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丝绸之路的终点上:作为世界帝国的元王朝如何塑造东亚文化?

2019年09月09日 10:15 A
日本学者宫纪子的两本书都能看到杉山的影响,简单来说就是崇蒙元,抑宋明,否认蒙古帝国是中世纪般的“黑暗时代”,认为几百年来它的科学、文化、经济成就都被低估了。

撰文:尹敏志 | 经济观察报书评

1937年末,京都帝国大学考古学家清野谦次在兵荒马乱的北京购买了一批出土文书,将它们带回日本。古文书大多来自敦煌,也有来自黑水城的——即元代的亦集乃路,位于今天的内蒙古境内。其中一件黑水城文书与其说是文物,还不如说是一团废纸。由于纸张在十四、十五世纪非常珍贵,它们曾被反复剪裁、书写、装订,在漫长时光中渐渐皱成圆形,前后叶黏连,根本无法分离,遑论释读了。

回到京都后,清野将这时间胶囊般的纸团交由匠人一叶一叶地揭开、剥离、修补,重新装裱成卷,命名为《宁夏省黑城发见西夏经并元时代古文书》。此卷轴共包含16页古文书,其中既有西夏文、回鹘文、蒙古文的断片,又有汉文《真字千字文》刊本和《千家诗》写本的残叶,还有各类书信、契约、公牍。清野将其珍藏家中,直到1955年因心脏病去世后散出,被天理教教主购入,现藏奈良县天理图书馆。

《宁夏省黑城发见西夏经并元时代古文书》

这件多语种文书是典型的例子,告诉我们全面阅读元代原始文献的难度。早在1930年代,中国元史学者韩儒林留学欧洲,师从伯希和(Paul Pelliot)时,就意识到仅依靠汉文史料来研究元史,是赶不上西方学者的。回到南京大学任教后,韩氏要求自己的学生广泛学习藏语、蒙古语、波斯语以及西欧各国语言。但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购买外国书籍变得极其困难甚至危险,更不要说出国调查了,直到九十年代,这一封闭状况才有所好转。

相比之下日本学者要幸运得多。战前各帝国大学就有惯例,教员升任教授后,都可去欧美游学一年,政府提供丰厚的经费。内藤湖南曾借此机会调阅欧洲所藏各类敦煌文献,神田喜一郎遍访西欧汉文善本,羽田亨则购买了大量波斯、阿拉伯、土耳其语书籍,现均藏京大羽田纪念馆。得益于国内所藏的丰富史料,战后日本元史研究很快复兴,学者以研读元代直译体公文入手,渐渐形成了重视非汉文史料的风尚。1991年本田实信出版《蒙古时代史研究》,一举奠定了汉文、非汉文史料两翼齐飞的元史研究范式。

这种范式对语言能力的要求极高,游刃有余者不多,近年风头正劲的宫纪子是其中之一。宫纪子毕业于京都大学中国文学研究室,但研究理路更接近于东洋史研究室的杉山正明教授,两人无师徒之名,但胜似师徒。宫在2006年出版博士论文《蒙古时代的出版文化》之后,2018年又推出两大册巨著《蒙古时代“知”的东西》。两本书都能看到杉山的影响,简单来说就是崇蒙元,抑宋明,否认蒙古帝国是中世纪般的“黑暗时代”,认为几百年来它的科学、文化、经济成就都被低估了。

《蒙古时代“知”的东西》开篇就是四十幅反映蒙元时代文化成就的彩色插图,从波斯的细密画到广州的穆斯林的《重建怀圣塔寺之记》,囊括欧亚各语种。宫纪子在插图解说中写道,蒙元时代是人、物、信息的交流空前繁荣的时代,从最西边的伊比利亚半岛到最东边的日本,都留下了这个大一统时代难以磨灭遗迹。唐代的丝绸之路在元代愈发宽阔,而位于这一路途终点的日本,至今保存着蒙元时代的典籍、碑刻、文书,它们或藏于京都的深山古寺,或沉睡于博物馆的地下室里,抑或流落在街角的古书店,有待学者对之进行统合式的全面研究。

