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者】哲尔吉·康拉德:任何对生活的庆祝都看起来像一种自我妥协的媚俗

2019年09月17日 09:02 A
“我避免做决定,任自己被扫进婚姻(和工作)中,把生活的进程托付给偶然。我觉得通过做某事,我能比不做时对它了解得更多。我始终能感到一种逃离时光流逝的邪恶诱惑。”

哲尔吉·康拉德(George Konrad 1933-2019),墙上是他的朋友伊万·塞勒尼的肖像,当时塞勒尼已经移居国外

按:据国外媒体报道,匈牙利作家哲尔吉·康拉德于9月13日逝世,享年86岁。康拉德是匈牙利犹太人、大屠杀幸存者,他也是小说家、知识分子、个人自由倡导者。

1933年,康拉德出生于匈牙利德布勒森。1944年,德国占领匈牙利,康拉德的同学被尽数送往集中营,无一生还,他与姐姐因前往布达佩斯而逃过一劫。1953 年,他进入罗兰大学学习。1956年,他参与了匈牙利革命。

大学毕业后,他曾从事多种职业:教师、编辑、翻译、工厂工人、儿童福利督导……儿童福利督导的工作为他的第一部小说《社工》(The Case Worker,1969)提供了基础,该书被译为13种语言,欧文·豪曾评价称:“单这一本书便足以奠定康拉德在欧洲文学中的重要地位。”1965年,康拉德进入匈牙利城市科学与规划研究院,从事城市社会学研究;1973年,政治警察拜访了他,并使他丢掉了工作。1974年,他与前同事合作出版《通往阶级权力之路的知识分子》(The Intellectual on the Road to Class Power);1977年和1982年,又相继出版文集《自治的诱惑》(The Temptation of Autonomy)与《反政治》(Antipolitics)。评论者将他的文章与亚当·米奇尼克、米兰·昆德拉、瓦茨拉夫·哈维尔、切斯瓦夫·米沃什和丹尼洛·契斯相比较。但在1989年之前,他的著作在匈牙利都属于地下出版物。

1989年开始,他积极参与匈牙利公共生活,是匈牙利民主转型的重要铺路者,自由民主联盟的创始人之一。他的主要著作另有《城市建设者》(The City Builder,1980)、《失败者》(The Loser,1983)、《花园中的盛宴》(A Feast in the Garden,1992)等。

今年早些时候,三辉图书策划出版了他的回忆录《客居己乡:一段匈牙利生活》。这是一部关于战争、政治与生活的回忆录。前半部分“离去与归来”讲述了“二战”时期作为一个犹太人可能经历的爱与背叛、危难与离奇。后半部分“日食时分,独立山丘”则聚焦东欧知识分子在革命年代的行动,面对审查与监禁时的对抗,以及彼时不得不面对的去国与留驻的选择。

经出版社授权,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节选了书中部分篇章,以飨读者。在这个部分,康拉德正在匈牙利城市科学与规划研究院任职,不久之后,他将失去这份工作……从中我们或许可以看到,一个东欧知识分子在黑暗时代是如何自处的。

匈牙利革命后,一个“文化抵抗者”的生活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文 | 哲尔吉·康拉德  译 | 徐芳园

《社工》在1969年出版,那些年里出版的最黑暗的书。我不敢相信它竟被允许出版,因为它对政权的官方自画像表示了强烈的质疑。不管从哪个角度读我的文字,我都找不到任何精神昂扬的迹象,主人公和小说的叙述者只是尽全力处理他的案例,艰难跋涉,不断沉沦。

1956年之后,我们中的很多人都处于那种状态。只有政权改变,我们的生活才能恢复正常。但是那看起来不可能。最好的情况是,改变会慢慢来临。与此同时,我们把帽子拉下来盖住眼睛。

《社工》英文版封面

早上我会去新工作那里报到,但是很快就离开,前往位于转角的创造咖啡馆。即便如此,我还是设法完成了比那些气喘吁吁地从电车站跑到办公室的老古董所完成的更多的工作。工作的迹象在我的桌面上欣欣向荣——表格、文本、计算尺(这是个带着自由主义伪饰的规划办公室)——但是早上仍然属于我自己,就跟我早年作为福利官员时一样。我开始成为这个城市的一部分。现在到处都有人认出我的样貌和名字。

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伊万·塞勒尼和我在佩奇与塞格德做了我们的首次大规模城市社会学研究。我们用的是当时的通用研究方法。走进第一间电脑室时,我觉得自己进入了一间庙宇:村落系统与总体的社会结构有什么关联?人们如何在社会空间中移动?他们如何到达他们所在之处?我运用灵活的光学系统周游全国:有时候用显微镜,有时候用望远镜。我在一句话里结合近景和远景。我把政治放在次要地位,我当前关心的是在这段缓慢流逝的时间里我们如何忍受彼此。

