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冲突是当前全球面临的最大的经济风险”，在前日举行的中国高层发展论坛秋季专题研讨会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首席经济学家吉塔·戈皮纳特（Gita Gopinath）一针见血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全球经济笼罩在一片阴云下。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影响正在向全球扩散。与此同时，一些主要经济指征，包括美国国债收益率曲线倒挂等，都指向了衰退。在今年7月公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中，IMF将2019年和2020年全球经济增速从4月的预测值均下调0.1个百分点，分别至3.2%和3.5%。作为全球最著名的两家国际金融机构之一， IMF负责监察各国货币和贸易状况，在促进国际货币合作、扩大世界贸易方面、稳定金融秩序等很多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另外，该机构长期以来支持中国的结构性改革，提供了很多务实有效的建议。
戈皮纳特是IMF首位女性首席经济学家，今年1月上任之前，她曾在哈佛教学，学术履历非常光鲜，在汇率、贸易和投资、货币政策等方面颇有建树。上任之初有评论称，她的学术背景可能会将IMF政策导向一个更“新鲜有趣”的方向，尤其是在汇率以及新兴市场如何应对全球化带来的冲击方面。
近日针对中美贸易问题，这位47岁的经济学家频繁发声，先是在华盛顿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指出中美应该携手合作完善全球多边合作体系以应对当前经济的下行风险；继而在北京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发表主旨演讲，又于6日现身北京大学国发院“朗润·格政”论坛。在北京大学的一个多小时演讲和问答中，她展示了她和IMF团队的多项研究成果，用丰富的数据、图表，对中美冲突、全球经济发展前景、全球价值链下的汇率作用的变化等多个热点问题做了阐述。
在演讲中，她直接质疑了特朗普政府发起贸易战的理论基础，并认为美国进口商在中美贸易摩擦中承担了最大比例的损失（高达80-90%），而且对另一国加税无助于改善该国的贸易赤字。与此同时，她也为中国应对贸易摩擦给出了一些建议，比如根据她和团队的研究，汇率对贸易的影响，相对关税的影响要小得多，在全球价值链深化的情况下，汇率贬值会促进出口的学术假设已经不能成立。因此，动用货币武器来应对贸易摩擦绝非明智的政策之选。
以下我们用十个问答来汇总戈皮纳特在北大国发院论坛发表的观点（文字未经发言者确认）。
一、当今的全球贸易形势如何？中美贸易紧张态势带来了哪些影响？
简单说，全球贸易现在呈现两个主要态势：贸易量减少——不仅中美之间贸易量在减少，全球商品贸易年均增速也在下滑；制造业和服务业出现了分化——制造业下滑迅猛，但服务业维持了此前的上升势头。
贸易疲软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贸易局势尤其是中美贸易关系的紧张，这一方面导致贸易减少，另一方面由此带来的不确定性也减少了投资；二是汽车行业的萎缩和重构，汽车行业在全球贸易中占比很大，还是全球价值链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最近因为德国推出更严格的排放标准，而中国也收紧排放标准，加上之前的相关优惠政策的退出也减少了进口量，该行业在急剧放缓。
导致制造业和服务业分化的很重要一点，是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影响。叠加政治的不确定性、地缘政治的紧张局面，企业投资愿望低迷。
