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佳寅
2019年是中国 “脱贫攻坚战”的关键一年，我们的目标是，“确保到2020年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作为全球扶贫工作的楷模，穆罕默德·尤努斯希望，未来，孩子们只能在博物馆里看到贫困的模样。
本期封面几乎是5分钟内完成的。摄影师在房间里摆好背景、调好光，很快，尤努斯在十来个人的簇拥下进屋，身上的孟加拉传统服装已经成了他的形象代言。正面、侧面、全身、半身，摄影师火速撤场，尤努斯马上坐下和已在等候的新希望董事长刘永好开始了下一段谈话，20分钟后他要去见一位央行的大人物，再然后直飞宁波，衔接下一个行程。
这是每次尤努斯来中国的行程常态。
即使是最紧张忙碌的时候，哪怕自己正处在焦虑之中，尤努斯也会让对面的人感受到自己的全神贯注。他的一个助理Akhtar Hossain说，每个拜访过尤努斯的人脸上的表情都仿佛在说：“我一定是他今天见面的人中最重要的那个。”
2006年10月，尤努斯受中国政府之邀第一次来华。那天中国涉及小额信贷议题的主要金融官员几乎到齐：时任央行副行长吴晓灵、时任央行行长助理易纲、时任银监会法规部主任黄毅，时任央行市场司副司长曹子娟，时任央行研究局副局长焦瑾璞等，他们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大楼面向长安街的南大门迎接——这扇门只在迎接贵宾时才会开。
就在这次会面10天前，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06年度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尤努斯及他创建的格莱珉银行。
小额贷款之父
关注普惠金融的人，对格莱珉银行的故事都不会陌生。这是一家穷人的银行，萌芽于1976年的一个小小举动。尤努斯将自己的856塔卡（不到27美元）借贷给孟加拉乔布拉村的42位贫困妇女，让她们可以买竹条编竹凳卖，养活自己，并成功偿还借款。“为什么不能给更多穷人提供这样小额的贷款？”为了这个主意奔波与争取7年后，意为“乡村银行”的格莱珉在全球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孟加拉成立了。
人们称尤努斯为“小额贷款之父”，但身为经济学教授的尤努斯说自己没学过金融，没学过银行，当他设计格莱珉银行的制度时，就看传统银行怎么做，然后，反其道行之。具体来说，“他们给富人钱，我给穷人钱；他们专门在城市里面工作，我们就在农村里面；他们专门去找企业家做客户，我们就是去找最穷的人；传统银行说你要抵押，我们说不用抵押，我们就靠信任。” 在2019年的“中国周”，尤努斯又到了一个从没来过的城市——宁波，对可能是第一次听说格莱珉的观众解释。作为一家全球性的银行，格莱珉银行甚至可能是世界上唯一没有律师的银行。
所以格莱珉银行并不是金融机构，诺贝尔奖获得者尤努斯拿的也不是经济学奖，而是和平奖。“现在我们说格莱珉银行都是放贷，但是我们的故事不止于资金，格莱珉银行讲的是一个变革，女性变革，以及整个孟加拉国变革的故事。”
“20年前如果外国人去孟加拉国农村，所有的女性都会冲回家里躲起来。但是今天在孟加拉国，女性都会走到你身边和你交流。”而当1974年尤努斯第一次走进乔布拉村庄做调研的时候，妇女们全都躲在屋里，需要女学生做中间人传话；后来，妇女们邀请他进屋，面对面交谈；再后来，尤努斯到村子里不仅被妇女们簇拥欢迎，甚至会有人主动拥抱他——在孟加拉，这可是天大的事情。
