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贸易、民粹主义和分配不公，诺奖得主巴纳吉的新书有话要说

作者：Charles Kenny，CGD技术与发展总监兼高级研究员

来源：全球发展中心（CGD）

翻译：王祥丽 | 校对：钟丹 | 审阅：hgyu

公众事务出版社（Public Affairs Press）的编辑们给《艰难时期的好经济学》（Good Economics for Hard Times）一书设定的出版时间恰是时候，就在出版的前一周，该书作者阿比吉特·巴纳吉（Abhijit Banerjee）和埃丝特·迪弗洛（Esther Duflo）二人与迈克尔·克莱默（Michael Kremer）一起赢得了诺贝尔奖。

这本乘了诺贝尔奖东风的书堪称完美：它应用范围广，适用于通识教育，生动有趣。整本书写作风格活泼，又有很多生动的例子。它涉及一些有趣的研究，并且用新眼光去欣赏旧理论。而且它大量引用了许多专业学者和评论家的论文。确实，和那些关注点在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上的评论家相比，这本书要解决的都是些大问题：包括气候、贸易、移民、不平等。

巴纳吉和迪弗洛表示，狄更斯所谓的“艰难时期”更契合当今世界，在这个时代，“富人与日益疏远的穷人站在了对立面上”。作者关注的是，随着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威权民粹主义抬头，经济将扮演什么角色，而通过经济政策来解决问题有多大潜力。

他们认为，有时很流行的经济学理论中所讲到的方案并没有太强的指导意义，这也就能解释经济学家们的形象问题。2018年，巴纳吉和迪弗洛针对美国人做了一项很有代表性的问卷调查：当专家在谈论他们专业领域的问题时，你最相信谁——84%的人表示他们相信护士，25%的人相信经济学家，只比相信政治家的比例高一点儿。某些时候，作者也能理解这种不信任，因为公司经济学家有偏见，学术经济学家坚信劳动力市场要调整、自由贸易一定是好的。

《艰难时期的好经济学》提出的政策建议，我大部分都同意，但最令我惊讶的是，它在移民方面认可甚至拓展了以往的经济学经验，但在贸易方面却对以往经验表达了强烈的不认可。

关于移民

毕竟这本书是游历广泛的俩夫妻写的，前几章很大篇幅都是在歌颂流动性，并且剖析了一些人们往往只能看到冰山一角的问题。巴纳吉和迪弗洛解释说，低技能的移民不断地从流动中获益，促进了他们流入地区的工资增长，而流动性带来的溢出效应有助于建立其他的全球性联系。

但是“很大一部分人并没有面临极端的内在或外在驱动因素”，所以也就停留在原地了。巴纳吉和迪弗洛指出美国境内流动性变缓，在2010到2015年间，希腊经济危机万分紧迫时，据预计，想要移居国外的希腊人不到35万，而当时失业率已经达到27%，欧洲其他地方也能提供工作机会。

这是因为对于移居者来讲，离开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一旦他们要走，往往都是独自离开，在接下来的很多年中，都要离自己所熟悉的一切而去。”他们搬走后做的工作往往都是大材小用，他们的住处周边条件不好，却比以前的贵很多。

从经济学角度出发，要想鼓励更多移民，就要为想移居的人们提供相关的帮助：切实点讲就是提供更为便利的交通，给予住房补贴，让他们能住得起，此外住房应该离他们工作不远，工作要合适，能照顾孩子（这本书回避了国际移民的具体政策介绍）。

关于贸易

《艰难时期的好经济学》一书指出，经济中出现了一种“病”，其中一个就是人们不愿意流动，而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贸易流动多了反而造成了很大的破坏。有理论认为，在新的贸易环境中，如果某个行业不太景气，工人会迅速离开。实际上，就像大卫 •奥托（David Autor）在其一部著作中所指出的，哪怕是失业率飙升，工人还是会待在这个行业。这本书直指其带来的影响：“国际贸易越多，富国里的穷人的损失就越大。”

归根结底，巴纳吉和迪弗洛不支持贸易战，毕竟，抬高贸易壁垒和降低贸易壁垒一样，会带来失调和混乱。巴纳吉和迪弗洛之前分析过开放贸易的影响，这里我想讨论一下他们的结论：如果贸易是高收入国家收入不平等的主要驱动因素，按他们的逻辑，像美国这种进口价值占GDP份额最低的国家，就应该是收入最平等的国家。但事实并非如此。部分原因可能是，用于资源投入的贸易增加，美国公司能以更低的价格生产产品，从而创造更多的工作。更广泛的分析认为，贸易对美国带来的净影响是创造了更多劳动力。

按比例看，穷人在进口产品上的开支要比富人高很多，富人们在国内服务上消费更高，比如家政清洁或者遛狗。帕勃罗·法格鲍姆（Pablo D. Fajgelbaum）和阿米特·坎德尔沃尔（Amit K. Khandelwal ）表示，如果美国不再进口，美国最为贫困的10%的人口购买力会下降82%，而最富的10%只会下降6%。这就反映出，廉价的进口反而是减少消费不平等的。

谈到政策，本书建议加强对因贸易竞争而失业的人的保障，“帮助他们更换工作，或寻找一种更好地补偿他们的方法”，包括就业补贴。他们应该得到这种支持，但是目前在美国，如果一个工人是因为来自中国的劳工竞争失业，那他就能获得更多的支持，相比之下，如果一个人因为其他工人、机器人、消费者的口味改变而失业，就没有同等的支持力度了。这一点令人困惑。

