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天
2015年第二季度，中国的GDP增长率为7%，虽然比起过去几年急剧放缓，但7%的速度在全世界还是名列前茅。中国经济三十多年来的迅速发展使得鼓吹“中国模式”的声音甚嚣尘上，但也不乏批评者。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教授朱天观点独到，他认为，中国经济腾飞的根本原因主要在于中国传统的勤俭节约和重视教育的文化。
畅销书作者张维为归纳了中国模式的八个特点：实践理性、强势政府、稳定优先、民生为大、渐进改革、顺序差异、混合经济、对外开放。这个清单看似全面，但为什么把这些特点称之为中国模式呢？强势政府和政治稳定恐怕是每个国家的政府都希望有的政治局面，改善民生、理性施政也是绝大多数国家的目标，非中国所独有。
难怪政治学家黄亚生极力否定存在所谓的中国模式，在他看来，中国的发展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成功的经验与东亚其他几个国家和地区相似，失败的地方与拉美国家类同。不过，社会学家丁学良则认为存在中国模式，并将其特征简明扼要地概括为政治层面的共产党领导、经济层面的政府操控市场和社会层面的维稳；但他特别强调，承认有中国模式不等于赞同这个模式。例如经济学家张维迎就干脆将中国模式概括为强大的政府干预和国有经济主导的体制，但坚决反对这种模式。如果不是中国特定的政治经济体制，那么我们的优势究竟在哪里呢？
中国的增长奇迹是体制原因吗？
不管是否存在中国模式，二战结束至今七十年来，实行过威权政府积极干预市场经济这种模式的发展中国家不在少数，却鲜有达到持续高速增长效果的，只有东亚地区是例外。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东亚国家（地区）在体制和政策上恐怕没有特别的优势——毕竟日本、东亚四小龙和中国大陆在各自快速发展的时期所实行的政治经济体制都不尽相同。即使有什么体制优势的话，也应该是很容易模仿和学习的，否则就不能称之为模式。很难想象七十年来世界上一百多个发展中国家只有几个东亚国家（地区）发现了最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体制和政策，其他国家不仅没有发现，连模仿都不会，这种可能性有多大呢？
战后经济发展的奇迹只出现在东亚国家（地区）应该不是个巧合，既然不是体制的原因，也不太可能是地理、气候的原因，那就只能是人的原因了。众所周知，东亚人民历来崇尚勤俭、重视教育和学习——也许正是这个起源于中国的共同的文化使得东亚国家和地区在物质资本、尤其是人力资本的积累速度以及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能力上超过了其他发展中国家。
文化影响经济的观点要追溯到社会学的老祖宗马克斯韦伯，虽然他的新教伦理导致资本主义在西欧兴起的著名论断或许不完全正确，但是他所特别强调的文化价值——勤劳和节俭——在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应该没有多大争议，而这恰恰也是中国（东亚）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社会学家和其他文化学者早在1980年代就提出儒家文化是产生东亚经济奇迹的重要原因，但是经济学家的职业习惯让他们不愿意承认文化在经济发展中的关键作用。经济学家更愿意相信资本、技术、政策和制度这些可以度量、操控和改变的因素的作用，而不愿相信文化这种难以定义、度量和改变的因素对人类行为的影响。毕竟，如果中国文化那么有利于经济发展，为什么我国的经济腾飞只是发生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呢？ 确实，再好的文化也只是经济发展的一个有利条件，没有好的制度和政策也无济于事。改革开放固然是中国得以快速崛起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但我们也不能无视的是，许多同样实行了改革开放的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实现经济的腾飞！ 市场化的改革只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较快增长的必要条件，但远非充分条件。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认识到光靠改革体制、吸引外资和国际援助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问题，于是注意力开始转移到文化上——几年前出版的两本由著名学者撰写的经济增长的（英文）教科书都有专章讨论文化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不管是制度还是文化，最终都是通过影响一个国家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以及技术进步的速度来影响经济增长的。中国文化中与经济增长直接相关的价值取向其实只有两个，一个是勤俭，一个是重视教育，前者涉及物质资本的积累，后者涉及人力资本的积累，也涉及技术进步的速度。
中国人有多勤俭？
常常有人说中国经济发展好是因为中国人特别勤劳。但是勤劳本身其实只影响到产出的水平而不是产出的增长率。一个勤劳的农民比不勤劳的农民每年可以多打点粮食，但如果没有积蓄，照样不会有增长。勤劳只有与节俭结合起来才会导致经济增长。用经济学的语言讲，勤俭的作用是提高储蓄率，而储蓄是资本积累的前提，储蓄率低的国家资本积累速度也慢。（那些主张中国应该转向消费驱动的增长模式的人有必要温习一下基本的经济增长理论。）勤俭持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这一点应该没有争议，但别的国家的文化真的不如中国更强调节俭吗？
