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半工半读的徐吉第一次听说爱文学校（Avenues：The World School）时，对这一校名印象深刻：“名字听起来很牛气，敢称自己是世界学校。”与纽约的百年私校们不同，这所新校在未正式招生时就表现出市场野心。
其创校团队名单里塞满了各界知名大咖的名字和头衔，除了耶鲁大学前校长Benno C. Schmidt教育家，还有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科学家，哈佛教育学院教授等。据纽约时报称，这所学校的资金投入也不少，其所属公司Avenues World Holdings Inc.从至少两家私募筹集了8500万美元作为支持。
他们想建立一所有别传统的新式学校，同时在圣保罗、深圳、迪拜、伦敦、迈阿密，及硅谷等世界各地拥有分校区，并允许学生在各校区之间自由流动，以培养“世界公民”。
这些大力投入与宣传不仅吸引了像徐吉这样的中英文双语教师，也令它在纽约开校第一年就收获颇丰，2012年入学人数达到七百多人。在2018年，他们在圣保罗的校区开张，一年后深圳校区也正式投入运营。
从其纽约经验来看，持续办学七年算是取得了一定成果，但经验能否复制到新校区仍是未知数。以中国为例，国际教育已发展十余年，一批竞争者也已入场，家长们选择越来越多，这些不确定因素都为这所学校的创新实验加大难度。
纽约模板
作为一名中英文双语教师，徐吉在美国的职业发展常常遭遇尴尬。同样是第二语言，中文有时还没有西班牙语或法语受欢迎。“有种总是在别人家做客的感觉。”徐吉说，特别是在中西部，中文老师很难施展才华，更不可能成为班主任。这不仅与各地国际化程度有关，公校经费也限制着教学革新。
纽约则不同，少部分有财力的私校开始注意到双语教学的好处，类似HudsonWay等中文沉浸式学校陆续多起来，中文课程比例甚至占到八成以上。爱文则稍有变化，提供西班牙和中文两种沉浸式课程，选择中文为第二语言的学生，将接受以英语和中文按天交替授课。
爱文世界学校总裁柯欣杰（Jeff Clark）认为，中文和西班牙语是世界最常用的两大语言，一所“世界学校”没理由让学生不学。甚至让孩子从幼儿园时期学习第二语言的做法，其背后考量也与培养“世界属性”有关。
“当孩子完全沉浸在第二语言中时，大脑会建立更多突触连接。他们会更富有创造力，尤其是对不同文化的理解。”徐吉对界面教育解释道。
除此之外，这所学校的课程设计也在强调“世界性”。其研发团队搭建的课程框架，不以传统学科划分，而以围绕认知世界应具备的65种“世界元素”为基础。幼年时期，“同理心”、“创造力”、“抽象思维”等颇为重要，而到高年级“身份认知”、“人类”等要素也将融入课堂。考核以能力达到的程度作为参考，课程每两年会还会做出更新。
从学生们吃什么，到小学阶段不给学生发成绩单，家长会以学生主导，再到成立以解决校内任何难题的研发团队Tiger Team等等做法上，这所私校显得有些不同。柯欣杰解释称，之所以要将“世界性”放在首位，是因为全球化正在倒逼学校做出改变。“未来充满不确定，我们要尝试将未来世界所需的工具和能力教给学生。”
对希望赢在起跑线上的家长而言，“世界理念”背后的稀缺性是诱人的，仅是多语言学习，多校区流动这两点就已满足一部分家庭对“国际化”教育的渴求。而从生意角度来看，这所新校的高端定位也正好切中纽约富裕家庭的教育痛点。
其校区选址在曼哈顿西侧的切尔西（Chelsea），其家庭中位数收入在2016年超过104,000美元，对比纽约市家庭收入整体中位数（57782美元），是“大苹果”较富裕的社区之一。
但纽约新贵们想要送孩子进顶尖私校的迫切愿望，却被限制着。诸如三一学校这类百年私校看重传承（Legacy），尽管在Niche排名中常年霸榜，但对非校友子女录取率（3.6%）比哈佛还低（5.8%）。白手起家的创业者和在纽约漂泊的“无根”新贵更乐意选择新式学校。尽管爱文纽约校区的学费价格已从最初的每年4.3万美金涨至约5.6万，但2012年开校时，约有700多学生入学，今年纽约校区学生人数增至1700人。
从学校排名和其四届毕业生去向上看，它似乎验证了创新模式的有效性。据Niche网站显示，在纽约最好的20所K12私校中，爱文世界学校排在第15位，其它上榜学校创建时间则在50年以上。
在纽约校区建成一年后，管理团队开始谋划向多地区发展，巴西和中国被列入名单中。柯欣杰认定：“作为一所世界学校，中国一开始就在我们的蓝图里，相信本地家长也一定会认同这一世界理念。”
新实验场
尽管比不上纽约，但深圳的新富人群也不少。据《2018胡润财富报告》，这里的高净值人家庭（流动资产600万元以上）数量已达到16.6万人。外来人口还在不断涌入，2018年深圳常住人口增量达49.83万人。
