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日的凌晨4点接到中央老领导弥留的消息，不到半小时就要到达工作岗位，6时中央领导同志陆续赶到医院看望，7时老领导逝世……
这个场景发生在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某单位。最近，中央办公厅《秘书工作》杂志的一篇文章透露了一些中央办公厅鲜为人知的工作细节。
政知局（微信ID：bqzhengzhiju）小编查询公开出版资料，探寻到了更多中办的细节与历史，发现中办秘书局的工作真是不简单，工作不能放松，休息没有保障，时刻要注意保密。在上世纪50年代，每天纸篓里的纸都要烧掉。
一天工作几小时？
与外界接触少 睡在办公室是常事
正如上面提到的，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似乎没有固定的时间。
从这个早晨开始，直到送别当天，全处都是以这样的工作节奏高效运转的。在此期间，全处几位同志还在厅领导带领下服务总书记外出考察调研，承担着其他领导同志出席重要活动的随行服务。此外，还有多名同志分散在不同的专项工作小组服务。这就是我们的工作状态——只要中央有重大会议活动，就有我们在忙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在《秘书工作》这篇文章中还讲述了一个故事。习近平总书记在俄罗斯出访期间，值班的工作人员登记、扫描、发送完文件资料到前方，等到接收完毕，已经是凌晨四点。
曾到中办秘书局综合调研处挂职的青海省委办公厅工作人员在《秘书工作》中的一篇文章中写道，中办的工作劳动强度高，工作责任大，有些工作机械而单调，与外界接触和交往很少。秘书局的值班任务很重，工作人员一个月难得与家人团聚几次。特别是他们在承担特殊的信息服务工作时，一周每天都要睡在办公室；在日常工作中一周睡几天办公室也是家常便饭。由于刊物多、工作量大，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办公室度过，始终处于高度紧张状态，最大的奢望就是能好好休息一天，睡上一觉。
“与其他部门相比，他们工资不多、待遇不高。”文章中说。
中办的工作有哪些？
能当参谋助手
不可参与决策
“办文、办会、办事”是秘书工作的基本内容，最先提出这六个字的是中办原常务副局长李欣。
2008年，李欣接受采访时说，自己在80年代提出了这六个字，秘书工作就是为领导决策和实施决策服务。“现在提出进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但是秘书工作万变不离其宗，还是要搞好服务。”
李欣说，在领导工作需要的情况下，秘书人员可以发挥参谋助手的作用，甚至可以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辅助领导决策，但绝不可“参与决策”，更不能夸大秘书的参谋作用。
曾在中央办公厅工作了20年的杨尚昆曾说：“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不要张扬，不要认为自己了不起。咱们都是为党中央服务的，我就是个大秘书。”
一些地方党委曾要求中央办公厅统一指挥，遭到了杨尚昆的拒绝。杨尚昆说，归根到底中央办公厅就是为中央服务，保证中央工作正常运转。同时，它承上启下，起一个中间环节的作用。
中办怎么搜集信息？
一天出十几期刊物
围绕中央关注点调研
除了基本的“办文、办会、办事”，政知局（微信ID：bqzhengzhiju）小编了解到，中办秘书局的工作还包括信息的收集。上述曾到中办秘书局综合调研处挂职的青海省委办公厅工作人员在文章中透露，综合调研处的工作包括有关信息刊物的编辑和紧急信息值班等。
近年中办用稿数量有了较大增长，日发刊量和月采用量持续攀高，一天出刊十几期刊物是常事。这些信息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外交等方方面面，内容多、范围广，政治性和政策性都很强。综合处的工作需要强烈的大局意识和敏锐的政治意识，他们办每一件事、处理每一期信息都从国内国际的角度来衡量，从关系全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大局来考虑，“在信息选题角度、编辑取舍、发送范围等方面，他们表现出了很强的驾驭能力和处理技巧。”曾到中办挂职过的工作人员写道。
