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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达国家经济增速回落，新兴经济体中印度与越南出现分化
2019年以来，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速普遍回落。美国前两季度同比增速分别为2.7%、2.3%，比去年同期分别降低0.2、0.9个百分点；欧元区一季度同比增速为1%，比去年同期下降1.2个百分点，二季度环比增长只有0.2%，比一季度回落0.2个百分点；日本前两季度同比增速为1%和1.2%，均比上年同期下降0.3个百分点。作为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德国二季度经济环比增速为-0.1%，同比增速为0%。
与发达经济体同步，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同样普遍回落。2018年印度和越南经济增速领跑新兴市场经济体，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今年两国出现分化现象。一季度，印度经济同比增速回落到5.8%，比去年同期下降了1.9个百分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的2019年全年增长7%也难以实现。长期以来，印度各项经济指标之间不匹配，印度前首席经济顾问认为自2011年以来印度经济增速每年都被高估了约2.5个百分点。与印度相反的是越南经济异军突起，上半年增速达到6.7%，前七个月工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速保持在8.2%-10.2%之间。
二、全球货币政策转向宽松，国际金融市场不确定性提高
2015年12月17日美联储在次贷危机后首次加息，截至2018年12月20日累计加息9次。同时，美联储逐步停止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并缩减资产负债表，让应对危机的货币政策回归正常。然而，面对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2019年8月1日美联储宣布降息。截至8月中旬，全球已有26个国家的央行宣布降息，这标志着全球货币政策转向宽松。
从理论上讲，宽松的货币政策会加速资产价格的上涨、促进金融市场的繁荣，这也是过去十年全球资本市场的表现。但是，在全球经济放缓的背景下，货币政策转向会强化部分投资者的悲观预期，从而加剧金融市场动荡。事实上，美联储宣布降息当天全球股市大幅下跌，随后一个月总体上震荡下行。
三、全球金融业盛极而衰，美国已持续两年负增长
受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影响，发达经济体金融业快速复苏，美国股票市场经历了持续十年的牛市，股票指数不断创出历史新高。欧洲和日本股市也都创出历史新高。但是，在表面繁荣的背后，作为全球最发达的金融市场，美国金融和保险行业已经持续两年负增长，早已陷入衰退的泥潭。
表1：美国金融业增加值增速（%）

在美国的统计体系中，金融业可以细分为四个子行业：一是联邦储备银行、信贷中介和相关活动；二是证券、商品合约和投资；三是基金、信托和其他金融工具；四是保险公司和相关活动。从四个细分行业来看，波动幅度最大的是基金、信托和其他金融工具行业，2013和2014年增长幅度高达26.5%和88.5%，随后两年又出现了大幅下滑，估计这种现象与国际资本流动密切相关。联邦储备银行、信贷中介和相关活动这一行业主要是银行业，早在2016年就出现了6.6%的负增长，目前已持续衰退三年。
四、发达经济体制造业出现技术性衰退，多数新兴经济体继续保持增长
2019年前两个季度，美国工业总产值环比分别下降0.7%和0.6%，这种两个季度连续衰退的现象近20年来只有在2015年出现过，导致当年工业生产总值下降0.04%，2016年又下降了0.08%。从日本的情况来看，采矿业和制造业生产指数只有1月份同比增长0.7%，2—6月份下降幅度在1%—4.4%之间。从欧元区的情况来看，自2018年11月份开始，工业生产已出现持续8个月的同比负增长，其中2019年6月份同比下降幅度达到2.6%。作为欧元区最大的经济体，德国工业生产同样持续8个月负增长，而且在6月份下降幅度高达6.2%。根据经济周期的测度方法，美日欧三大发达经济体工业已经进入技术性衰退阶段。
图1：美国工业生产总值季度环比增速（%）

