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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黄月
1973年的某个晚上，英国作家、歌词作者蒂姆·赖斯（Tim Rice）在收听汽车广播时偶然听到了一部关于伊娃·贝隆（Eva Péron）的广播纪录片，这引起了他对贝隆夫人的兴趣——他很确定，这位充满争议的历史人物将是一个完美的音乐剧主题。随后，他花了一整年的时间收集资料，与此前已合作过两次的作曲家安德鲁·劳埃德·韦伯（Andrew Lloyd Webber）再度携手，创作了音乐剧《贝隆夫人》（Evita）。
伊娃·贝隆（原名玛利亚·伊娃·杜亚特）于1919年5月7日出生在位于布宜诺斯艾利斯150英里的一个村庄。1935年，这位渴望成为演员的小镇女孩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闯荡，在随后的几年时间里快速成名。1944年，伊娃在一场地震赈灾活动上结识了胡安·贝隆（Juan Péron）上校并与之相恋，次年10月二人成婚。从很大程度上来说，伊娃在普通民众和劳工阶级中的超高人气成为了贝隆重要的政治筹码。1946年2月24日，贝隆赢得总统大选，伊娃成为阿根廷第一夫人。在接下来的6年时间里，她出任劳工部长为劳工权益奔走疾呼；成立了伊娃·贝隆基金会用以救助贫困人群；促进了女性投票权的立法通过，成立了阿根廷第一个大型女性政党“女性贝隆主义党”；独自前往欧洲展开“彩虹之旅”，帮助贝隆政权赢得尊重。
1951年，伊娃宣布竞选阿根廷副总统，尽管她在贝隆主义政治阵营、低收入和工人阶级群体中获得了广泛支持，但这一行为遭至阿根廷军方和中产阶级的不满——阿根廷上流社会一直鄙夷她的出身，批评她早年的浪荡生涯，认为她作为一个女人获得了太多的政治权力。当时伊娃的健康状况已经非常恶化，迫于压力她退出了竞选。1952年，伊娃因癌症过世，享年33岁。她的遗体先后被置于当时的劳工部大楼及阿根廷国会宫供万民瞻仰。原本要安置遗体的一座大型纪念碑因为发生军事政变而未能完工。1955年，贝隆被一次军事政变推翻，伊娃的遗体被运往意大利米兰。1973年，贝隆重返阿根廷再任总统，次年逝世后，伊娃的遗体被运回阿根廷并曾短暂地陈列在她丈夫的遗体旁。如今，她被安葬在她父亲家族位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墓中。
在该剧问世的1978年，拉丁美洲之外的世界几乎没有人听说过这位前阿根廷第一夫人，在一定程度上，正是这部音乐剧让全世界认识了伊娃·贝隆——剧中名曲《阿根廷，别为我哭泣》甚至可以说是阿根廷的“非官方国歌”——并触发了许许多多研究贝隆夫人的书籍与文章。这也是继《歌剧魅影》《猫》《摇滚学校》等名剧之后的又一部韦伯作品首次来华。本月6日至15日，《贝隆夫人》将在上汽·上海文化广场连演十场。
为韦伯早期剧“正名”：足以与《歌剧魅影》齐名
在《贝隆夫人》之前，韦伯和赖斯已经在《耶稣基督万世巨星》和《约瑟夫和他的神奇彩衣》这两部音乐剧的合作中大获成功，这第三次合作意味着两人将远离宗教题材，进入一个当时鲜为人知的历史人物的世界。韦伯最初对这个合作心存疑虑，认为观众不会对伊娃·贝隆感兴趣，但在深入研究了这位女性的生平之后，他下结论认定：“如果普契尼还在世，他肯定会很喜欢她。”
赖斯最初将剧中担任故事叙述者的角色设定为伊娃的发型师，但在发现切·格瓦拉也是一位和伊娃·贝隆同时代的阿根廷人时，他迅速更改了角色设定，让这位古巴革命者冷眼旁观伊娃的所作所为，向观众解释她充满争议的一生。
