抗议这一点？你可能认为这有点傻，但这种情感是真实的，而且很神奇。我们应该大声疾呼：我们之所以读小说，是因为我们想去探索自己的情感。我们之所以在读爱情小说的大结局时哭泣，一半是因为我们对他人的困境感同身受，另一半是因为它勾起了我们心中苦乐参半的情愫。”
高情商是女性引以为傲的一个特点。女性常在家中扮演和事佬，在社会上改善人际关系，在朋友之间调停斡旋。《爱玛》中的爱玛·伍德豪斯和《米德尔马契》中的多罗西·布鲁克就是鲜明的例子。
泰勒认为，女性的这种特点应当与她们共享那些曾经温暖、慰藉、支撑她们的小说的行为一同被赞美。我问乔纳森·科，有没有发现女性和男性读者对他的小说有哪些截然不同的反应。他答道：“有的女性读者在排队签售时会直接告诉你，这本书对她们的触动有多大；而男性读者则会说，他们也跟我一样喜欢‘Hatfield and the North’这样的小众乐队。但我认为，他们归根结底表达的是一样的东西：只是男人有时候需要通过某些‘代理’和‘中介’——比如足球、音乐等等——来表露他们的情感。”
泰勒说她“一般对爱读小说的男人更加热情”，我也举手赞成——我们之所以选择了现在的丈夫，原因之一就是他们都是小说的忠实读者。我认识的情商高的男人不仅有阅读女性作家作品的习惯，而且还对这些作品颇有兴趣，我相信这绝不是巧合。“他们不只是为了了解某些真事儿而去读书，我喜欢这一点，”泰勒说，“我认为他们读小说是为了以另一种倾斜的角度了解这个世界。小说能让你通过另一条迂回的路径走向真理。”
本文作者Johanna Thomas-Corr是一位记者、文学评论家。
（翻译：黄婧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