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色列遇见爱因斯坦

记者 | 董子琪
编辑 | 黄月

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建立在斯科普山上，在最高的坡顶眺望，你可以同时望见耶鲁撒冷老城与犹大荒漠。在希伯来大学的校园中，爱因斯坦骑自行车的趣味形象四处可见。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是希伯来大学的建校发起者之一，1923年，爱因斯坦曾在这里发表过关于相对论的演讲，这也是这座学校（严格意义上来说那时还没建校）的第一场科学演讲。

展览“天才相对论——爱因斯坦的异想世界”8月初在上海世博会博物馆开幕，展览共展出了133件与爱因斯坦有关的文献展品，其中大多数是来自以色列希伯来大学爱因斯坦档案馆的原件，诸如《相对论》原稿、爱因斯坦手写的E=mc²公式、诺贝尔奖章（1922）都有展出。“借由中国上海的展览，我们想要展现出爱因斯坦生命中的各个方面，包括他的学术研究、爱情生活、社会活动以及一些关于爱因斯坦的事实和迷思等等。上海的展览展出了爱因斯坦在中国的一张照片，也许还有更多的照片，但这是我们仅有的。”馆长Roni Grosz向我们如此介绍上海爱因斯坦展与爱因斯坦档案馆的关系。

在炎热的8月底，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受以色列国家旅游局之邀，来到了希伯来大学的爱因斯坦档案馆，并去到了以色列与爱因斯坦有关的地方，了解这位科学家与他的民族、他的时代及他的世界的关系。

爱因斯坦档案馆：如何在全世界跟收藏者“讨价还价”？

希伯来大学的爱因斯坦档案馆是世界上最大的爱因斯坦馆藏，目前收藏有8.3万份爱因斯坦的物件，包括手稿、信件、证书和奖章等。“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会有这样一个档案馆，是因为爱因斯坦希望他的物件收集在这里，虽然爱因斯坦从未在这里生活过，”Roni Grosz表示。1950年，爱因斯坦在遗愿中表示将自己所有文字的版权授予希伯来大学，因此，他所有已发表的和未发表的文字都属于这所学校。

此行我们得以进入爱因斯坦档案馆的办公室，却没有真正走进爱因斯坦档案馆。Roni Grosz称档案馆具体位置是秘密的，“正因为是秘密的，所以才非常安全。”他是档案馆的第二任馆长，从2004年就一直在这里工作。

爱因斯坦1916年发表《广义相对论》，再次挑战牛顿的物理世界观，提出了“引力不是一种力，而且宇宙并没有一个固定架构”的论点，在爱因斯坦的宇宙中，引力是时空平面弯曲的产物，其中的空间和时间结合为一体，称为“时空”。自1925年4月1日创校以来，希伯来大学就一直保留广义相对论的原稿，这是该校爱因斯坦档案馆最珍贵的资产之一。虽然公众无法看到档案原件，但网络档案馆是对外开放的。访客可以在网络档案馆中发现，爱因斯坦档案按照文件分为科学材料——包括科学手稿与笔记、科学信件往来——以及非科学材料；非科学材料由一般的手稿和通信组成，还包括其生平经历，包括旅游日记、个人档案和其他个人文件——个人文件中收录有爱因斯坦创作的韵诗。

在档案馆的办公室里，Roni Grosz介绍了档案馆是怎样收集资料，又是如何跟收藏者“讨价还价”的。即使爱因斯坦将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指定为自己物件的“继承者”，他们在收集爱因斯坦物件时还是遇到了不少困难。比如收集爱因斯坦的信件时，只有别人寄给爱因斯坦的，而很少有爱因斯坦本人写的，如何交换就是个问题，“我们有爱因斯坦内容的版权，别人有信件本身，所以这需要互相协助。”长期以来，他们就这样建立起了爱因斯坦往来信件的链条。

“这些藏家有时会乐意跟我们分享，有时会捐献给我们以外的其他机构。私人收藏者还好，最大的问题是一些专业收藏家，他们根本不愿意分享。”他有些惋惜地说，过去数十年间，爱因斯坦遗物在拍卖会上持续价格走高，私人收藏者从中嗅到商机，不愿意免费捐赠展品。由于档案馆收购爱因斯坦遗物的预算有限——每年仅有几千美元，他们的解决方案是将拍卖会的展品图片截图保存，在拍卖进行的时候，这一做法十分便捷，而一旦拍卖结束，这些物件就再也看不到了。“因为我们是这些内容的合法继承者，所以确实可以这么做。我们不需要占有这些物件，只需要看到他们。 ”

