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历史”创始人大卫·克里斯蒂安：人文与科学的分裂对人类的智识是十分危险的

1959年，英国科学家、小说家查尔斯·珀西·斯诺（Charles Percy Snow） 做了一场主题名为 “两种文化"（The Two Cultures）的演讲，他提出，现代文明——包括其教育系统和知识生活——越来越产生隔阂，分为“人文” 和 “科学”两大阵营，这两种文化互不往来。

相关的讨论至今还在延续着。《起源：万物大历史》的作者、“大历史”学派的创始人大卫·克里斯蒂安认为，人文和科学之间的巨大分隔是在近百年中出现的，是分科导致了这种情况的产生，但这样的分裂对人类的智识是十分危险的。他认为，人类史是这个行星，甚至这个宇宙的宏大历史的一部分。因此，他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在整个宇宙、世界和人类的尺度上研究历史。在其著作《起源：万物大历史》中，他也把各种不同类型的知识连缀成一种贯通的叙事，说明宇宙的起源、恒星和行星的来历，以及地球上数以万计的生物如何与人类共存。

近日，大卫·克里斯蒂安与美国环境史学家唐纳德·沃斯特（Donald Worster）在中国人民大学进行了一次对谈。唐纳德·沃斯特表示，人文学科需要从自然科学当中汲取养分，来讲述今日的历史。不过，他也指出，在历史研究中，依然不能够舍弃人文学科自身的关怀。在活动现场，两位历史学家还探讨了历史学研究中的人类中心主义问题。

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之争：分裂对人类的智识是十分危险的

在活动现场，大卫·克里斯蒂安首先介绍了《起源：万物大历史》写作思路。他认为，前辈历史学家对人文学科的内容已经有大量研究，因此，他希望侧重于讲述一些也许对历史学家来说并不熟悉，但对自然科学家来说却是比较熟悉的内容。

在“大历史”里，他不受限于某一具体历史议题，将物理学、地质学、生物学、化学、宇宙学等诸多学科融入全球通史研究，构成一个单一的、连贯清晰的历史叙事，为所有的人类知识提供了统一框架。以至于比尔·盖茨在了解这种思路之后也深受震撼，并表示：“我印象深刻，不是因为我从中学到了新的东西，而是我从来不知道这些内容还可以放在一起。”

从宇宙大爆炸到第一个星系、我们的太阳系、地球上的生命、恐龙、智人、农业、冰期、帝国、化石燃料、登月和大规模全球化……按照这样的思路讲述人类的故事，也让唐纳德·沃斯特印象深刻，但是在对谈现场，他也指出，大历史中缺少了很多人文学科的内容，“人类创造的诗歌、艺术和美，会让我们对今天的历史更具信心、更加乐观，而且也让人们明白人类并不是仅仅需要果腹的动物。”

唐纳德·沃斯特指出，在今天，很多历史学者对整个人文学科的知识和精神没有综合性的认识，更多的是在碎片化的认知中体悟人文精神。其实，人类的历史并不仅仅是由政治思想塑造的，在很大程度上，也植根于我们的情感、对地球的热爱、对美的认知。唐纳德·沃斯特表示自己经历过冷战的危机，但是他也看到，人类在投下两颗原子弹之后，就再也没有让更多原子弹爆炸，“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一个人文精神胜利、道德胜利的故事。”他认为，讲述这样的故事，对大历史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大历史如果能够体现出更多的人文精神，可以让读者对人类的未来抱有更多希望。

关于大历史偏重于关注自然科学的话题，另一个人们可能会产生的疑问是，如果历史学家也开始写作达尔文、霍金等人的关注的话题，那么人们为什么不直接去读达尔文和霍金呢？唐纳德·沃斯特就此表示，达尔文是最伟大的历史学家，所有的历史学者都应该阅读达尔文的作品。他指出，在《物种起源》中，不仅运用了历史的视角，运用了优美的语言文字描述物种进化的历史，还有冷静的推理和判断。不过，由于其时代的问题，达尔文在科学的认识上也有很多局限，这才有了一百多年来自然科学家对达尔文理论的发展。而从历史学家的角度来看，达尔文并没有真正思考文化和自然的关系，没有思考文化在进化的过程中产生了什么作用，他也没有意识到，人类的文化是一直根植于自然当中的。而后世的历史学者，例如伦敦玛丽皇后大学环境史教授菲利普·费尔南多-阿梅斯托的《文明的力量》，就进一步阐释了文化和自然的关系。

大卫·克里斯蒂安看到，历史学家是讲故事的高手。他说，在历史学家笔下，常常没有难懂的公式和技术细节，但是总有引人入胜的故事。在教学过程中，他发现，有很多人文学科的学生对自然学科感到恐惧，但其实上，我们可以在科学家身上看到很多智识上的美感。认识科学家的创造力、认识科学家对美的发现，也是人文学者应当要做的事情。他鼓励想要了解更多科学知识的人文学科学生直接去阅读SCI顶级期刊《Nature》《Science》的论文，“读不懂没有关系，把难以理解的部分越过，直接去读最后一部分，这里常常就是作者的主要观点。”