此外，中办还主动研究中央的关注点及全国一段时期的工作重点，并围绕其进行前瞻性调研，拟出信息选题，通过座谈、走访、打电话等形式向有关省区和部委约稿。
中办如何接电话？
或有接话员直通领导
“您好，您要哪里？”“请马上接地震局！”那是去年的一天下午，我正在值机时接到的电话。
“您好，请接云南鲁甸。”随着电话量不断猛增，话单上不断显示的区号“0871”，让我的心一下提到嗓子眼，肯定发生什么事情了。
刚接通一个电话，又来了一个电话，“您好，请稍等！”“您好！”……一个、两个、十个、百个，显示屏记录用户拨叫的信号灯频频闪烁。
当得知是云南鲁甸发生地震后，所有备班的同事快速上岗，戴上耳机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一时间整个房间敲击键盘的声音响成一片，话务员应答的声音此起彼伏。此时此刻，时间就是生命，小小话务台搭起了中央首长与灾区群众的桥梁，一根根电话线成为连接灾区的沟通之线，更成为受困群众的生命之线！
从《秘书工作》里面描写的这个场景我们可以推测，想联系“海”里的领导人，不是直接拨打他们的手机，需要话务员和他们联系。
据1997年一篇名为《中南海的“电话秘书”》的文章记载，从1963年以来，中南海话务员的接通率高达98%。
在没有手机的年代，中南海接线员的工作就更显重要。上世纪60年代，他们可以将电话拨至动物园附近的警察岗亭，告诉周恩来有紧急会议需要参加，当周恩来乘车行至动物园附近时，信号突然变红，警察请他到岗亭接电话；90年代，有人要找田纪云副总理，但是接线员打办公室和宿舍电话都无人接听，后来他们分析，主管农业的田纪云可能在参加相关的工作，便把与农业有关的大事一个个列出来，逐个拨电话，终于在农业展会上找到了田纪云。
政知局（微信ID：bqzhengzhiju）小编在这篇文章中注意到，北京有了自动电话之后，普通人再打电话不再需要话务员的帮助，但话务员在中南海却将一直存在，“因为，如果没有话务员这一环节，电话就可以拨向任何一个领导人的办公室，这样，我们的领导人就成天只能接电话了。”
保密工作如何进行？
曾要求不能单独外出
曾到中办挂职的工作人员在文中透露，中办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保密意识和措施非常强，保守机密对于他们来说已不单纯是工作的要求，而是自觉的行为，可以说，保密意识在中办“无处不在、无处不有”。
在上世纪50年代，当时的中央秘书处的保密工作更是严格。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原副局级干部田真回忆称，早在进京之初，根据新的情况，就制定了新的保密制度，其中有一条是规定白天节假日外出，必须两人同行，并向值班员请假，进行登记，回来销假。晚上外出，必须两人以上，方可外出。但夜里十二点以前必须回来。未婚或单身者，一律不准在外住宿。父母家住北京的未婚者，节假日回家，必须请假进行登记，并在晚上六点以前返回机关。已婚男性家在女方者，周六晚上可请假回家，并于第二天（星期日）晚上七时半以前必须回来。另外，家不在北京，必须回家探望病重父母者，经领导同意后，可以请假探望，但必须领导另派一人同行，方可回去。“这些在外人看来十分苛刻的规定，在当时还是非常必要的，它保证了党的机密和人身安全。”
另外，字纸篓内的字纸，应每日清烧一次，烧时要进行检查。特别机密和重要的废纸，必须立即烧毁，不得放入字纸篓内。用过的蜡纸、复写纸及打坏、印坏、抄坏之文稿等，均交由科长或指定人负责监烧。
田真在2010年接受采访时说，建国初期的一些具体规定大部分已经不再使用，“但 20 世纪 50 年代那种高度的革命警惕性和浓厚的保密意识，还是应该继承和发扬的。”
多知道点
党内文件横排 是从中办开始的
1955年，原中办秘书局印刷的文件都是竖排的。1955年下半年秘书局把文件印刷工作移交给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但机要室处理的电报是竖排印刷的，这样工作就显得混乱。而且从上到下、从右到左，也不利于阅读。曾任中办秘书局常务副局长的李欣当时提出将文电竖排一律改为横排。
1956年1月19日，中办发出通知，要求党内文件一律由竖排改为横排，从中央到省市同意改成了横排。“中国几千年的文字一直是竖排的，竖排改横排是一场始料不及的革命。”，李欣在接受采访时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