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中华区曾是WeWork的第三大市场，但如今已被视为该公司表现最差的市场之一。在遭遇了一连串资本危机后，WeWork计划暂停在中国的扩张，并开始考虑关闭在中国以及其他一些市场的部分办公空间，这一决定成为这家办公室供应商急剧收缩的最新注脚。
据知情人士向《日经亚洲评论》透露，WeWork在中国的新门店计划将继续践行至2020年，但2021年的扩张计划已被叫停。
自从数月前IPO计划失败，这家公司的商业命运就不受控地滑向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出于对该集团令人咋舌的亏损、复杂的公司架构以及创始人亚当·诺伊曼的不信任，投资人开始对WeWork的商业可持续性心生警惕。数周内，这家企业的估值经历了戏剧化的大幅跳水，陷入资金困顿。其随后被日本科技集团软银接管，并将联合创始人诺伊曼请出了董事会。
中国一直被认为是WeWork的增长中心。在We Company公开的招股书中，共有173次提及了中国。2018年，大中华区收入为9953万美元，排在美国和英国之后，位列第三。
数据显示，自从2016年高调进入中国市场，WeWork在中国的门店数量已经占到其全球总量的15%。但事实证明，支撑这些光鲜数据往往是通过烧钱行为来进行的。WeWork在中国各大城市黄金地段的商业楼宇支付了高昂的租金，这耗尽了该公司的资金寸头。英国《金融时报》最近对入住率数据进行了评估，结果显示，中国几个主要城市的入住率均表现不佳。
WeWork在上海安装了4.36万张办公桌，10月份的闲置率为35.7%。该公司在深圳拥有8000张办公桌，其中65.3%处于闲置状态，而在香港的8900张办公桌中，有22.1%闲置。该公司还在华中地区扩张，在西安设有多个办公室，然而闲置率达到78.5%。
“在中国，WeWork需要达到至少65%的平均入住率才能实现收支平衡，但比如在中国的硅谷深圳，他们的很多楼盘入住率只达到30%-50%。”一名了解公司运营情况的人士告诉《日经亚洲评论》。
几家房地产集团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则表示，WeWork的在华扩张恰逢国内房地产市场疲软。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8年，全国办公楼销售面积下降8.3%，商业营业用房销售面积下降6.8%。商业地产集团世邦魏理仕(CBRE)的数据有类似洞见：中国17个主要城市的房屋闲置率攀升至21.5%，为自金融危机以来的最高水平。
中国市场的低迷表现给该公司的盈利带来了压力。目前，WeWork正在实行包括大幅裁员在内的一系列激进计划，旨在扭转经营局面。这家公司选择优先经营美国、欧洲和日本这三大市场，并缩减其他地区的业务，包括中国、印度以及拉丁美洲的多个市场。
而在此次削减在华业务之前，包括WeWork在内的多家联合办公空间供应商都对中国市场寄予热望。前瞻发布的报告称，中国正在成长为全球最大的联合办公空间市场：2018年的总体面积达到约1551万平方米，是两年前的4.5倍。
但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增大，WeWork的价格似乎不如一些本地竞争对手优惠，后者的房价要低得多。
根据WeWork中国网站的数据，深圳福田区WeWork提供的移动工位价格约为2200元/月，固定工位价格为3000元，一间两人用的私人办公室价格为10200元。在同一地区，中国的办公空间公司Bee+报价则相对更低，移动工位的价格约为每月1680元起步，专用办公室的价格则为3000元起步。
尽管WeWork声称提供更优质的产品，但更便宜的替代品可能对现金短缺的客户更有吸引力——尤其是在创业起步阶段。据知情人士透露，竞争对手的低价在谈判中对WeWork产生了不利影响，这迫使WeWork将更多精力放在为企业客户定制办公室上。
由于WeWork近日面临的危机，国内联合办公空间的初创公司也因此调整了战略。
据报道，成立于2016年、总部位于北京的氪空间已关闭了多家门店，并因财务问题放弃了在香港租赁One Hennessy七层楼面的初步协议。
“在最初的两年里，我们和WeWork类似，从房东那里租房子，把它们改造成供客户共用的空间。但在去年第四季度，我们认为这种商业模式对现金流和资金要求过高，而且存在太多的财务风险，”氪空间创始人兼董事长刘成城在接受《日经亚洲评论》采访时表示，“尤其是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WeWork发生的变化，我们应该及时做出调整。”
刘成城补充道，他的公司将更多地转移到在全国各地都有办事处的企业客户上，帮助客户找到理想地点并设计他们的办公室，但是客户将直接从房东那里租赁房屋，这有助于氪空间保持正现金流。
“WeWork在中国的扩张更多地受到CBD驱动，而非客户驱动。这意味着该公司需要不断在商业中心地段签订新的租约以吸引客户。” 刘成城表示，“这并不是说没有人在黄金地段租赁办公，而是说WeWork需要大量资金来维持运作，并因此承担更多的金融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