作者以人为中心，从这个角度看，这两种失业工人都很无辜，也都受苦，因此应该获得同样力度的支持。1991至2011年间，保守估计，每年因为和中国贸易就损失30万个工作机会，是美国每年大量裁员和解雇人数的60倍。如果想得更深一层，经济不确定是政治分裂背后的动因，最好先处理所有的不确定性，而不仅仅是全球化中的一点小摩擦。

关于政治

关于这些更广泛的驱动因素，尽管《艰难时期的好经济学》一书在政策方面进行了人性化的有力叙述，但我却不能完全赞同它对政治的分析。

这本书指出，过去几年，民粹主义的兴起被归咎于贸易和自动化，但与此同时，巴纳吉和迪弗洛认为人们对移居的疑虑“更多地来自于身份，而不是经济焦虑。”他们的解释是，白人社区“自身价值与对黑人和移民者的优越感联系在一起”，并指出最近社会环境的融合“加剧了他们的危机感。”

人们普遍认为（本书也提到）“偏见通常是我们认为世界上许多事物正在变糟从而产生的防御性反应”，其中就包括经济不确定性。本杰明·弗里德曼（Benjamin Friedman）在《经济增长的道德后果》(The Moral Consequences of Economic Growth)中做了详细介绍，也因此，他提倡更加关注增长。

《艰难时期的好经济学》则恰相反，它却更多地对“感知”进行分析：因为它很难衡量，更难知道其背后的驱动力，或什么样的政策会有所帮助，“也许我们这个专业是时候放弃对增长的执念了”。

相反，作者认为我们应该集中精力进行重新分配，从而更好地解决问题。我同意，我们对如何加速增长、如何减少不平等方面知之甚少，但哪怕在许多贫困国家实现完全的平等，每个人的收入也远远低于美国贫困线，当然，对于发展经济学家而言，他们的论点就是“加倍努力”，而不是“放弃”。

无论如何，随着美国的经济不确定性增长而来的偏见仍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长期来看，即使在被报道的经济焦虑呈加剧趋势时，偏见也在减少。例如，反对近亲与黑人结婚的非黑人比例从1990年的63％下降到2016年的14％，这反映出，跨种族通婚的比例是上升的。1950年代和60年代初，美国仍实行吉姆·克劳法（Jim Crow laws，指1876年至1965年间美国南部各州以及边境各州对有色人种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法律），美国工人阶级的不平等状况不断下降，收入不断上升。在此期间，大多数人认为，如果丈夫能养家，妻子则无需工作（更不用说LGBT人群和其他边缘群体的权利和待遇。）

2016年，一位总统候选人大肆宣传偏见且几乎没有遭到本党内的反对，把歧视这个问题推到风口浪尖。2012到2016年间，将经济因素、歧视增加、选票分布变化联系在一起的理论并未得到证实。的确，在美国，存在种族歧视人群高度集中的地区，这些人更有可能转向候选人特朗普。但2012至2016年间，这些地区并未在经济上遭受多么严重的打击。

目前还不清楚如何在政治舞台上应对一个主要由老年白人男性组成的群体——哪怕证据显示是非白人受到了歧视，这群白人还感觉自己是被歧视的一方。这并不是要否认这一事实，即其中的数百万人失去了工作和健康，他们面临的是越来越多的抑郁症、上升的自杀率。决策应该给予他们应得的支持，但政治层面怎么处理尚不明朗。

下一步

巴纳吉和迪弗洛指出，长远看有证据表明，“要想提高社会包容度，融合是最强有效的手段。”我们需要更强的流动性——包括为移民、少数族裔提供公共住房，更多类似于Moving to Opportunity for Fair Housing这样的项目，强化公共运输体系。通过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让人们把其他人看作是人而不是数据。

在短期内，媒体仍有一定的作用范围：诸如杰森·德·帕尔（Jason de Parle）的《离开的人奉献最多》（A Good Provider is One Who Leaves，讲述一个来自菲律宾的移民家庭）之类的故事能有更广泛的受众。在选举中，我们要弱化对种族、民族的强调，但这需要在主要政党候选人中发挥领导作用。

有些事情在今天听起来毫无希望，但是我们也有理由保持乐观。美国政治领导层最近爆发的本土主义情绪，可能吸引了少数对左右选举至关重要的选民，但从全国范围看，这种本土主义者是遭排斥的：62％的美国人说，移民者辛勤工作、有才华，他们增强了国家实力，只有28％的美国人说，他们是负担。1993年，这些比例几乎完全相反。同样，有52％的美国人认为，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是一件好事，有40％的美国人不同意。

因此，全球化并没有永久地毒害政治，为本土主义者投票的人并非来自于移民聚居的地区，或者受进口影响最大的地区，这一代人的趋势是更大程度的包容性。

但在美国，人与人之间、（某些）地区之间的不平等现象是加剧的。《艰难时期的好经济学》有大量基于证据的政策建议，其针对的就是如何逆转或者至少改善这一趋势：改善或者增加公共服务，更完善的安全体系，同时要给人们提供支持以便他们迁移到机会更多的地区，或者去机会少的地区创造机会。但他们说，这一切都要高税收的支撑，特别是对富人和碳排放的税收。美国要建立一个更公平更可持续的国家，这一日程时间紧迫，我希望巴纳吉和迪弗洛的令人惊叹的被引次数能在《艰难时期的好经济学》的高销量中体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