这是格莱珉银行的另一大“反其道行之”，“传统银行钱都是借给男性，但是我们相反，我们专把钱借给女性”，尤努斯说。今天格莱珉在孟加拉已有900万的借贷人，97%都是女性。
这些妇女先要找到五个人结成一组，才能接受贷款。在中国，人们往往理解成五人联保，这是非常大的误读，可能也是中国之前难以完全复制格莱珉模式的根源所在。格莱珉中国总裁高战说到这总是有些激动，“从来没有五人联保！让穷人担保穷人，有意义吗？”
事实上，五人小组远比五人联保复杂，培育时间与成本也更大。高战解释说，五人小组要选出一个组长，一年一换，不可以连续做组长。每周线下的中心聚会，不是仅仅为了核对“给你贷款2万，你今天还了300”，而是一个线下的穷人私董会，如果一个人违约了，其他四个人不是去催钱或是连坐还钱，而要一起帮她想办法，解决遇到的问题。“因为这五个人自愿结成小组，他们之间是强相关，从而形成了穷人的朋友圈，这个线下私董会能够发挥无穷力量。”
银行做贷款，最关注还款率，高战一摆手，“格莱珉银行不强调还款。”那考虑什么？要勤奋工作团结守纪，要选择一个安全舒适的地方召开中心会议，要让孩子得到好的教育，要使用卫生厕所，要每年一次健康体检，要爱护环境节约资源——这是格莱珉会员的6条公约，这些指标构成了格莱珉银行基层员工的绩效考核标准。
这版公约从格莱珉原来的16条公约简化而来。在孟加拉，借款人还要做到“我们的儿子娶妻时不会要求嫁妆，我们也不会给女儿嫁妆”。每一个借款人都要学习、会背这些公约，不会写字没关系，但是必须背下来，开会一分钟都不能迟到。这些很“笨”的事，有本事和有本钱的人不会愿意做。“格莱珉银行就是要反向选择，帮助那些走投无路的人。”高战说。
（孟加拉接受格莱珉银行金融帮助的贫困妇女 来源：宜信公司创始人、CEO唐宁拍摄旧照）
“伟大的企业家”
格莱珉模式已经成功复制到了41个国家。尤努斯曾公开表示，在孟加拉以外格莱珉模式最成功的地方，是发达国家美国。但尤努斯对格莱珉落地中国一直有所期许，从1993年中国学者杜晓山学习借鉴格莱珉模式后在中国试验小额信贷项目，到2006年尤努斯访问中国和央行官员协商再次开启试点，再到2014年在高战推动下，格莱珉中国正式在江苏徐州陆口村成立，直到今天，虽然格莱珉中国的还款率在99.2%，但也只有2000个客户，是否能算“成功复制”一直存在争议。这也是每年尤努斯安排“中国周”想要解决的问题。
格莱珉中国找到了一个缓冲的解决方式，与国有大行中国建设银行合作“建设银行·格莱珉女性创业贷”项目，以“助贷”身份，由建行放贷并提供资金。截至7月底，已经启动了9个试点网点。尽管尤努斯真正希望的是解决“中国的两大挑战”：“一个是我们需要能吸收存款，另一个就是要确保微金融不变成某些人赚钱的工具，确保它真正能做成一个社会企业。”
“社会企业”这个词是尤努斯的发明。当他试图对格莱珉银行的成就解释为“一个由我为其贴上社会良知的标签的态度所驱使的企业”的时候，发现这样的解释在成熟的经济学及资本主义理论说不通，这“几乎使创立一种新的经济学分支成为必需的事”。
在诺贝尔颁奖典礼上，他向传统经济理论和市场理论开火。“我很不认同强加在市场参与者身上的概念。这源于一种臆断：企业家是目标单一的人群，他们毕生追求同一个事业——利益最大化。这种理解将企业家从他们生命中所有的政治、感情、社会、灵魂和环境向度隔离。也许这种解释是资本主义合理的简略化，但是它也剥夺了人类的本质。”
“现在我们的世界其实是基于传统经济学而创造出来的，现在我们看人其实都是隔着一层金钱的眼界去看待世界，做什么事情也都是以逐利为目的。但是我们应该忘记金钱，我们是人，人不仅仅是逐利的。”
但他也绝不愿意被打上“慈善家”的标签，也不满足于让企业拨钱做做社会责任。他只想做社会企业，达成慈善事业的目标，但采用商业经营的模式，从第一家社会企业中回收的投资，可以投入到第二家、第三家……于是就有了达能、英特尔、BASF、优衣库、阿迪达斯等各国品牌与格莱珉成立的合资社会企业，它们提供了穷人买得起又有质量保证的酸奶、电脑、蚊帐、服装、球鞋等生活用品。还有一类比如格莱珉眼科医院、格莱珉护理学院、格莱珉销售网络等组织，则为穷人提供了医疗保障、职业技能等服务。这些企业都不亏钱，但也都不分红。
