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女权偶像光环下:尼日利亚作家阿迪契的四个关键词与一段对话

2019年09月10日 12:45 A
在阿迪契身上,种族议题与性别议题重叠,严肃文学作者与女权主义偶像的身份重叠。她深陷某种争抢之中。

奇玛曼达·恩戈兹·阿迪契

撰文 | 黄月

奇玛曼达·恩戈兹·阿迪契(Chimamanda Ngozi Adichie)8月17日在上海图书馆的演讲没有准时开始,她迟到了。当她悄悄站在台下等待主持人做开场介绍的时候,有认出她的观众喊了一声“Oh my God!”,掌声与口哨声由前至后流淌过了观众席。在之后的演讲和对谈环节,坐在前排的几位中国读者和生活在上海的尼日利亚人不停地按快门或为朋友直播活动片段,签售环节有人激动得捂住胸口上前与她问好,或站在一侧偷偷与她自拍合影,有安保人员低声问排队的读者,“这女的是明星吗?”

阿迪契的确可以算作明星,她至今只出版了三部长篇小说、一部短篇小说集和两本关于女权主义的作品,已被有着“非洲现代文学之父”之称、同样是尼日利亚作家的钦努阿·阿契贝(Chinua Achebe)称为“天纵之才”。她的TED演讲《单一故事的危险》与其后的《我们都应该是女权主义者》在YouTube上累积有超过一千万点击,她与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对谈人权,与米歇尔·奥巴马(Michelle Obama)畅聊《成为》(米歇尔传记)。她既是女权偶像,也是迪奥(Dior)的灵感缪斯和No7化妆品的代言面孔。在阿迪契身上,种族议题与性别议题重叠,严肃文学作者与女权主义偶像的身份重叠。她深陷某种争抢之中。

阿迪契与希拉里(上)和米歇尔·奥巴马(下)

在接受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专访时,她提到了自己提女权议题时黑人男性的愤怒与自己谈种族议题时白人女性的不满,也提到了女权偶像标签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她的小说甚至她本人的评价。她不只是女权主义者,她也是作家,“很多人只与我探讨女权问题,而我有时候在想,我真的好希望聊聊文学啊。”

在“女权”这一关键词之外,阅读和理解阿迪契的其他维度或许可以在下面四个关键词与一段对话实录中寻得。

种族

“我们把科菲这样的人称作美裔非洲人,不是非裔美国人,那是我们对祖先是奴隶的兄弟姐妹的称呼。”——《美国佬》

阿迪契的头发蜷曲缠结,伊菲麦露的头发也是这样,黑人的头发都是这样。

我们以为肤色是唯一的鲜明标识,是种族主义者所攀附的论据所攻击的靶心。而事实上,作为种族关系中的下位者,“生而有罪者”携带着复杂的印记,连自然的头发也被上位者当作丑陋、肮脏、不体面之物——昔有黑人奴隶被要求紧裹头巾藏起卷发,今有美国企业因为面试者的自然头发“不够整洁”而拒绝录用。

阿迪契第一次把头发拉直是在临近中学毕业时,她的母亲赶在最后一场考试前带她去了一家尼日利亚的理发店。当她终于可以像白人一样甩头发的时候,她的头皮经历了直发棒的第一次烫伤。来到美国之后,阿迪契经历了漫长的与头发的斗争,理发店太贵,她就自己在家把头发弄直,并一次次把自己弄伤。早在脏辫等非洲风自然头发(natural hair)成为美国时尚新标杆之前,阿迪契就放弃了与卷发的斗争,并选择在后来把这一经历放到了长篇小说《美国佬》(Americanah)主人公伊菲麦露的身上。

2019《VOGUE》9月刊封面上的阿迪契(by Peter Lindbergh)

生于尼日利亚的伊菲麦露在来到美国之后,才意识到自己是个黑人。阿迪契也曾在许多场合说,“来到美国使我成为了黑人。在尼日利亚时,我们有地域和宗教的身份——我是伊博人(Igbo)和基督徒,但没有黑人这个身份。”有趣的是,伊菲麦露不仅意识到了自己是黑人,还意识到了黑人与黑人之间的差别与较量,这之中包含着一种非当事人无从察觉的微妙的讽刺——非裔美国人与美裔非洲人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群体,美国黑人往往强调自己的“印第安血统”因为这样可以显得不那么黑,拉丁美洲有色人种在整个种族链条中地位尴尬,深肤色女人在美国流行文化中堪称隐形(在米歇尔·奥巴马出现之前),一个黑人渴望成为教室里唯一的黑人而对其他黑人敌视以对,如果说在英国阶级决定友谊能否成立,那么在美国永远是种族因素排在第一位……