韦伯最先写出的曲目就是《阿根廷，别为我哭泣》——第一次观看《贝隆夫人》的观众很快就能发现，这首歌的旋律贯穿了全剧，在不同角色的口中反复再现。《贝隆夫人》首先以概念专辑的形式发布，专辑中包含了日后音乐剧中的大部分歌曲。在韦伯的建议下，百老汇传奇导演哈尔·普林斯（Hal Prince）担任了《贝隆夫人》的导演，该剧于1978年6月21日在伦敦爱德华王子剧院首演。同年，《贝隆夫人》获得了奥利弗奖最佳音乐剧的殊荣。
“在当时，这部剧是革命性的，”在接受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专访时，《贝隆夫人》联合导演丹尼尔·库特纳（Daniel Kutner）说，“它在舞台设计中融入了投影，那些（贝隆夫人的）历史影像补充增强了舞台上的行为，音乐融入了摇滚元素，表演风格独树一帜，所以它真的令观众大吃一惊。”库特纳听赖斯讲过《贝隆夫人》首演时发生的一则故事：哈尔·普林斯和编舞拉里·富勒（Larry Fuller）躲在观众席的后方观察观众的反应。剧终时场内一片寂静，两人一边悄悄绕回到舞台入口一边心想“天哪，我们遭遇了惨败”。但当他们走回到舞台时，全场观众起立、欢呼、鼓掌声响彻剧场大厅。《贝隆夫人》联合编舞R·金·乔丹（R. Kim Jordan）援引了韦伯自传《面具背后》（Unmasked）中对当时情况的描述：“NOSO——非义务性的起立致敬（no-obligatory standing ovation）”。
此次来中国巡演的《贝隆夫人》是1978年首演原版的复排版本，自1978年以来，《贝隆夫人》已有数个复排版本，甚至在1996年被改编为电影，由麦当娜主演。库特纳表示，此次巡演版本的“新”就在于它“守旧”但不“陈旧”，“当我们回归原版，我们发现原版音乐剧是如此特别，因为最初的创作团队并不仅仅是歌词和曲谱的执行者，他们是整部剧的设计者。”乔丹指出，“少即是多”是《贝隆夫人》的编舞原则：“故事叙述非常简单明快，舞台上一群富人和一群军人一边交错行走，一边用吟唱的方式讲故事。视觉上这个故事一目了然，你一定会知道该看哪里，该在什么时候看什么，需要听谁唱歌。当然，灯光和音乐作用很大。我能想到的还有一个例子是当伊娃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时，有一首很长的舞蹈曲目，在这首歌中许多人物登场，讲述了伊娃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最初五年的生活，故事讲得很漂亮。”
“我认为每个女人都是复杂的，每个婚姻也都是复杂的。但在最简单的层面，这就是一个灰姑娘的故事。”乔丹说，“一个小镇女孩，渴望成就大事，并心想事成。这是最基础的故事，当然在那之上有许多不同的层面。即使你只能理解最简单的部分，也能与之产生共鸣。”
库特纳认为，鉴于《贝隆夫人》简洁清晰的故事叙述，即使是不熟悉贝隆夫人生平和阿根廷现代史的观众也不会有理解障碍。该剧并没有严格遵照线性叙述的原则，而是以略微不连贯的方式呈现了伊娃·贝隆的一生，而正因如此，观众从头到尾将一直保持警觉。《贝隆夫人》音乐总监盖伊·辛普森（Guy Simpson）指出，该剧的音乐对于部分观众来说将是一个挑战：“我不想说谎，观众会在剧场里度过一个不那么轻松的夜晚。你需要仔细听，关注故事的走向。如果你这么做了，你将收获颇丰。这部剧是道硬菜，而不是一道甜点，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界面文化记者于6日观看了《贝隆夫人》首演。一个直观感受是，作为一部一唱到底的音乐剧（sing-through musical），叙事功能的唱段旋律大多为阴暗的小调（开场的第一首歌、伊娃葬礼上人们唱起的《安魂曲》就充斥着刺耳的不和谐音，令人心悸），随着剧情推进，一些舒展、优美的旋律才缓缓铺陈开来。库特纳同意辛普森的说法，“音乐吵闹得近乎过头，似乎直接喷到观众的脸上，充满了摇滚元素和意外惊喜。”但他补充道，观众将情不自禁地向前探身，被音乐和剧情深深吸引。