尤努斯是这些企业的设计师，他一点点描绘着自己的愿景：穷人活得更加体面和快乐，才有可能打破“盆景人”的魔咒。尤努斯把穷人比作盆景中的树，他生来也许是一棵苍天大树的种子，但在狭小的花盆里，没有足够的空间、养料，便无法像森林里尽情舒展的同类那样高大挺拔。
主流世界很乐意接受这个理念。除了诺贝尔和平奖，尤努斯在全球获得的荣誉无数，其中，2004年在沃顿商学院评选的“25年来最有影响力商业人物”和2012年财富杂志“12名最伟大企业家”榜单上露面，颇有意味。榜单上其他名字太熟悉了：比尔盖茨、乔布斯、贝佐斯、山姆沃顿（沃尔玛创始人）……，而尤努斯和他们并列，这让人重新思考“企业家”的内涵。不妨直白地听听尤努斯今年在宁波的公众演讲题目：《挣钱很快乐，但让别人快乐更是超级快乐（Making Money is Happiness, Making Other People Happy is Super Happiness）》。
（2019年的中国行，尤努斯抽出时间接受封面拍摄 摄影：张勇）
归位的父亲
2006年12月，挪威奥斯陆，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后是盛大音乐会。一位女高音登台，她有着亚洲人乌黑的头发、小麦色皮肤，又有着欧美人突出的五官。音乐起，是普契尼的著名咏叹调《哦，亲爱的爸爸》。在她身边，穆罕默德·尤努斯静静地站着，端详、聆听。
西方音乐界说起尤努斯，会加上一个前缀“女高音莫妮卡·尤努斯的父亲”。而在尤努斯的众多报道中，有一则的标题叫《是英雄，但不是好父亲》。
在美国范德比尔特大学求学时，尤努斯在女生前十分腼腆，甚至设想过“在该结婚时，就会像周围所有的人那样，通过媒妁之言缔结婚约。”直到他认识了俄罗斯裔姑娘维拉。这位红发蓝眼的姑娘主动追求，并愿意跟着尤努斯去往完全陌生的孟加拉。两人一起经历了孟加拉独立、回国、执教，以及格莱珉的萌芽。正当尤努斯踌躇满志走上开办真正的“穷人银行”的时候，1977年，维拉再也无法忍受孟加拉的生活环境与尤努斯离婚，带着出生仅4个月的莫妮卡回到了美国。莫妮卡的名字，是尤努斯和维拉从英语和孟加拉语共有的女孩名中挑出来的。
在莫妮卡成长的20年中，父亲是缺席的。尤努斯只有在美国的时候零星见上女儿几次。莫妮卡继承了外婆的好嗓子，并得到了母亲一家的全力支持培养。她的艺术道路颇为顺畅，毕业于有着“音乐界哈佛”之称的茱莉亚音乐学院，包括大都会歌剧院在内的许多顶尖歌剧院，都向这位耀眼的年轻女高音伸出了橄榄枝。
2005年，父亲邀请她陪自己回一趟孟加拉国，那个自打4个月大离开就没再踏上的出生地。“我父亲在那里家喻户晓，我是他的女儿，人们可能也很好奇。”她在那里还举办了一场音乐会，人们热情地为这个孟加拉出生的女孩鼓掌欢呼，对她的事业表达认可，让莫妮卡很受感动。
这次旅行毫无疑问要看看格莱珉银行。在一个村庄，几个妇女告诉莫妮卡，自己以前乞讨为生，睡在他人屋檐下；而现在，她们拥有自己的牛、人力车，以及，为家庭做出贡献而得到的尊严。“儿子尊重她们，丈夫尊重她们。那些妇女的面庞闪着光芒。”她们的孩子都有学上，女儿也可以上大学，再也不用被迫未婚生子。这一切都是缘起于一笔15美金到100美金的贷款。孟加拉之行，莫妮卡说自己仿佛找到了身上一直缺失的那一块拼图。
莫妮卡不再埋怨父亲，并且，她用自己的方式传承。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重创美国，莫妮卡和朋友通过公益演唱会筹款援助灾区，受此启发，“为希望歌唱（Sing For Hope）”成立了。这个组织相信艺术能够提升生活、团结人类、改造人生，值得每一个人拥有。如果说父亲从事的是普惠金融，女儿则在播撒“普惠艺术”的种子。