从新兴市场经济体情况来看，虽然增速总体放缓，但大多数国家仍然保持增长的态势。例如，俄罗斯今年前七个月均保持增长；印度上半年均为正增长；南非前五个月均为正增长，只有6月份出现了负增长；越南前七个月增速均在8%以上，且有两个月超过10%。
五、欧美房价持续上涨，但房地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正在弱化
美国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了房地产的快速复苏，2013年以来美国房价出现连年大幅上涨趋势，2014年之后年均涨幅均在5%以上，2018年超过6%，2019年一季度有所回落，但同比涨幅仍然高达5.5%。从图2可以看出，欧元区房价走势和美国基本一致。
图2：美国和欧元区季度房价同比涨幅（%）

从美国情况来看，房地产业存在大起大落的现象。受次贷危机影响，2011年美国新房销售数量下降到30.6万套，不到2007年的40%，2012年开始触底反弹，当年增速超过20%，有力拉动了经济复苏。受到美联储货币政策正常化的影响，2018年新房销售接近停滞，只比上年增加了四千套，增速接近于零。在此背景下，房地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呈现弱化趋势。
图3：美国新建住房销售数量（千套）

六、医疗保健成为持续拉动经济增长的另类动力，全球药品贸易繁荣依旧
医疗保健是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支柱产业。以美国为例，根据密歇根州立大学John Goddeeris教授的测算，1997年健康支出占GDP的比重为13.5%；根据OECD测算，2013年美国卫生总费用占GDP比重为16.4%。换言之，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医疗卫生都是美国名副其实的支柱产业。
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的统计口径，医疗保健可以分为三类：门诊保健服务、住院、看护和家庭护理。门诊服务是最初环节和关键，从图4可以看出，上世纪90年代美国门诊服务增加值有增有减，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但门诊服务增加值却激增7.1%，此后出现直线上升趋势，2008-2018年这十一年平均增速为3.7%，而同期的GDP平均增速只有1.6%。2018年门诊保健服务增加值占GDP比重为3.6%，比2007年提高了0.5个百分点；医疗保健全行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也从6%提高到6.8%。由此可见，看病已经成为持续拉动美国经济增长的另类动力。
图4：美国门诊服务增加值指数（2012年=100）

在全球贸易增速下滑的背景下，药品贸易继续保持旺盛的增长态势。2018年美国药品出口增长7.7%，进口增长20.5%，贸易逆差由2009年的150亿美元上升到672亿美元，占货物贸易总逆差的7.5%。美国药品进口拉动相关国家的出口，2018年日本、欧盟和印度药品出口增速分别为21.7%、13.2%和10%。2019年上半年，美国药品出口同比增长13.7%，进口增长7.5%，由于美国药品出口以半成品居多，在海外加工后再回流美国，可以预计2019年下半年全球药品贸易将持续繁荣。从可以获取的数据来看，2019年一季度日本和印度药品出口同比增长13.4%和15%，而同期的商品贸易均为负增长。
七、贸易摩擦是负和游戏，少数第三方国家渔翁获利
2018年，美国首先对来自全球钢铁和铝的进口加征关税，然后将矛头重点指向中国。事实上，贸易摩擦对当事国来讲完全是负和游戏。从2019年上半年的数据来看，中美贸易显著下降，但美国贸易逆差有增无减。据美国商务部统计，2019年1—6月，美国货物进出口额为20593.7亿美元，同比下降0.2%。其中，出口8236.1亿美元，下降1.0%；进口12357.6亿美元，增长0.3%；贸易逆差4121.5亿美元，增长2.9%。其中，中美双边货物进出口额下降13.7%。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越南等少数国家似乎是中美贸易摩擦的获利者。2019年前七个月，越南出口总额1451.3亿美元，同比增长7.5%；进口1433.4亿美元，同比增长8.3%，贸易顺差约18亿美元。其中，越南对美国出口325亿美元，同比增长25.4%，而对欧盟出口243.2亿美元，仅增长0.4%；对华出口200亿美元，仅增长0.1%。不过，美国也存在着对越南加征关税的可能，加之越南土地和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缺乏产业供应链，因此，今后越南在中美贸易摩擦中的收益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八、美国人口老龄化加速，就业结构不支持制造业大规模回流
1986-2006年，美国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比重在12%—12.5%之间徘徊，但2007年之后加速上升，2010和2013年分别突破13%和14%，2016年达到15.2%。这说明美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老一辈工人陆续退休，年轻人不愿做工人，制造业用工矛盾将日益突出。
图5：美国私人制造业就业占非农就业人数比重