1272年离元军首次攻打日本还有两年时间,蒙古帝国的使者赵良弼在日本九州博多港登陆。赵氏不是汉人而是女真人,本姓术要甲,迎接他的人有在杭州留学过的日本僧人南浦昭和,两人以汉诗唱和,其乐融融。但文化交流显然不是赵良弼此行的目的,在仔细观察了当地地形和民俗后,他认为日本民风狠勇,“其地多山水,无耕桑之利,得其人不可役,得其地不加富。况舟师渡海,海风无期,祸害莫测”,回到大都后,他苦谏忽必烈放弃渡海攻打的念头:“是谓以有用之民力,填无穷之巨壑也,臣谓勿击便。”

赵良弼呈递给京都日本天皇和镰仓幕府将军的国书,副本仍存于京都东福寺。但赵氏本人从未获被准踏足日本国都一步,而是一直留置在九州岛的政治中心太宰府里。这样的无礼对待多少有些不可思议,但并没有改变赵的和平主义,嗜食九州栗子的他回国时携回树种,栽种在朝鲜的义安县和故乡河北赵州的庙学里,等到栗子树首次开花结果时,前方传来了元军在九州岛海岸全军覆没的消息。

《モンゴル時代の「知」の東西》
(日)宫纪子/著
名古屋大学出版会 2018年3月

1274年和1281年,忽必烈两次派大军攻打日本,由于指挥失误加上台风侵袭,均以失败告终。获胜的日本方面始终无法忘却“蒙古袭来”的恐惧,为了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随后他们千方百计地搜集大陆情报,了解蒙元帝国各方面的讯息。

负责这项工作的不是儒家士大夫,而是佛教僧侣。日本中世没有科举考试,僧人地位崇高,乃文化精英,除了皇家和贵族的藏书外,保存书籍最多的地方是以京都五山——南禅寺、天龙寺、相国寺、建仁寺、东福寺、万寿寺为代表的古刹。而且日本寺庙藏书不限于内典,凡经、史、子、集无所不包,甚至有明清通俗小说。二十世纪初,在离京都不远的日光山轮王寺慈眼堂,就发现了一部万历刻本《新刻金瓶梅词话》。

从镰仓时代(1192-1333)到室町时代(1336-1573)宋元刊本并不易得,五山僧人或通过经营中日贸易大商人(很多是华人,被称为“纲首”),或是借助出使中国的机会访书,或是经由朝鲜购入。他们将大陆舶来书籍称为“唐本”,在细心呵护之余,还会辗转传抄。作为全国汉学修养最高的人群,僧人不仅受到足利将军和各地守护大名信任,还吸收并化用中国典籍,通过自己的创作影响日本文化的发展。时至今日,日本各地寺庙仍藏有不少珍贵资料,只是借阅手续繁琐,使用颇为困难。

宫纪子书中的一大特色,就是对这些“日出之处”秘藏典籍的研究。全书开篇写的就是对马宗家旧藏的元刊本《事林广记》。这部百科类书由南宋末年福建人陈元靓编纂,语言浅显,包罗万象,不止在中国多次翻刻,也深受日本僧人喜爱。类似的元代闽刻日用类书《新编事文类聚翰墨全书》《新编事文类聚启劄青钱》《新编古今事文类聚》还有很多,明清藏书家往往讥之为“麻沙本”,对此不屑一顾,反而在日本保存了很多。

元代广州《重建怀圣塔寺之记》部分

对马岛是日本九州和朝鲜半岛之间面积最大的岛屿,岛上人烟稀少,土地贫瘠,却是横渡朝鲜海峡的重要跳板。当地大名宗家主要依赖日朝贸易生存,对马也是汉籍经由朝鲜输入日本的中转站。通过将对马宗家文库藏元刊本《事林广记》残册与和刻本等其他版本对比,宫纪子发现这部类书的内容一直在更新,反映出大陆情报在中国、朝鲜、日本知识界之间的快速流转。