Roni Grosz认为，很多收藏者将爱因斯坦的物件收为己有、秘而不宣、坐待升价的想法是有问题的，“将爱因斯坦的物件藏起来，希望五六十年之后这些藏品会变得价值连城，这是错误的，因为他明白价格并不是由时间决定的，而取决于拍卖行能引起多少买家的兴趣。”当然，爱因斯坦档案馆并不是唯一藏有爱因斯坦生平物件的地方，在以色列国家博物馆，工作人员也向我们展示了爱因斯坦《相对论》的部分手稿，手稿上深浅不一的墨水字迹显示了爱因斯坦的思考进展过程。

爱因斯坦在亚洲：“日本人家庭纽带更紧密，情感却更不外露”

“日本、香港和新加坡也是爱因斯坦亚洲之旅的重要站点，所以之后日本、香港和新加坡也会有与上海相似的展览，”Roni Grosz介绍说，“在具体的物件上可能稍有调整，因为别的国家可能对关于中国的物件没有那么感兴趣，”虽然爱因斯坦在中国的照片仅有一张。

1922年11月17日至12月19日，爱因斯坦曾在《改造》杂志社的邀请下访问日本，对于日本，他有着一些有趣的观察。爱因斯坦发现，与欧美相比，日本个体被赋予的独立空间更小，家庭纽带却更加紧密，日本人的情感却更加不外露，这也使得很多精神上不甚和谐的人可以相处在同一个屋檐下，不至于产生冲突与争端；更难得的是，他认为日本压制个人情感的教育并不会带来内在本质的贫乏，“这种人民特有的细致情感和一种看起来比欧洲人更强烈的同情肯定促进了这种传统的发展。”他称赞日本的艺术始终与自然相联系，所有的东西都是“精致、轻松又愉快的”。此次日本之行是重要的，爱因斯坦于京都大学发表了《我如何创立了相对论》的演讲，演讲简述了自己发现狭义相对论与广义相对论的过程。

与日本之行相比，中国更接近于一个短暂的落脚点，爱因斯坦只是匆匆路过了上海。此前上海展的展品显示，1922年，也就是爱因斯坦访问日本的同年，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曾致信邀请爱因斯坦来中国演讲，遗憾的是最终并未成行。

《我的世界观》：“个人的价值在于实现自我的解放”

除了具有重要科学史价值的爱因斯坦科学手稿，档案馆还收藏了爱因斯坦著名的文章《我的世界观》手稿（其中一份为原始手稿，编号为[20-029]，其余两份为复印件），这篇文章后来也成为了爱因斯坦最常被引用的文章之一。

在文章中，爱因斯坦详细阐述了自己的人生目标与准则：一方面，他从未将安逸和享乐视为终极目标，他甚至将安逸和享乐的伦理准则称为“猪群的理想”，“如果没有志同道合的友情，如果不专注于探索客观世界，那个在艺术和科学研究领域永不可及的世界的话，生命对我而言就毫无意义。”而另一方面，他也认识到，在哲学意义上，人类根本没有任何自由可言，“每个人的行为不仅受制于外在压力，还受限于内在需求。”爱因斯坦认为，对自身局限的认识能够缓解让人无能为力的责任感，也会防止人们过于苛刻地对待自己以及他人。

爱因斯坦档案馆还藏有爱因斯坦《论生命的意义》《一个人的真正价值》等文稿，他在其中也阐述了自己对于生命意义、个人价值等大问题的思考。《一个人的真正价值》只有一行字，“一个人的真正价值首先取决于他在何种程度与何种意义上实现自我的解放。”在《共同体与个人》中，爱因斯坦道出了对于所身处时代的弊病的深切反思：经济和技术的发展极大地加剧了人类的生存斗争，严重损害了个人的自由发展。而比起将物质和精神成就归功于共同体的创造，人们更需要认识到个体的重要性；当今欧洲的共同体无疑更大，但是杰出人物的所占比例却减少了，组织机构已经取代了杰出人物从前的位置——这一点在科学领域尤为明显，爱因斯坦由此呼吁道：“只有个人才能够思考，从而为社会创造新的价值，甚至还能为共同体建立应遵守的新的道德标准。”

