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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崇左市龙州县是一个并不那么起眼的地方，除了它作为边境的时候。
西北与越南接壤，水口河从边境接入，再分叉出来横贯县城的丽江。多为壮族的当地人会告诉你这里有“三怪”，分别代表了19世纪曾在这里建成的火车站和领事馆，以及上世纪30年代建造的机场。一望无际的甘蔗地也许能给外来者留下新奇的印象，但这并不足以支撑当地一些家庭的生活。
农造小学就紧挨着尘土飞扬的541县道。往边境或上面镇子去的货车总是经过这里，从打着牌等孩子放学的家长身旁疾驰而过。如果不是操场上的篮球架，以及下午三、四点钟孩子们玩耍的身影，路过的人们可能想不到这里是一所小学——它的全部组成部分，是三间首尾相接的屋子，一个可以容纳下所有孩子的水泥地操场，和几十米外无法分辨男女的厕所。但对于龙州县逐卜乡的适龄孩子们来说，如果想要上小学，农造小学是为数不多的选择之一——再加上牌宗教学点、弄岗教学点和逐卜中心小学，它们是逐卜乡被记录在案的全部小学。
严格来说，农造小学也被称为教学点，它只给现有的24个学生提供学前班和一年级的课程。在他们结束在这里的学业后，同时具备了基本的自理能力后，需要去离家更远的逐卜中心小学继续学习。但农锦丽与流动性较大的学生不大一样，她是这里唯一的老师。和许多“坚守型”的乡村教师一样，她哪儿也不会去。
3个教学点，4位老师，31名学生
农锦丽与农造小学的缘分可以追溯到八十年代。小学三年级时，她在这里停留了一年。1995年，刚开始参加工作而想要谋一份职业的她又回到农造小学代课。2006年，农锦丽以正式教师的身份开始在农造小学任教至今。如果叫她在记忆里追溯，农锦丽或是任何人，可能都无法准确想起农造小学是什么时候建成的。“小时候就在了，那时候还是个土房子。”她会这样说。
“农造小学在国民党的年代就有了。”这是吕禄给出的答案。农造小学的校长吕禄，也是农锦丽的丈夫，同时兼任仅有五个学生的牌宗小学校长。高中后，也是找工作的契机，他做起了老师。在他的描述中，原本是土坯房的农造小学，2001年，趁着边境大会战的机会，改建成了今日看到的校舍。
农永群则是2008年才被分配到牌宗小学的。再加上来到弄岗小学十三、四年的林强老师，这是逐卜乡的三个教学点所拥有的全部老师，负责31名学生的学前班和一年级教育。而逐卜乡唯一的小学逐卜中心小学，据2018年龙州县人民政府的数据，拥有教职工47人，在校学生537人。
中国基础教育的大头仍在农村教育。据《中国农村教育发展报告2017》，2016年，全国有乡村教学点近9万所。教学点的开设，起初是为了方便人口稀少、居住分散的地区里，适龄的孩子们就近上学。典型的教学点地处偏远，规模较小，同时教学形式比较灵活，譬如农造小学的情况，即一位老师教全部课程的复式教学。有研究表明，教学点小规模的教育有利于课堂氛围的建立，教学的针对性开展，以及师生融洽关系的维系。也因此，教师就成为了其中重要的因素。
然而这不足以弥补教学点面临的许多障碍：经费短缺、高素质教师的缺乏、办学条件较差等。同时，在整体布局之中，“撤点并校”一直存在争议。《农村教育布局调整十年评价报告》显示，在2000到2010十年间，农村小学减少近23万所，减少了52.1%。这相当于平均每过一天，63所小学和30个教学点就会消失。“农村教学点的命运基本上都是‘终有一天会被撤并’” ，这在一些学者看来，是由地方教育行政人员对教学点采取歧视性政策所致。同时，经费短缺、师资匮乏等原因，也使得一些教学点可能面临着自然没落而被撤点的局面。
选择
逐卜乡的四所小学中，弄岗小学（教育点）可能是人数最少的一所了。若不是这一个老师和两个学生，可能这所小学也难以继续存在。
“老师没有责任心，学生就流失了。”弄岗小学并非一直如此。在林强老师2006年调过来教书之前，高峰时，这里有多达三百多个学生。2006年时，仍有16名老师对应150名学生，“但会抽学生上去（指逐卜中心小学），越抽越少”。直到六、七年前，这里剩下十四、五个学生。老师陆续被调走，同时，或许因为生源的减少和匮乏的师资，六年级从这所学校消失了。