所以唐宋文化固然对日本影响深远,蒙元文化也“构成了从室町到江户时代形成的日本精神文化基层的一部分。”元代日用类书在日本被当做教材使用,如京都附近叡山文库所藏的《事林广记》写本,就由禅僧手抄,是此书受容史的重要证据。当时贵族和僧侣皆以阅读唐本为荣,他们文集、日记、随笔中,也留下了出版物的片段和流传信息。抄写在扩大元代书籍影响力的同时,也赋予了书物新的生命。比如1926年神田喜一郎在宫内厅书陵部发现耶律楚才《西游录》抄本,出自东福寺僧人之手,在中国早已散佚。

但宫纪子所说的元代典籍,包括《事林广记》《博闻录》等在内,很多南宋末年便已成书,只是在蒙元帝国时期被重刻而已。日本现存元刊本大多是福建地区所刻,而建阳书坊在宋代就已经非常发达,如著名的黄善夫家塾、刘起元家塾、余氏万卷堂等。另外,书中也提到明初建阳医家熊宗立所著《新编名方类证医术大全》大永八年(1528)由日本大阪商人阿佐井野宗瑞覆刻,是日本最早开板的医书,其影响深远。宋、元、明文化在很多方面一脉相承,将元代贬为黑暗时代固然失之偏颇,但宫纪子所激赏的蒙元文化,很多是在宋代文化的延长线上,至少不是南宋灭亡后才异军突起,影响朝鲜、日本的。

宫纪子曾痛斥明初对于元代著作的系统性剽窃,此书进一步认为,嘉靖、万历年间此现象仍存在。但如果翻刻前朝已有书籍就是“剽窃”的话,元代未尝没有剽窃南宋的《事林广记》?宽且宋刻本现存比例最小,元刻本较多,明刻本则大量存世。由于样本分布严重不均,在电子资源高度发达的今天,学者自然触目皆是明翻元刻的例子。

笔者更认同书中《蒙古王族与汉儿技术主义集团》一文的观点,即元代真正特有的、有别于唐宋的文化成就,毋宁是在天文、地理、数学等科技层面。早在金朝末年,穆斯林世界的数学、天文学知识就随着马蹄被带到了中国北方地区。受此影响,山西、河北地区一度盛行“天元术”,最有名的是河北栾城人李治。金朝灭亡后,元好问、李治、张德辉、刘秉忠、许衡、姚枢、郭守敬等技术人才皆入真定军阀史天泽幕下,宫纪子将之与东平严氏幕府并举,称为金末元初的两大“文化沙龙”。

元代之前,儒家素来鄙视包括医生在内的科学技术人员,韩愈《师说》说得很直白:“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但蒙古人却没有这种观念,他们在灭亡金朝时出于实用主义,沿途收编各类技术人员,全部为我所用,形成“汉儿技术主义集团”。对宋战争期间,元军在攻打襄阳时,就用到了被称为“回回炮”的波斯投石机。

混一南北后,元帝国开始在各地设立孔庙、儒学、医学、阴阳学,给予全真教、太一教等免役权。整个欧亚大陆无问东西,各个宗教团体皆受到尊重。元帝国在各地建立的交通枢纽站赤,也在大大缩短各地区信息交换所需的时间。虽然这场史无前例的大一统维持了不到一百年,已足够东西方文化相互刺激,不断融合,促进学问和技术空前繁荣。

元代科技整体上领先于明代基本是无可非议的。洪武初年朱元璋在南京设立司天台,后改名为钦天监,但苦于技术人员匮乏,不得不大量征招元代旧官入监继续服役。可能是这批蒙元技术人才无可取代,回回司天监被保留到洪武三十一年才废除。元人郭守敬编制的授时历,明初也被更名为大统历,沿用到明代末年。虽然大统历后期渐渐失准,但明人竟无力另起炉灶,得等到耶稣会传教士来后才真正开始改历。

审视元帝国时可以发现,作为世界性大帝国的文化开放性,和坚守草原民族本位的政治闭锁性,是其不可分割的一体两面。在蒙古统治者看来,汉人所居之中原,与中亚诸国基本平等,都是无甚特别的占领区,他们对汉文化的悠久传统既缺乏了解,也没有什么兴趣。但正是这种漠然和不折腾,反而促进了文化的繁荣。这与勤政且好学,积极了解汉文化,借文教强化统治的清代统治者,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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