根据美国劳工部的数据，私人制造业就业人数占非农就业人数的比重1943年达到最高水平的38.7%，就业人数1979年6月份达到最高水平的1955.3万人，随后整体呈现下滑态势。金融危机后制造业人数曾一度下滑到1150万人左右，2019年5月份才上升到1284万人，占非农就业人数的比重只有8.5%。这样的就业结构，即使不考虑人工成本因素也无法支持制造业从世界各地大规模回流美国。
促使生产全球化的因素很多，笔者认为人力是关键，美国只有充分利用全球的人力资本，加快而非阻碍全球化才是振新制造业的正确选择，贸易摩擦也不可能改变国际分工格局。以高科技产品为例，根据美国商务部普查局的数据，2018年美国逆差为1282亿美元，比上年增加173亿美元；2019年前六个月逆差为565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0亿美元。逆差格局难改的原因很简单，高技术产品生产是全球化的，其中的劳动密集型环节只能分布在配套能力强、熟练工人充裕的国家。
九、经常项目持续改善，美国仍是全球化的受益者
从国际收支平衡表的经常项目账户来看，次贷危机后美国经常项目是在持续改善的。从图6可见，经常项目逆差占GDP比重的峰值出现在2006年，达到5.84%。2009年开始，经常项目逆差占GDP的比重迅速下降，2013年和2014年下降到最低点，均为2.08%，之后缓慢上升，但2018年也只有2.38%。显然，过去十年美国经常项目逆差远低于金融危机前十年的水平，与1984-1988年的水平大体相当。
经常项目主要包括货物与服务贸易和收入两大类，其它项目如单边转移支付等比重相对较低。货物贸易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次贷危机后美国货物贸易逆差并未明显恶化。2000年货物贸易逆差为4468亿美元，2006年上升到8373亿美元，为危机前的最高水平。2009-2017年货物贸易逆差均低于危机前的水平，2018年虽然达到了8913亿美元，但比2006年只增加了6.5%，如果剔除物价上涨因素，这一逆差仍然没有超过危机前的水平。
图6：美国经常项目差额占GDP比重(%)

图7：美国货物贸易逆差（亿美元）
从图8可以看出，2000年美国经常项目中的收入（主要包括海外直接投资收入与工资等）的顺差只有192亿美元，2007年超过1000亿美元，2011年突破2000亿美元，2018年达到2443亿美元。同样，美国服务贸易顺差也在2007年突破1000亿美元，2012年突破2000亿美元，2018年达到2692亿美元。这充分说明，美国不是经济全球化的受害者，而是受益者。
图8：美国服务贸易与收入顺差（亿美元）

十、投资信心指数下降，重振世界经济需要国际合作。
2018年3月份，美国宣布对全球钢铁和铝加征进口关税后全球投资信心指数急剧下滑，截至2019年8月仍在继续恶化。以Sentix投资信心指数中的核心预期指数为例，美国、日本和欧元区2018年前两个月均超过10，处于较为乐观的水平，3月份接近零，4月份之后全部为负值。
从图9可以看出，这三大经济体预期指数的变化是同步的，也与贸易摩擦的形势变化直接相关。2019年1月份，该指数下降到一年来最低水平，随着贸易摩擦局势的相对缓和，出现逐步回升现象，并在5月份达到2019年高点。但是，由于中美、欧美、日韩等贸易摩擦的加剧，6月份之后投资者预期再度转差，8月份大致回落到1月份的水平。显然，全球投资信心指数普遍下滑与全球贸易摩擦直接相关，重振全球投资者信心和世界经济需要终止贸易摩擦，加强国际合作。
图9：Sentix投资者核心预期指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