从“全新世”到“人新世”：反思历史学的人类中心主义

“把其他非人类的存在拉入历史学思考，这是生态史做的最根本的东西。”唐纳德·沃斯特指出，了解生物圈，才能更好地了解我们自己，走出人类中心主义不仅关乎公平公正的问题，也能够让我们加深对人类自身的了解。

“人文学科充满了多种多样的误区，例如，人们会把所有问题都归结于思想。可是，大脑大部分时候要求的不过是食与色而已。”他看到，恰恰正是在这类要求的推动下，人口不断增长，而人类之所以采掘化石能源，其背后的驱动力也是人类的生物性。而今，人文学科太过狭隘地专注于对人类自身的探索，反而不能够让我们更好地了解人类的历史。

唐纳德·沃斯特举例称，很多人都探讨过国家如何产生的话题，例如耶鲁大学政治学和人类学教授、《国家的视角》《逃避统治的艺术》的作者詹姆斯·斯科特（Sterling）就把国家的产生建立在一种阴谋论之上，他认为国家就是一群人掌握了一切，从而控制了另一群人。沃斯特认为斯特林的理论不能成立，因为国家的产生不仅仅是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为了利用机构、制度，来处理人口增长、生态环境、能源摄取分配等问题。

大卫·克里斯蒂安表示，他自己在写作大历史的过程中，也依然跳不开人类中心主义。他意识到，一个好的故事必须要有主角，“主角确实处在广阔宇宙当中，但这个主角是人类。”

近年来，历史学中的热门词“人新世”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不少人认为这是一种相当人类中心主义的提法——地质学家对过去的历史进行分割，分成了代、纪和世，有些科学家认为近年来地球的改变非常重大，地球可能已经处于新的纪元，因此引入了“人新世”这个新概念。

例如，诺贝尔奖得主、荷兰大气化学家保罗·克鲁岑就认为，地球已进入新的地质时代，在此时代，人类处于主导地位，上至大气、下至地壳，都留下了人类的深刻印记，地球在“人新世”中会面临环境恶化、能源匮缺、物种灭绝的危险。目前，这个词还在等待科学界的正式认可。

对于“人新世”是否过于人类中心主义的问题，大卫·克里斯蒂安表示，如果有实证证据表示，我们确实突然从生物圈的影响因素成为了生物圈的决定性因素，那么就可以承认，我们确实处于“人新世”——意识到这一点，才能让人类更好地管理地球。

唐纳德·沃斯特则对“人新世”持怀疑态度。他指出，如果“人新世”只是一个论点，意指人类已经拥有了掌控地球的力量，那么他可以认同其存在。但是，就这个名词而言，它涉及的不是论点的问题，而是人们希望用它取代“全新世”，让它成为一个新的地质纪元。实际上，很多热情地探讨这个问题的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家，历史学家、化学家、媒体等形形色色的人都在给地质学家施加压力，迫使他们接受这一论点，而地质学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正式认可该词。

在这个情况之下，人们不得不怀疑，“人新世”是否真的是一个业已成立的地质纪年？“全新世”之前的“更新世”存在了两百多万年，“全新世”的历史则有1万多年，与之相比，“人新世”只不过是过去50年中发生的事情。我们从来不曾好好探讨，五十年、两三百年后，人类会处于一个怎样的状态？

唐纳德·沃斯特指出，大部分人口学家认为人口不会一直处于上升状态，在未来会出现急剧下降，200年后，人口会下降至10亿。这意味着，只需要现有耕地的1/8就可以耕种粮食，喂饱人类。我们现在观察到的“人新世”的开端和化石能源的使用直接相关，可是，如今，化石能源在逐渐耗尽，人类又在开发各种各样的新能源。如果新能源逐渐取代了化石能源，那么“人新世”的过程可能还会持续，其结果可能存在，但是其起因就会消失了——从这个角度来看，所谓的“人新世”不会持续很久，或许只有一两百年的时间——这是否能够构成“人新世”？

“我很高兴可以继续使用‘全新世’这个词。”唐纳德·沃斯特表示，“全新世”的定义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全新世”出现的一万年间，人类对地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唐纳德·沃斯特在“人新世”的热议中看到了人类的自恋——他说，很多人之所以喜欢“人新世”这个词，是因为他们很喜欢这个词的声音（anthropocene），这听起来和人类中心主义（anthrocentrism）非常相似，“我还没有感觉到有迫切的需要，要把人类的名字打入地质纪元中。”

（现场翻译：侯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