我四处漫步,寻找有用的谈话对象,沿着街道走路,好像它们是图书馆书架,装满我从未听说过的书。我在门口和院子附近打探,临摹楼梯和厕所的涂鸦(提议和请求皆有),游游荡荡,像是依偎在一个躯体无边无际的女人身上。

大的希望已化为乌有,而小的希望还残留着。此刻任何对生活的庆祝都看起来像一种自我妥协的媚俗,但爱仍起着抵抗生活之束缚的作用。身处众多的禁令中,偷尝禁果、打破规则的感觉特别好。一夜情自有其荣誉。

还有文学。文学依然是场冒险。谁知道什么事件会进入我们的叙事呢?可讲述的故事数量远多于能写到纸上的,而我们选择什么完全是随意的。你从光谱中取了点东西,你就丢弃了其余的部分。这是说“不”的空手道。

故事的目的是要难以忘记。我们作家接手了从未进入的自我。我们窥视他人的头脑和床笫。你能成为自己以外的人吗?一旦不需要故事的孩子降临到世上,我们就都要开始担心了。

小时候,当夜幕从窗户那边以诡谲的波浪降临时,我会在黑暗中趴着,把拳头压在眼睑上,召唤出不曾预料的图像,我对它们毫无控制力,收起意志力,任其随意流动。一旦它们开始流动,我就告诉自己,让它们发生吧,让它们遵循自己的秘密逻辑。

后来,我避免做决定,任自己被扫进婚姻(和工作)中,把生活的进程托付给偶然。我觉得通过做某事,我能比不做时对它了解得更多。我始终能感到一种逃离时光流逝的邪恶诱惑。

1973年,我完成了我的第二本小说《城市建设者》。虽然玛格维多出版社的主编喜欢它,但是他觉得自己不得不因其黑暗的世界观而拒绝它。(它最终在1977年于匈牙利出版,删去了几段话,之后出了德语和法语版,没有经过正式批准,属于违法出版。)也是在1973年——在针对我的朋友米克洛什·豪劳斯蒂的煽动审判期间,控告集中在他杰出的散文《计件工作》上——政治警察宣布我是嫌疑人,对我的公寓进行了好几次搜查,没收了我的日记,解雇了我,并剥夺了我在三年内出国旅游的权利。

1974年春天,伊万·塞勒尼和我在乔班考,离布达佩斯不远的一个山村里租了一间农舍。这个“教堂司事屋”是教区牧师住所的一部分,并且让我们与西格蒙神父,一名本笃会僧侣,建立了友谊。正是在这个房子里,伊万和我秘密写出了《通往阶级权力之路的知识分子》。我们计划将它在国外出版。

1974年除夕,一大群人聚集在画家伊洛娜·克舍鲁一间半的工作室兼公寓里。我们被她描绘着女性身体、鸟儿和墓碑的彩色拱顶以及她的版画设备和其他工具所包围。空气中洋溢着兴奋的情绪。这让人想起1968年。我们的文化区正在为新事物做准备。一个最广泛意义上的亚文化已经形成。几乎每个领域都有朋友联盟:每个人都认识其他人,我们定期见面。也有竞争派别,部落酋长们在青年艺术家俱乐部对彼此投出嫉妒的目光。秘密警察也投出他们的目光,好给这个时代的各个层面做出精确的描述。反改革正全面展开。

1956年的匈牙利革命

因为前一年失去了我的城市社会学家职位,我当时在乡下的一家作业治疗精神病院当助理护士。我指导故事朗读和远足,跟病人们聊天。在精神病院的经历对我刚开始动笔的小说《失败者》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我从职工和病人双方都学到了很多。理性是我们国家文化的重要部分,或者说至少已经被吸收进去了,而批评态度—也可以说是异见态度—取决于超理性决定。它们可能是信仰问题,可能是飞来横祸的结果,但它们不可避免。你沿着对你开放的路径行走,不管是否有风险。但是为了什么呢?是知识上的满足吗?是享乐主义头脑发出的命令吗?思考这些可能性本身就是纯粹的享受。

如果我在街上遇见我的朋友们,他们都有卓越的头脑和人格,他们会用手指戳自己的额头,问我是否失去了理智。“你们完全不知道你们住在哪里吗?”他们会这样问伊万和我。关于我们做出的(对他们来说)无法理解的行为,最简单的解释是我们理解了某事,并把它写下来,仅仅因为我们喜欢。

