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谢欣
在此前刚落幕的2019年中国临床肿瘤学年会上，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侯金林教授代表项目组公布了全国多中心、前瞻性万人队列肝癌极早期预警标志物筛查项目（PreCar）取得的最新进展。
当前进展结果显示，可相较现有诊断金标准提前6-12个月筛查出极早期肝癌患者，转癌比率较完成随访患者的整体转癌率富集了13倍以上，显示出了优异的预警筛查性能。这些患者的5年生存率有望提升，并获得更高的治愈机会。
随着肿瘤的防治越来越受到重视，伴随着早筛早诊观念的兴起，名目繁多的肿瘤早筛项目也层出不穷，在发挥实际作用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过度神化或是浑水摸鱼的现象。
和瑞基因CEO周珺认为，目前对早筛早诊和辅助诊断的概念和理解是有一些误区的，“想象很美好，但是现实很骨感”。周珺表示在讨论早筛早诊首先要问四个基本问题，即测什么肿瘤，目标群体是谁；检测什么指标，哪些指标能够帮助早筛早诊；什么时间是早筛？太早和太晚都不是早筛；以及通过什么方式来验证早筛结果，是否实验室的验证就够了。
肿瘤早筛的终极目标在于出健康人群中筛选出各种各样的肿瘤，但这首先面临着技术难度。据介绍，此前曾有国外知名学者论文指出，肿瘤长到1厘米时在血液里的信号频度低于十万分之一，而即使技术上能做到99%的敏感性，去筛查发病率在十万分之二十、三十左右的肿瘤，每1000例的阳性中也只有35例是真阳性。
那么，什么样的肿瘤适合早筛呢？国家肝癌科学中心陈磊教授认为应该从两个维度去判断。“一是不同分期的生存获益是否有显著差别，二是是否有明确的高危人群。肝癌完全符合这两点。”
事实上，此前就有许多报道指出，有一些癌种虽然可以很早筛查出，但是缺乏早期干预手段，其实际意义不大。“极端的例子是，有人把自己的乳腺卵巢摘除了，如果提早太早告诉大家（早筛阳性），首先这个结果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退一万步来说，未来十年五年要得肿瘤，在临床上却没有实际干预的方案，早筛早到这样的程度只能做遗传上的风险提示，不是我们追求的早筛，我们追求的是有明确的临床干预方案，能帮助大家提高整个国民关于肿瘤防治的水平。”周珺表示。
上世纪七十年代美国开始实行一定年龄的女性定期进行乳腺癌筛查，到了2000年时候，经过大型调查的结果显示20年之内筛查出来的有肿瘤的女性增加了30%，但是最后患癌的女性数量却并没有下降。这是由于查出来大部分是小癌变，不一定演化成致病的肿瘤。但不同的癌种也存在不一样的情况，不能一概而论。
世界卫生组织相关数据显示，中国每年新增肝癌病例占全球新增病例50%以上，肝癌死亡率仅次于肺癌，位居第二位。就肝癌5年生存率而言，日本43%、韩国18.9%、欧美11-15%，而中国的肝癌患者5年生存率仅有9.97%。由于早期症状无特异性，我国肝癌患者被诊断时多已处于进展期或晚期，其治疗手段非常受限。这同时也意味着肝癌在中国存在着通过早筛提高五年生存率的空间。类似的情况还有肺癌。
此次前瞻性临床研究中，经过PreCar模型筛查出的第一批55例肝癌极高危人群，在随后6个月内的随访中已有8例被确诊为新发早期肿瘤，较完成随访患者的转癌率富集了13倍以上。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部分患者的肿瘤大小都在0.8~2.5cm之间，全部处于肝癌早期（0期+A期），其中约75%处于肝癌极早期（0期）。
而常规临床诊断的早期肝癌患者（单发肿瘤大小<3cm，即0期和a期）通常不足20%，0期的比率更是不足10%。根据相关文献，在肝癌早期获得诊断的病人，其5年生存率为50%~70%，而晚期肝癌患者5年整体生存率只有10%-19%。
不过在指标上，肝癌的早筛依然有待发展。国际上目前尚无明确可用肝癌早期预警标志物，超声和甲胎蛋白（AFP）检测是国内外沿用多年的肝癌早期筛查方法，但影像方法只能发现直径1-50px以上的肿块，同时研究均证明现有肝癌血清学诊断标志物甲胎蛋白等在极早期肝癌患者诊断和预警方面的特异性、敏感性仍然存在不足，患者早期漏诊率较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