中美紧张的贸易关系除了带来了贸易量上的影响，还造成了价格的扭曲。以美国大豆为例，在中国对美国大豆加征关税之前，美国出口的大豆价格和巴西的大豆出口价格几乎是同步移动的，通常大宗商品因为缺乏差异性都是如此。但是，加征关税后，两个价格的走势分开了，美国的出口商大豆价格相比低了很多。到了2018年12月份，在阿根廷20国峰会达成共识，中国重启美国大豆进口后，美国大豆价格与巴西大豆价格又开始趋近。而近期随着中美贸易关系再度紧张，中国是否会购买美国大豆又成了一件不确定的事情，两个价格曲线又开始背离。
二、美国加征关税后，“生产”就会被带回美国国内了吗？
不是，贸易出现了转移。
面对全球贸易现状，有两个问题值得一问：一，当减少某一国的进口时，是增加了本国的生产，还是转移到从其他国家进口了？二，关税增加后，谁承担了关税的成本？
对于第一个问题，两个可能性都有；至于第二个问题，通常两个国家都会承担，但具体谁承担得更多需要进一步分析。
以2018年10月美国对华增加的160亿关税为例，可以看到，相比2017年同期，美国在同类别商品上的进口总体上增加了，从中国的进口大量减少，但与此同时，从德国、加拿大、日本，尤其是墨西哥的进口大量增加了。所以，从现实中看到的是，中美贸易冲突带来的是贸易的转移，而不是国内生产的增加。只有少数类别是国内生产的增加。
三、关税能解决贸易赤字吗？
不能。
通过观察美国的贸易收支状况，基本上就可以回答，特朗普的关税政策为什么解决不了他念兹在兹的贸易赤字问题。
如果将2019年上半年美国商品贸易收支跟2018年第一季度相比，测算结果显示，美国整体的贸易赤字并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和中国的贸易赤字虽有所减少，但幅度很小，而与欧盟的赤字增加了。整体上，美国仍然拥有非常庞大的贸易赤字。
戈皮纳特称，这符合经济学的理论：对一个国家增加关税，不会改善贸易收支，因为你会从其他国家进口，而对方也会采取报复措施；而如果每个国家都为了保护自己增加关税，那么最终会达到一个点，即所有国家都没有贸易赤字，但我们不太可能达到这种极端的状态。
四、谁来承担关税后果？是出口国还是进口国？
在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的案例中，主要由相关产品的美国进口商来承担后果。
戈皮纳特和她的团队对比了2014年-2019年6月期间，也就是美国对来自中国的340亿、160亿、2000亿进口商品分别加征关税前后，美国进口商从中国以及其他国家进口商品的美元价格。她说，加征关税之前，价格没有太多的变化；但加征关税之后，同样的商品类别，美国从其他国家进口的价格变化不大，但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价格出现了激增，测算显示，增加关税的80-90%部分都传递到了美国进口商身上。
可以这样说，如果增加10%的关税，另外一个国家有可能把产品售价降低5%或者6%，这样美国进口商的价格只是增加了4%或者5%，但实际情形是，出口商的美元价格并没有发生变化，而几乎所有的影响都由美国的进口商承担。
她说，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的出口商没有受到影响，实际上，美国人从中国买的少了，量减少了，价格没有多大的变化，这是我们看到的现实。
在随后回答北大国发院副院长余淼杰教授的提问时，她补充说，从美国CPI的涨幅来看，似乎关税的影响还没有传导到零售环节，转至消费者承担。因此，目前来看，加税的主要影响还是被这些进口商吸收了。
五、中美贸易冲突对全球经济、中美等国家冲击多大？
戈皮纳特在演讲中提到了IMF新做的一个研究，测算了加税对价格和贸易量的影响，以及贸易分化的效应，并分析了GDP所受到的影响。其结果是，如果取消中美之间2018年和2019年迄今加征的关税，那么，预计全球GDP会在2020年增长0.8个百分点，也就是说，从去年到现在加征的关税累积将在2020年拖累全球经济0.8个百分点。
相比之下，中国经济因此受到的影响更大，达到2个百分点，美国是0.6个百分点，影响相对较小。她说，这是因为中国经济的外部性更强。该测算同时考虑到了消费者信心和金融市场的反应等。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差距会逐步缩小。中国受影响的幅度会逐步收缩，因为初期的冲击过去了，人们开始逐步适应新的贸易环境，整个供应链也会发生变化。而公众的信心受影响的幅度也在下降，所以长期看影响会减少。不过，考虑到世界经济增速在2-3%之间，这个影响还是非常巨大的。