根据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 Survey）的结果，东亚人民对节俭这个价值观的传承似乎确实更加重视。该调查中有一个问题是：“您认为在家里培养孩子学习下列哪些品质更重要？”要求在十一项品质里选五项。在历次调查有数据的六十个国家（地区）中，韩国、台湾和中国大陆的被调查者中认为培养孩子节俭的品质更重要的比例都是名列前茅的（历年平均的比例分别是61%、58%和57%），中位数国家的这个比例只有35%，最低的国家尼日利亚的比例只有12%。
东亚人民不只是口头上重视节俭，实际生活中储蓄率也的确比较高。除了少数以石油为主要产出的国家以外，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和新加坡的国内总储蓄率在过去三十年里一直都是全世界名列前茅的。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在所有发展中国家中，东亚和太平洋地区过去二十年（1993-2013）的平均国内总储蓄率最高，达到42%，中东和北非地区是27%，南亚24%，拉美和加勒比地区19.5%，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只有17%。
高储蓄可以加快物质资本积累的速度，但很多经济学家认为这不是经济长期增长最主要的动力，人力资本的作用可能更加重要。从广义上讲，人力资本包括劳动者的知识、技能、健康乃至价值观，但经济学家在衡量人力资本时，通常只用教育水平作为指标。人力资本既有直接增加产出的作用，更有促进技术进步的作用。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主要取决于学习已有技术的能力，这就对人力资本水平有一定的要求。教育是提高人力资本的最主要的途径，而东亚国家特别重视教育这一点几乎是世所公认的事实。
中国人有多重视教育？
从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比例以及人均受教育年限来看，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都并不突出。不过，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虽然在过去几十年里用于公共教育上的支出不断增加，人均受教育年限也有显著的提高，但经济增长速度并没有因此而加快。所以，有学者指出，教育质量才是经济发展的关键。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哈努谢克（Hanushek）和德国慕尼黑大学的沃斯曼（Woessmann）两位经济学家利用国际性的（中小学）数学、科学和阅读考试成绩的数据，构建了一个具有可比性的七十多个国家的所谓“认知技能”（cognitive skill）指数，通过比较各国同龄的学生在相同的受教育年限里所获取的知识和技能的多寡，来衡量各国教育质量的高低。他们发现，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与其认知技能指数高度正相关。根据他们的数据，所有东亚国家（地区）的这个指数都名列前茅，更是遥遥领先于所有发展中国家。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日本是二战之前实现工业化的唯一的非西方国家，为什么二战之后除少数欧洲（包括以色列）和盛产石油的中东国家以外只有东亚四小龙成功加入到了发达经济体的行列，为什么过去三十多年里中国成为全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
其实，不只是中国（东亚）的学生在国际考试中成绩突出，就是生活在西方国家的以华人、印度人和韩国人为主的亚裔学生的学习成绩也特别优秀。这是为什么呢？是亚洲学生天生就更聪明呢，还是他们学习更加勤奋呢？美国密歇根大学的谢宇教授和他的合作者在2014发表的一项研究中发现亚裔美国学生的学习成绩超过白人学生的主要原因不是智商更高，而是更加努力，而这又与亚裔家庭的文化有关，亚裔家长更相信后天的努力而不是先天的智力对学习成绩的影响。
从中国文化上来看，我们确实更加强调勤奋，而不是天资。天道酬勤、勤能补拙、业精于勤等成语都是讲的这个道理。悬梁刺股、凿壁偷光、囊萤映雪等典故也都是褒扬刻苦学习的品德。这种强调勤奋学习的文化最终就会体现到孩子的学习压力上。
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在2011年的一项多国（21个国家）民意调查的结果，中国的受访者中有68%的人认为家长给孩子的学习压力太大——这个比例在所有参加调查的国家中是最高的；只有11%的人认为家长给孩子的学习压力不够。美国则刚刚相反，只有11%的受访者认为家长给孩子的学习压力太大，而有64%的人认为家长给孩子的学习压力不够。这并不是因为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人口多竞争激烈、生活压力大，其他人口密集的发展中国家的家长给孩子的学习压力比中国就要小得多，例如巴基斯坦、墨西哥、印度尼西亚的这个比例只分别是32%、20%和13%。日本虽然早已是发达国家，但学生学习的压力也还是很大。根据皮尤中心2006年所做的类似的调查，日本的受访者认为本国家长给学生太大学习压力的比例也高达59%。
看来真的没有免费的午餐！谢宇教授和他的合作者的研究也发现，来自家长的期望和压力虽然使美国的亚裔学生更加用功、成绩更好，但并不更加幸福。事实上，亚裔学生比白人学生心理健康程度相对更低，与父母的关系也相对更加疏远。同样，中国的众多学子也在埋头苦读中牺牲了青少年本应享有的快乐时光。
既然中国经济得以腾飞的根本原因主要在于中国传统的勤俭节约和重视教育的文化，而不在于中国采取了什么其他发展中国家都没有想到、或者想到了也都没有采纳的政策和体制，那么无论是推崇还是批评中国模式的观点都高估了制度的作用，尤其是高估了政治制度对经济的影响。纵观全球所有国家的发展轨迹就会发现，政治制度与经济发展关系不大，政治民主既不是经济发展的手段，也不是经济发展的障碍。民主自由本身就是值得追求的目标，是一个超越于经济利益之上的诉求，而且经济越发达，这种诉求越强烈，实现的可能性也越大。这或许就是为什么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到中上等收入阶段，民主和自由也开始成为国家倡导的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