阿迪契在《美国佬》中对种族主义做出了现代而尖锐的批判,身为一位并非生于美国的黑人作家,她的视角和态度与刚刚去世的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截然不同。阿迪契在上海书展期间的一场活动上两次提到莫里森的名字,在接受采访被问到关于莫里森的问题时,她习惯性地用一般现在时作答,在意识到莫里森已然离去而将动词改为一般过去时之前,眼神定格了瞬间。“莫里森在美国一出生便是黑人,从婴儿时代起就会因肤色而受到敌视。我从莫里森身上学到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她从不移开目光,她站在痛苦面前直视痛苦。”她说,关于种族议题,她可以把《美国佬》写得幽默,而莫里森不能。

美国黑人女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妮·莫里森,2019年8月5日逝世

然而,虚构作品中充满睿智和力量的讽刺与反抗,在现实生活的映照下似乎力有不逮。

伊菲麦露与阿迪契并非出身于战乱和贫穷的非洲,她们吃得饱、读过书,英语流利,常去教堂,她们是中产阶级的孩子——正是这一点令人怀疑。因为多数时候人们能够理解一个人“逃离战争、逃离那种粉碎人灵魂的贫穷”的举动,而无法理解“从没有选择的、令人压抑的颓废中逃离的需求”,阿迪契在《美国佬》中写道,“他们中没有人挨饿,或遭强奸,或来自被烧毁的村庄,但只是渴望有选择和有保障。”在特朗普治下,为了追求“选择和保障”来到美国无疑更加艰难,“现在人们想拿一个旅行签证都面临着重重阻碍,几乎每天都有新的政策颁布,”阿迪契在接受采访时提到。

她因肤色深陷忧虑的时间要比特朗普上台的三年更为悠久。2012年,17岁的美国佛州黑人少年特维范·马丁(Trayvon Martin)被人尾随枪杀,阿迪契看到凶案视频时吓坏了,因为她的侄子与马丁年龄相仿,长相相近,二人还都爱穿连帽衫。她的侄子生活在康涅狄格州一个很“白”的地区,她打电话求他晚上不要外出,如果开车被警察拦下,一定要乖乖举起手来不要乱动。

被枪杀的17岁黑人少年特维范·马丁

从莫里森到阿迪契,一些中国读者对种族文学的理解或想象或许始终停留在黑人反抗白人压迫的层面上,而在今天,种族议题已经告别了纯粹的奴隶制与黑白之战,指涉并牵扯了更多宗派主义的话语:阶级、意识形态、地区以及性别。在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崛起、右翼话语拥趸广布的当下,对种族、歧视、隔离的理解显得更为重要。阿迪契说,“当以民族主义为代表的极端右翼在全球兴起,受到威胁的其实是所有少数派、所有与他们不同的人。”在这一层面上,现代的种族议题几乎适用于所有人。

“美国佬”

“他们自己也嘲弄非洲,交换荒唐、愚蠢的故事,他们对嘲弄感到心安理得,因为那是源自于憧憬的嘲弄,源自于想看到一个地方再度崛起的心碎愿望。”——《美国佬》

在美国生活了十三年之后,伊菲麦露决定回国。在终于踏上故土之时,她发觉尼日利亚早已大步向前,将她丢在原地,辨不清东西南北。她看到新兴中产权钱交易,知识分子离地三尺,女性为物质生活放弃爱情,男性为权力博弈背信弃义,穷人动不动乞讨一心贪恋免费之物,富人以标准英音为荣对西式生活跃跃欲试——第三世界的活力和不堪同时涌来,她悬停于不是家乡的美国与同样不是家乡的新尼日利亚之间,无处落脚。“美国佬!”朋友这样嘲笑伊菲麦露,一个没有美国口音却总是用美国眼光看问题的“不合时宜者”。

是否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年轻人都将走向“美国佬”的命运?在接受了现代教育和西方价值观之后,与本土的文化产生隔阂,夹在我本来是谁与我想成为谁之间,不断腾挪,无法安身?