对库特纳来说，《贝隆夫人》是一部足以与《歌剧魅影》等韦伯之后的名剧齐名的佳作，然而所有人都了解《歌剧魅影》，许多人只是听过《贝隆夫人》的名字。作为音乐剧工作者，他认为没有人能预知哪部剧能够引起全球性的轰动，而他们能做的，就是保持谦卑，认真工作，静候佳音。值得庆幸的是，《贝隆夫人》一再复排，证明了音乐剧观众不仅没有遗忘这部剧，还希望能一再在剧院里欣赏它。
拳头还是飞吻：音乐剧无法对伊娃·贝隆做价值判断
《贝隆夫人》在上海上演之际，阿根廷再次因经济危机登上全球媒体的头条。8月11日，阿根廷总统选举初选结果公布。寻求连任的中右派政党总统候选人马克里得票率仅32.09%，落后于得票率47.66%的中左派反对党联盟“全民阵线”总统候选人阿尔韦托·费尔南德斯。由于金融投资者担心中左派卷土重来后中断金融自由政策，8月12日，阿根廷股市、汇市、债市纷纷暴跌：布宜诺斯艾利斯证交所主要股指一日暴跌38%；比索大跌23%，创2015年来最大单日跌幅；阿根廷主权债券平均下跌25%。持续至今的“金融海啸”迫使阿根廷政府接连宣布债务重组和外汇管制。
《纽约客》发表了一篇题为《阿根廷考虑重回贝隆主义》的评论文章指出，自1974年贝隆去世以来，他留下了一个充满争议的政治遗产——被称为“贝隆主义”的民粹主义运动，其影响力延续至今，所有不走贝隆主义路线的国家领导人都在任期内折戟，现任总统马克里在连任初选中遭遇打败，似乎预示着同样的命运。
自1816年独立以来，阿根廷已经出现过8次债务危机，在1982年债务危机后，阿根廷花了10年才恢复经济增长。历史证明了贝隆主义并不能带领这个国家走向富强，然而这一主张民族自强和社会福利的政治意识形态一直深得民心。哈佛大学政府系教授Steven Levitsky告诉《纽约客》，贝隆主义被认为是将国家拉出危机深渊的唯一出路，“许多阿根廷选民认为贝隆主义者是唯一有能力统治国家的政治力量，自1983年以来，非贝隆主义政府做的任何事都没能改变、反而加强了这个想法。”
作为贝隆主义的重要推手，伊娃·贝隆在阿根廷的现代历史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辛普森告诉界面文化，他前段时间独自在阿根廷旅行，与他交流的阿根廷人无不崇敬贝隆夫人，将她视作英雄。然而必须承认的是，她的确是一个充满争议的人物——在音乐剧中，切从头至尾都在对伊娃和观众冷言冷语，戳穿隐藏在她华丽外表和无私善心下的阴暗面。全剧终的幕布落下时，留给观众的也是一个大大的问号：我们该如何评价她？
库特纳指出，伊娃·贝隆是个评价两极分化非常严重的人物，这一点在音乐剧中就能看出来：
“这部剧以伊娃的葬礼开始，以伊娃的葬礼结束，在此之间我们讲述了她一生的故事。当切走上舞台唱起剧中的第一首歌时，我们能看到人们围绕着她的棺材行走，有些人似乎在表达尊敬，有些人似乎不是——这在演出的一开始就摆在了观众面前。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人扬起了愤怒的拳头，那个人却向她抛了一个飞吻？这个设计是为了说明这样一个事实：直至今日，我们仍然无法说清，她为阿根廷带来的是益处更多还是伤害更多？”
对于创作团队而言，他们的集体共识是在剧中保持中立，不要做任何价值判断。“普林斯先生直接告诉我说，‘不要决定爱她还是恨她。’在塑造这个角色的时候，把关注点落在她的决心上。因为野心是野心，权力是权力，动机是动机，这些是清楚无误，可以在场景中处理好的。在表演的层面上，就我们的演出而言，它讲述的就是一个有主见、有梦想、出身低微的女人决心力争上游的故事。对于我们来说，音乐、舞蹈、角色设计这些方面才是我们的工作。”库特纳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