她说，贸易带来的不确定性是全球经济增长面临的最大风险。从现在的数据来看，全球主要经济的PMI不是下滑就是处于荣枯线下，工业类产品，比如机床，生产量还在下滑。这也再次显示出，贸易脱钩对制造业产生的影响，也解释了前面提到的制造业和服务业背离的现象。
另外，目前围绕贸易的争议已经蔓延到了科技领域，比如华为最近被列入美国实体名单。考虑到华为研发对科技的贡献非常大，其专利在中美两国引用非常多，而这样的技术引用会促进技术更快的成熟和普及，戈皮纳特称，她担心世界经济会陷于一个碎片化的状况，而从深层次来讲，技术的碎片化也会深刻影响到生产率的提升。
六、全球经济是否会陷入衰退？
近期可能还不会。
在回答听众提问时，戈皮纳特提到了对全球衰退的预测。贸易紧张关系、收益率曲线倒挂、负利率等，引发了很多关于全球即将陷入衰退的预测。不过皮戈纳特认为，至少2019年、2020年，全球经济还不会陷入衰退。
为什么呢？她说，这是因为，制造业和国际贸易方面虽然有弱点，但是服务行业确实发展不错。这也符合美国近期发布的服务业和制造业数据显示的情景。另外，消费者信心稳定， 美国失业率很低、欧洲的失业率已经回到了2008年危机之前，而且人们的购买力和工资在增加。
讲到收益率曲线倒置，她说过去收益率曲线倒置是预测危机的一个指征，现在也很重要，但毕竟时代不同了。过去出现倒置是因为通胀比较高，而现在通胀水平较低，央行是在降息而非加息，所以和传统的利益率曲线倒置是不同的。
但不管怎么说，她说，我们正面临经济下行的风险，贸易紧张局势是一个重要因素。另外，新兴市场，尤其是拉美，有很多的弱点和漏洞。所以，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表现会影响到我们对世界经济的展望。
七、美元升值会抵消关税给美国进口商带来的冲击吗？中国是否应该通过汇率贬值应对贸易摩擦？
答案都是否定的。
回到第五个问题，美国进口商在贸易摩擦中承担了最大的冲击，那么，能否通过让美元升值来抵消这一冲击？理论上似乎可行，因为一旦美元升值10%，那么美国从其他国家进口的商品价格就会降低10%。
但实际上，随着中美开始互相加征关税，人民币相对美元确实贬值了，也就是说美元升值了，然而，戈皮纳特指出，中国出口商品的美元价格并没有发生变化。
当然，她也表示，未来情形可能会有变化，这需要考虑关税增加的水平、时间、增加的强度等。不过到目前为止，二者没有明确的相关。
从去年来看，中美双方加征的关税水平大概是10%，对贸易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那么，如果一国货币贬值10%，对刺激出口会有多大作用？对进口又会产生多大的近期抑制效果?
戈皮纳特提到，IMF研究团队做过一个三年的中期分析，如果货币贬值10%，进口会大幅度收缩，短期之内难以扩张，规模大幅度下降。从中期来看，又会逐步恢复，出口的敏感度会上升。如果贬值10%，贸易收支会有0.3%的改善，而相对来说，关税对贸易量的影响要大得多。不同国家当然也会有差异。也就是说，关税对贸易量的影响要大得多，而贬值的影响非常迟钝，无法与之匹敌。
为什么这样？通常认为，假如贬值，那么这个产品在海外的价格相对也会下跌10%，产品更便宜就会更有竞争力，就会卖得更多。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大多数国家在做双边贸易都用美元来计价，即使你不跟美国做贸易，但跟第三国的贸易通常还是会用美元计价，尤其是在新兴国家。比如，如果你是新兴市场的一家公司，会进口原材料来进行生产，所以进口材料是用美元计价的，因此你出口也需要用美元计价；另外，进口产品如果用美元计价，若本币贬值，进口的成本也会上升，所以，你就不愿意降低出口商品的价格。因此，本币贬值10%，出口价格也可以下降10%的假设，本身就是行不通的。
八、全球价值链的深化如何影响贸易对汇率的敏感度？
随着全球价值链的深化，贸易对汇率的敏感度在进一步变弱。她说，传统上，我们认为，国际贸易就是A国卖给B国就行了，但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A国卖给B国，但是它要从C国进口原材料，而B国会把产品精加工后卖给D国，这是非常复杂的一个全球价值链的网络，并不是单边汇率可以影响的。