爱因斯坦对共同体与个人的反思没有单纯停留于科学领域，也涉及公共事务方面。当时公民逐渐丧失精神上的独立性与正义感的状况令他忧心不已，爱因斯坦写道，“两周以内，任何一个国家丧失判断力的民众都能被报纸煽动到群情激愤的状态，男人们准备为某些利益集团的卑鄙目的，去当兵杀人和被杀。”可惜的是，这些文稿的最初来源都已经模糊不清。

爱因斯坦的高等教育观：现在到了我们为精神生活寻找家园的时候

1923年爱因斯坦在希伯来大学发表了第一次科学演讲，在更早的时候，他就曾为希伯来大学的资金筹措工作奔赴美国。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教育部执行秘书贝格曼代表希伯来大学，恳请爱因斯坦为一本介绍这座大学的手册写篇声明，爱因斯坦回应道，“一想到犹太大学的梦想现在已经接近，我就兴奋不已。考虑到犹太人中普遍的对学术事物的兴趣，以及东欧犹太人进行学术活动面临的巨大障碍，建立犹太大学是必需的，哪怕巴勒斯坦的发展并不需要一个学术中心。”

1919年年末到1920年年初，爱因斯坦投身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1921年初，为了重振犹太复国主义事业，爱因斯坦首次来到美国，目的就是帮助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为希伯来大学寻求美国犹太人在物质和精神方面的支持。他称，“在本人一生中，还没有任何一个其他公共事件，能像在耶路撒冷建立一所希伯来大学的提议那样令我欢喜。……现在到了我们为自己的精神生活寻找属于它自己家园的时候。……在时代的严酷的政治现实以及包围我们的物质主义气氛之中，仍然可以看见人类理想的高尚观念的光芒。”

《我的世界观》
[美]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著方在庆编译
中信出版集团 2018年11月

除了为希伯来大学的建立呼吁学术与理想的光芒，爱因斯坦也曾多次发表自己对于高等教育的意见。在庆祝美国高等教育300年的纪念会上，爱因斯坦称，学校并不仅仅是一种传递知识的工具，学校旨在培养年轻人对社会繁荣有价值的品质和能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剥夺个人的独特性，“因为一个由没有个人独特性和个人目标的个人所组成的社会，将是毫无发展可能的可怜的社会，”因此最糟糕的教育方式就是“以恐惧、胁迫和认为权威的方式来进行教育”。

此外，学校也不应当向学生灌输通俗意义上的成功学，爱因斯坦对于生存斗争与竞争抱有深沉的反思，他认为人类在生存中的竞争就像蚁冢中单个蚂蚁的战争一样没有意义，在竞争中取得成功意味着从伙伴那里获得的东西远远超过他所做的贡献。1949年，在一篇题为《为什么要社会主义》的文章中，他写道，过分夸张的竞争意识也渗透到学生群体当中，整个教育体制所崇拜的是“富有掠夺性的成功”，而这就是为未来事业成功的准备。

爱因斯坦称，犹太人在数百年的艰难困苦中保存了对于知识的尊重，他将“各种形式的理智追求及精神努力的崇尚”称为犹太传统的典型特征。在位于以色列第二大城市特拉维夫的犹太博物馆（Museum of the Jewish People），教育部负责人从犹太经典的演变角度出发，向我们解释了这种对“精神努力的崇尚”，其中令人好奇的是“chuztpa”一词——chuztpa是意第绪语词汇，没有意义准确对应的中文词汇，英文释义为audacity/imprudence（胆大的、鲁莽的），代表着对于现实权威和既定经典的挑战。他说，chuztpa正是催生当代创新的可能，“犹太法典Mishina对于《圣经》中法律的解读不仅是在揭示法律的规则，也保留了对这些法律和规则的异议，这代表了对疑问和反对意见的容许。”在以色列的佩雷斯和平中心（Peres Center for Peace & Innovation)，工作人员说“chutzpa”在他们的日常工作中非常常见，她有意见可以直接向上级提出，而这也正是创新的精神基础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