三十年前的一个夏日清晨,门铃响起,五个人挥舞着一张搜索令闯进我的公寓。少校检查了我的文件,坐在我的书桌上说:“我会把你像一片叶子那样碾碎。”他是个紧张而迂腐的人,自夸能理清我扔在档案橱柜里的杂乱物品。他告诉我,如果我像他那样把钥匙放在单独的皮口袋里,他们就不用把我的夹克口袋拽变形了。他命令我的孩子不要把毯子上的流苏缠在一起。(在他家,他们有一把特殊的梳子用来保持它们垂直。)接着他通知他的妻子,他会很快处理完嫌疑人,然后回家,这样他们就不会错过电影了。我就是这样发现我是嫌疑人的。

我问他,我怎么能用锁在档案橱柜里的日记来煽动任何人去憎恨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的基本制度呢。没什么能更简单了,他说。如果我有个访客,然后我走进厨房煮咖啡,他就能跳到档案橱柜前,拿出日记,并读它。所需要的就是这么多,这就有了犯罪行为,我是罪犯,我的煽动性日记就是犯罪事实,而受害者—我好奇但意识形态上无辜的客人,趁我给他煮咖啡的当口,做出了他的行为。在我煮咖啡时我总是邀请我的客人去厨房,我告诉他。“厨房?”他问,显得很在意,好像这会冒犯我的客人。是的,我温和地告诉他。这就是咖啡煮出来的地方。我也告诉他,我的朋友们不会做出像偷看我的手稿的事。我认识的人里唯一会做这样的反常举动的是你们这帮人:专业人士,换句话说,不会受到煽动影响而去憎恨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的人。

“你女儿八岁大了。她能看她父亲的笔记。她的双眼看到它们的那一刻,就满足了127/b法规的条件。事实上,我不需要确认她看过它们的事实,只需要她能看到的可能性。如果钥匙在锁里,罪行就能发生—注意了,是犯罪行为。因为你在想什么是你自己的事,但敌方思想一旦获得了客观的书写状态,就不再是一件私人事务了。”

我想象他最近才学会“获得客观状态”这个短语的。少校喜欢听起来有学究气。“此外,开档案橱柜的钥匙不在你的钥匙环上。”证据确凿—他对此相当自豪。

第二天他派了一辆警车来接我们的儿子米克洛什的保姆。埃尔琪出于本能地断言,工程师的档案橱柜一直是锁着的,她从来没见过钥匙。少校朝她咆哮,让她停止说谎。埃尔琪脸红了,然后站了起来。作为一个退休的纺织工人,她是个模范无产阶级,也是工人护卫队的成员。年轻人无权称她为撒谎者。她一辈子都在同一家工厂工作,住在同一幢房子里。他可以问她的同事或邻居,她是不是个撒谎者。(当她最近重述这个故事时,她露出笑容说道,“事实上我扯了个小谎。”)

无论如何,少校没有被打动。当内务部取消了我在三年内出国旅游的权利时,少校亲自确保了我被解职(如果我坚持写一些对我不好的东西,我一定会受到适应不良紊乱症的折磨),我的一些朋友支持他们的逻辑。我的朋友都是聪明正直的人,他们祝我好运,但是理所应当地认为挑战权威会引发严厉的反应。有些人认为我疯了,其他人则认为我如魔鬼般聪明——但是我实际上相当坦率。无论如何,我在政府任职了十一年后,现在成了自由职业者。

也不是说我希望得到一个公共职务,或者希望脚下踩着讲台。少校将我从公共事业中解救了出来。如果说我有目标的话,那也是内部移民:一个除了去满足我认为有必要服从的义务之外不会离开的花园。我失去了赢或者输的欲望,只是在坚持着。上帝禁止我成为第一人称复数的使用者。我躲避能引发嫉妒的有利地位。即使在政府任职期间,我也尽量避免拥有下属。我只有身处这样的群体时才感觉自在:全体人员都平等,人人以自己的名义说话——并且随意嘲笑彼此。每当有人要求我在舞台上讲话或者读书时,我都会尽可能快地溜走。

1973年后,伊万和我能肯定,每份文件最终都到了他们手里,他们阅读了我们做出的每份社会学访谈。我们写,他们读。研究变成了证据:每个事实都成了对我们不利的证据的一部分,每个窃听到的词语都让它更有力。词语能把你除灭、逼你成为别人、设下圈套让你掉进去、背叛你,它们会让你做出你做梦都想不到的事。

(本文摘自《客居己乡:一段匈牙利生活》第二部分“日食时分,独立山丘”。)

《客居己乡: 一段匈牙利生活》
[匈]哲尔吉·康拉德 著  徐芳园 译
三辉图书 |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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