教育资源仍然无法满足。每日经济新闻曾报道，深圳学校的学位缺口大，去年7个辖区小学与初中一年级的学位缺口近6万个，与北京和广州这两个一线城市相比，教育需求呈现“井喷”趋势。
国际学校能起到补充作用，但数量也远不够。除开外籍子女学校，深圳的民办双语学校和公办学校国际部的数量约为40多所。爱文世界学校深圳校区校长安迪·托里斯（Andy Torris）评论道：“我曾在迪拜工作过，那里人口约800万，有185所国际化私校，而深圳人口超千万，家长的选择却不多。”
这符合柯欣杰和拓展团队的判断，他们5年前在中国设立办公室，3年前开始在深圳各区考察市场。这期间，陆续进场的新学校侧面印证着需求之旺。
从定位来看，爱文学校从纽约开始就以招本地学生为主，而非外籍子女，这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其招生范围。但它面对的是更为复杂的竞争环境：对手不仅来自本地，有些品牌同样是漂洋过海而来。
在英国前首相特蕾莎梅访华，并签署5.5亿英镑的教育大单后，哈罗公学与圣比斯公学等纷纷落户。此外，市场上甚至还出现理念相近的玩家。据不完全统计，仅在爱文所在的南山区，就有约15所国际学校。
对手们的市场策略也同样生猛。一位研究国际学校的专家认为，一些学校背后的资方实力雄厚，甚至有新校在教师培训上就砸下千万元。“以前，大家是先开一所学校，等回本后再扩大投入，现在资本模式下，许多国际学校的企业化运作越来越明显。”这位资深人士对界面教育评论道。
在纽约办校时，营利性学校的性质决定了爱文无法通过任何筹资补贴财政，学费是其主要收入。这意味着，在实现教育初心与盈利目标之间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据美国媒体报道，其纽约校区在创校第一年就达到收支平衡，招生数量约700人。但其深圳校区步伐并没迈得太快，现有招生规模还无法与其它校区相比。由于义务教育阶段办学限制诸多，爱文在深圳的校区先以幼教部为主，计划逐年增加新年级。
“过去三十年在公立学校的运营经验告诉我，没有现金流就别谈愿景，每所学校都希望能够达到满额入学，但前提是，你得先拿出好的教育服务，获得认可。”柯欣杰认为，尽管中国校区花了5年才真正落地，但在保持“世界”内核的一致性上很难求快。“通过特许经营的方式可以在全球开许多名字相同，内涵不一的学校，但这不是世界学校的标准。”
模式待验证
尽管竞争激烈，爱文在进入中国时还是将重点放在“世界理念”的模式验证上，最先成立了课程研发团队。去年，它与深圳明德中学开展“大师学院”项目，纽约和圣保罗校区共同参与进来。两校学生需要从零开始，以项目制方式制作一台能正常使用的手机，或3D打印机。“小小世界”项目则引入教学厨房，通过烹饪项目，训练幼龄儿童动手能力和对食物、自然界、环境的认知能力等。
“一所学校，多个校区”的承诺也在继续。曾有香港学生通过深圳校区的面试，最终去到爱文纽约校区学习。多校区流动满足了一些家长的需求，他们希望孩子在大学前有海外求学的经历，为日后申请海外高校获得加分。
教师招聘也是这所新校面临的困扰。不过，在它进入中国之前，这已经是国际学校的行业痛点：国际学校的师资参差不齐，外籍教师流动性大，家长因此对学校运营产生怀疑。“有不少国际学校的外籍员工曾向我抱怨，他们的工作像是工厂线上的工人。常年教授同样的内容，或是学校未提前通知就更换上课时间，而给过的福利承诺却从未实现。”安迪评论道。
安迪曾在上海美国学校担任7年校长，他认为这些现象的确存在，但也并非无法解决。除了提供优渥薪酬外，还得让外籍教师看到职业发展的空间。在教师管理上，爱文试图给教师提供两条职业通路，既可以向专业教育专家发展，也可以向管理角色转换，顶尖的教师与高管也无薪水上的区别。
准备工作并不是无效的，尽管数量不多，但幼教部招到学生后顺利在9月份开园。“过往的失败案例让家长对新校产生疑惑，但他们不需要一开始就信任我，先让他们看看我们能做什么，感兴趣的话就继续聊下去。”安迪认为，中国家长与纽约家长并无区别，他们都担心孩子的安全、食物，与未来。
对这所新校而言，未来还有许多待解难题。比如今年教育部出台相关政策，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不得使用境外教材。如果国际学校要开设中小年纪的课程，教材使用也得符合要求。另外，爱文学校是否能凭借创新模式培养出优秀毕业生则需要更长时间的验证。
但对徐吉和安迪而言，在中国参与这一教育实验仍旧令人兴奋。徐吉终于感受到中文教学被戴上“主角光环”，而无论在世界哪里工作都会带上孩子的安迪，则见证世界经验对从女儿们成长的影响。“我们总在课堂里给学生们介绍世界，将已有认知强加给他们，但却忽略了他们的亲身体验。实际上，外部世界才能真正给予人们学习意义，一所世界学校也应该坚持这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