这意味着一个国家的贸易收支对汇率的弹性并没有那么强，出口商同时也是进口商，因为它的一部分原材料需要靠进口解决，所以其成本也要跟其他币种挂钩，它已经融入到了全球价值链之中。一个经济体越是融入到全球价值链中，其贸易收支对汇率的敏感性就越弱。
对2001-2014年间全球价值链向上下游关联的情况进行的研究显示，大多数经济体都已经嵌入到全球价值链中，中国等国家融入的程度更深。
不过，虽然全球价值链的整合使得贸易对汇率的敏感度在下降，但另一方面，因为国家越来越开放，2019年的贸易量比原来增加很多，贸易对汇率的敏感度也会因此增加，这两个因素互相抵消，所以总体来看，贸易变化不是很大。
对中国来说，经常账户占GDP的比例依旧比较大，但现在在降低；另外，人民币升值很多，从2007年到2015年都在升值。中国经济进入了再平衡（rebalancing）状态，更关注国内的消费，减少对出口的依赖，这是人民币升值的主要原因。
全世界都在争议近期人民币贬值的情况，她说，根据IMF的评估，2018年中国的汇率、经常账户都是符合中期基本面的，也就是说中国的政策是可取的。外部账户动态平衡反映的也是经济结构的变化。
有人担忧关税战可能发展成货币战，戈皮纳特建议，不要轻易将二者联系起来，以汇率作为应对政策更可能导致局势失控。
北大国发院副院长黄益平教授在点评环节中特意提到了戈皮纳特的这一论点，他也不建议中国政府使用货币贬值的方式来应对贸易摩擦，因为这样做不会产生多大的效果。另外，从金融角度讲，他说货币政策工具的弹性非常有限，这不仅因为经济体是开放的，还因为，在中国，金融渠道的影响实际上已经超过了贸易渠道所产生的影响，也就是说，短期内货币贬值可能会稍微促进出口，但货币贬值也会使得很多资本外逃，从而削弱贬值给贸易增长的支持。
九、资本账户开放的最优程度是什么样的？
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美联储等央行采取的量化宽松对新兴国家的资金流产生了严重冲击，眼下，在全球经济上衰退阴影中，当美联储等纷纷开始降息，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应该如何开放资本账户？
戈皮纳特在回应黄益平教授的提问时，对这个问题进行了阐释。她说，IMF对于资本账户放开的政策立场经过了变化和调整。简单来说，应该通过弹性汇率来吸收冲击，然而，各个国家金融市场不一样，各有自己的缺陷和扭曲，而美元依然是占主导的计价货币，因此，我们制定了一个综合性政策框架，看如何把四个工具结合在一起。
这四个工具中，一是汇率工具，相当于货币政策；二是汇率干预；第三个是资本账户的管理；第四个是宏观审慎政策。作为央行，如何把这些工具结合得最好，还需要做一些探索和研究。
戈皮纳特的回答是，一国使用什么工具，取决于该国正在面临什么样的冲击，并考虑当前国情、金融开放程度和成熟程度等。在某些冲击下，必须要做出回应，比如美国降息。如果金融市场波澜不惊，这时就不妨靠汇率解决问题；但如果短期内金融市场出现了巨大的波动，可能就需要主动的干预了，比如靠汇率等。但过度干预也会出现问题，因为市场在下一次问题出现时会有预期，就会产生扭曲。
十、对中国的经济政策有哪些建议？
戈皮纳特在最后的总结里指出，对全球紧张局势的担忧是有道理的，毕竟有人从贸易中获益，有人受损，这时候就需要调整国家的政策，全球贸易体制需要现代化。她希望包括中国在内各国都行动起来，一起改善全球贸易机制，建立一个透明的全球贸易体系。
针对中国，她给出了一些建议，即继续改革开放，进一步开放更多的行业。另外，对信贷的增长保持审慎的态度。她说，实际上中国确实也正在往这个方向努力。
具体建议如下：
1.逐步减少在信贷和财政领域的国内政策差距（指财政政策宽松、信贷增幅过度，但健康的开支不足）；
2.实行改革以解决扭曲问题，确保经济走上更可持续的道路上，增加消费、减少整体储蓄率：比如改革社会安全网；改革国企、开放市场引进更多竞争；创造更市场化的、强健的金融体系；采取措施吸引更多外资，确保国内外投资者得到平等对待；转向更灵活、基于市场的汇率制度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