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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分属不同体系，但国际教育的迅猛发展也让公校教育者们开始反思，该如何提高吸引力以留住生源。
从今年三月教育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来看，2018年我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66.21万人，较上一年度增加5.37万人，增幅8.83%。
不止是留学生，国际学校数量增加也侧面反映国内家庭对国际教育需求的上升。据K12国际教育的资源聚合平台顶思发布的《2019年全国国际学校图谱与行业发展报告》显示，截至2019年9月30日，全国（不含港澳台）新增60所国际学校，总数达到1168所。
“在公立教育的变革不足够快的时候，有些家庭会选择离开这样一个体系，作为公校校长，我感到非常不安。希望我们能够快点改变，让本国教育接近世界水平，能够让孩子在自己国家接受最优质的教育。”清华附中校长王殿军近日在顶思RAISE大会上表示。
从2007年开始，王殿军担任清华附中校长，并在校内推进一系列教育改革，比如将大学先修课程引入高中，用“综合素质评价系统”促进学生全面成长，以及采取集团化办学方式，将优质教育资源辐射到薄弱学校等。尽管这些措施已经得到学生和家长的认可，并引起了很多高校的重视，但这并不能代表公立教育的整体变化。
在很多维度上，中国公立教育发展的确能被称之为“奇迹”。我国从1986年颁布《义务教育法》确立普及义务教育制度后，到2000年正式完成目标共花费15年时间。“以最短时间实现义务教育普及，高中教育基本普及，大学教育也实现了大众化，这些成就对于一个人口众多、经济起点低的国家而言，实属难得。”但王殿军认为，我国教育整体水平还未赶上发达国家。这一点“从各国获得诺贝尔奖的数量上就能看出来。”
王殿军认为，公校在许多方面急需变革。在因材施教、能力培养，以及跨学科教育等方面，国际教育可以为公校变革提供思路。
公校因种种原因，使得“因材施教”难以实现。相比之下，国际学校在选修课程设置上更为灵活。因采用小班制教学，国际学校师生比多在1：5左右，甚至更高，这更有利于因材施教。
另外，公校往往把教学时间更多的用于知识传授和掌握，而较少用于对学生能力的培养。王殿军坦言：“‘以能力为中心’，通常只停留在口头上，很难在每一天的教育教学实践中落实。”再加上很多公校评价学生的方式更依赖考试分数，学生很容易成为“知识装载容器”。“怎样以更丰富的维度来评价学生，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也是当前中国教育急需改变的地方。”王殿军说。
国家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公布一系列教育改革的内容，提出对招生考试制度全面改革。2014年9月，国务院正式颁布《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这一纲领性文件的出台标志改革实践的启动。
“目前，改革只迈出了一小步，到现在，全国接近一半的省份启动了新高考改革，改革力度还不小。但想让改革全覆盖，还需要假以时日。”王殿军评价道。
尽管理念可鉴，但作为舶来品，国际学校在中国发展仅有十多年的时间，其运营经验和教学实践还远谈不上成熟。“有一些国际学校完全忽略了自己是在中国，中文学习与其它第二外语之间并无区别，中国历史文化的教育内容更是欠缺。”在王殿军看来，国内的国际教育虽然由西方引进，但如何做好本土化是一个难题。
政策因素也给国际教育在国内发展带来不确定性。例如公立学校国际部的存在就遭到一部分人的质疑。质疑声认为，虽然学校有办学自主权，但国际部也会挤占公有资源。“教育界对此看法也不一致，有些地方国际部已从公立学校剥离出来。”王殿军说。
对国际学校而言，经营层面的办学红线，以及招生和教材使用的政策，为其发展提出了更多的要求，这也使得无论其规模发展多迅猛，依旧无法“独自美丽”。而从国际学校生存的大背景来看，王殿军认为，国际学校如果想可持续发展，不仅要不断提升自身的教育品质，也必须在搞好自身本土化的同时，努力推动本国公立教育不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