硅谷富豪、eBay创始人Jeff Skoll和尤努斯是好朋友，他的公益基金会每年都会举办全球论坛。2013年论坛聚焦社会企业，授予了尤努斯大奖“Skoll Global Treasure Award”，而莫妮卡也作为杰出的社会企业家受邀上台。望着台下的父亲，她告诉所有人：“父亲教给我最为重要的两件事是：第一，无论发生什么，永远朝前看，向前走；第二，一切我所想、所说、所唱，对世界都有独特的价值。”
（莫妮卡（右）和她共同创立Sing for Hope的伙伴 来源：https://www.monicayunus.com/index.php）
不到80岁的年轻人
尤努斯经常受邀走进全球多所大学，他想把这些议题带给年轻人。“不仅是进入教育系统，最好能进入家庭当中。”从小孩子是被教育长大了要买车、买房、变成成功的商人；还是要去改变世界、改变他人？尤努斯希望，中国的父母也能告诉孩子有这两条路，让他自己去选。“现在太多家庭教育只告诉孩子读书好、成绩好、能找到好工作就行了。但是，这却是在引导年轻人走上一个限制他们行动力与成就的独木桥。他们安于现状，略有小成便志得意满，却忘了他们与生俱来的能力：追求新世界的梦想，并使之成为可能。”
很多年轻人已经开始行动，其中不乏我们所认为的“超级富二代”。尤努斯对美国青年马特·达利欧所做的社会企业Endless赞许有加。马特的父亲是桥水基金的瑞·达利欧，对格莱珉美国的开办提供了大量支持。马特开发了一款可以在脱机状态下解决大部分信息搜索、娱乐、学习需求的电脑，叫做Endless，这款电脑是为电力与网络不发达地区的穷人所开发的，因此定价仅为79美元，目标是降到50美元以下。
永远穿着传统孟加拉服饰的尤努斯，称自己是新技术潜力的狂热支持者。同时，他也79岁了，出行总会有一位随行医生。他经常被问到关于年龄、老龄化社会等方面的问题。他在书里用自己记录的一次很有意思的对话来回应。
在德国的一次电视采访中，“老年人代表”尤努斯被安排谈谈老龄化，搭档是另两位老人。其中一位叫Helga，105岁，她曾和希特勒做过斗争，多次入狱，甚至被判过死刑，所幸死里逃生。Helga记得经历中的每一个细节，尤努斯听得入神，他强烈建议老太太就自己的故事写一本书。“年轻人，我已经出了28本书了，你要我再写一本吗？”Helga说。尤努斯又问她，怎么看待现在的年轻人，“对于他们，我讨论得越少越好。他们认为自己无所不知，没有兴趣听别人说话。” Helga抱怨说，自己快被家里的年轻人逼疯了——她说的是自己75岁的女儿。
很显然，“年轻”对于Helga和尤努斯意味大为不同。“对于Helga来说，65岁的人几乎是个婴儿。”尤努斯深受启发，“我们怎么能强迫人们在65岁‘退休’呢？”尤努斯极力主张把“退休”从人们的日常词汇表中去掉。“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词！它宣告，你的职业生涯已经结束了。”
尤努斯想创造一个新的词汇，“能够表现创新生活的连续性，并强调这是一种机会，从生命的第一阶段过渡到第二阶段——一个生命中最令人兴奋的阶段。”这个阶段，不仅可以生活自由、追梦自由，更可以是对世界有所作为的新开始。当然，投身于创立社会企业是再好不过的方式。
这个故事，记载在他的新书《普惠金融改变世界》中。“我觉得贫困不应该存在于人类社会，要把它装进博物馆，未来的年轻人只有通过博物馆才知道贫困是什么。”在实现零贫困之后，还要零失业、零碳排放，这就是“三零世界”，尤努斯的理想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