2012年10月25日是让林强至今记忆深刻的日期。这一天，弄岗教学点只剩下他一名老师，以及分布于一、二年级的二十几名学生。学生的数字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为个位数，直到从去年的8个变为今年的2个。
孩子结束二年级的学习即可被视为拥有了基本的自理能力。这时候，逐卜乡的很多父母会选择将孩子送往“上级学校”，也就是逐卜中心小学，之后再送去县城就读中学。在林强看来，作为寄宿学校，中心小学可以起到一定的托管作用，“家长可以去做工”。在这一点上，作为弄岗教学点的老师，他“也没办法怪他们，做农活很累，只要他们叫自己的孩子看书就可以了”。再或者，那些跟随经商或打工的父母来到县城的学生，也会选择中心小学。有时候，家长对中心小学的倾向性，在林强看来，还有学生人数较多的原因，“（父母们）觉得人数多，教学质量就好，老师就比较厉害”。
“托管钱太多了。”农造小学的一年级学生黄欣怡说。离家远近与花费都是孩子与家长们选择小学时的考量因素。并不是每一个学生的家长都会选择去中心小学读书。对于那些留守儿童来说（据林强老师介绍，附近村子约有三分之一的父母出去打工），爷爷奶奶或许成为每天将他们送到学校的唯一依靠。但“有的爷爷奶奶也不管孩子”。在林强的描述中，这其中的原因之一，是近四、五年开始重新流行起来的新型社交活动唱山歌。
逐卜中心小学，作为逐卜乡三个教育点外唯一的小学，几乎成为了孩子们升入三年级后家长们唯一的选择。家距离逐卜中心小学十几公里的学生黄桂杨，在即将到来的二年级，也许就会被送去寄宿。“没有别的选择”，黄桂杨的父亲说。初中学历的他，曾因家境困难而放弃读书。在读书这件事情上，他希望自己的儿子可以一直读下去。“不读的话怎么行？”
“不识字的话，像个傻瓜一样”
若你问农造小学的孩子们，年纪尚轻的他们几乎没有一个人听说过高考这回事。若你问等在学校门口的家长们，他们可能也说不出来，在教育上会希望孩子们走到哪一步。在农造小学孩子们的印象里，父母给出的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比如“读到高中”或是“大学毕业”。
虽然没有听说过高考这个上大学的必经关卡，农造小学一年级的权雨澜仍旧有将来上大学的想法。她的家距离农造小学十公里，负责接送她上下学的是爷爷。在来到农造小学之前，权雨澜曾换过四次学校，原因是“不适合”——以往的三所学校里，她碰到过“打人的老师”，朝她泼水的同学，以及长期无法回家的住宿环境，但对于农造小学的评价，是“这里很好”。她的父母并没有念过书，他们选择送她上学的原因是“不识字的话，会像个傻瓜一样”。
在这些乡村小学有限的资源中，一切都关于教育本身。接受教育为什么是必要的？在农锦丽的眼里，读书“很重要”，是因为它可以“改变农村小孩的命运”，或者“有文化，人品不一样”。她与吕禄对学生们的期望，相较一纸文凭，“实现自身价值，长大以后对社会有用，会做人就行了”。在林强老师看来，即使将来学生们在打工的时候，“学东西也不会比别人慢”的前提，是在“能够掌握知识的阶段读书”。因为到后来，“不在这个年龄段的时候，更没兴趣读了”。
在逐卜乡，或是更多的乡村，可以看到在念书这件事情上，很多人际关系交织和人生经历重叠的结果。农锦丽曾是吕禄爸爸的学生。权雨澜的爷爷曾是附近很多孩子家长的老师。吕禄的女儿曾在牌宗小学上到小学六年级。农海艺的姐姐，曾经就坐在教室的前排位子……目前，在学生们的想象中，未来似乎遥远，世界带着孩童视角的想象。若你问他们将来想去的地方，在他们可以想到更远的目的地之前，或许就像农造小学学前班的农海艺说的那样——“南宁。因为南宁有奶茶喝。”
参考资料：
赵丹, & 吴宏超. (2007). 农村教学点的现状, 困境及对策分析. 教育与经济, (3), 61-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