在一个后殖民的语境中,在英语作为尼日利亚官方语言、基督教作为最主要宗教之一的背景之下,阿迪契不仅描绘尼日利亚中产的西式生活——从言谈举止到生活品位,她也试图以语言和宗教为度量,衡量全球化与本族文化在尼日利亚的此消彼长、此进彼退。

在她2003年的处女作长篇小说《紫木槿》(Purple Hibiscus)里,少女康比丽的父亲是一位敬虔严格的天主教徒,他办报匡扶正义,散财大做慈善,一家人表面上得体和谐,而实际上,康比丽和哥哥、母亲长久浸没在父亲狂热专制的信仰与极端暴力的阴影之中——他只对下等阶层的人说当地的伊博语,他眼见着信仰本族神灵的父亲困苦多病直至死亡,仍称呼其“异教徒”。在阿迪契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半轮黄日》(Half of a Yellow Sun)中,纵然尼日利亚中产知识阶层已经在别致优雅的会客厅里进行了无数场关于后殖民理论、泛非主义、民族主义、非洲社会主义、分离主义、宗派主义的激辩与阔论,尽管他们此后无差别地卷入了尼日利亚内战的血腥和伤痛之中,但读者仍然可以清楚地辨识出一口流利英语作为阶级标识的背景——阿迪契会十分勤恳地一一指出,在人物的某一段话里,哪句话是用英语说的,哪句是用伊博语说的。

《紫木槿》《半轮黄日》
[尼日利亚]奇玛曼达·恩戈兹·阿迪契 著
 99读书人·人民文学出版社

常年辗转于美国和尼日利亚之间,阿迪契说对她来说最大的问题不在于两种文化的鸿沟,而在于“人们太看重西方,甚至于开始鄙视自身”。在她的故乡尼日利亚东南部,没人再学伊博语了,讲本民族语言的人受到鄙夷,年轻人认为学好英语和中文普通话更为重要——在这个全球化的年代,语言应为未来计。

法国人类学家阿兰·乐比雄(Alain le Pichon)在《一神论的影子》中提到了“全球化就是美国化”的观点。阿迪契更倾向于认为“全球化就是西方化”,因为欧洲是回答“何为全球”这个问题的重要一部分。但无论是欧洲在某些方面向美国看齐,还是美国有些方面向欧洲看齐,全球化实际上都并非全球之事,“世界上那些欠发达区域没有为这一进程提供什么可供想象和抵达的模式或需求。”就连人的富法都是向西方看齐的、毫无差异的——她的一位朋友迫不及待想当富豪,她问富了之后要怎样,答案无非也是“买一艘船出海,或者去瑞士滑雪,做做慈善”。

我们如今几乎无法想象一种非全球化的生活,对阿迪契来说便更难。她的国家早已以殖民地的方式被迫参与进了这一进程,对于本族语言、文化与历史的消逝,她只能通过小说的方式勉力记录。比如《紫木槿》里作为传统主义者的爷爷的祈祷仪式和给孙辈讲起的本族传说,比如《半轮黄日》里那一曲长久萦绕在她心头的比亚法拉(Biafra)的哀歌。

真相

“写的越多,做的梦便越少。”——《半轮黄日》

尼日利亚常常被认为是非洲最复杂的国家,它是非洲第一人口大国与第一大经济体,它有250多个民族,各民族有自己的语言及信仰,不仅如此,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与专制主义的暴力轮番在此上演。暗流汹涌的民族矛盾一触即燃,流血和战争事件写满了尼日利亚的历史。石平萍在《半轮黄日》的译后记中写道,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摆脱英国殖民统治之后,这一状况并未根本改观,各大民族为争夺势力范围、政府席位和石油资源大打出手,惨烈的尼日利亚内战(1967-1970,也称比亚法拉战争)便是这一矛盾走向极致的结果,两三百万人死于战火,前所未有的饥馑夺走了无数儿童的生命。这部小说所写的,正是这段饱染血泪的历史。

1968年比亚法拉战争期间,尼日利亚东南部的难民(AP-PHOTO/RJS/STF/KURT STRUMPF)

阿迪契出生于比亚法拉战争结束的七年之后,但她的两位祖父都死在内战难民营里。长久以来,伊博族人的身份对阿迪契意义重大,也正因此,比亚法拉的历史像一个梦魇长久地纠缠着她,“我竭尽所能搜集和阅读任何与比亚法拉相关的文字,我对关于它的一切东西都感兴趣。”阿迪契在高中时就写过一部关于比亚法拉的戏剧,在完成《紫木槿》后又写了一个关于比亚法拉的短篇小说。经过两次试手,她开始写《半轮黄日》。

她把发生在战争之前的1960年代的故事背景设置在尼日利亚东南部的大学城恩苏卡,那个她长大的地方、她父亲在大学里教书的地方;写到战争伊始,阿迪契去了她祖先居住的阿巴,并把书中的主人公也带到了那里——他们逃难至此,以为马上就能等到战争胜利,却不知战争已走向了更惨烈、更难以挽回的局面。写到《半轮黄日》中最为黑暗悲惨的内战部分时,她回到了自己位于美国巴尔的摩的书房里。

阿迪契几乎是哭着写完《半轮黄日》的。本以为写完之后会高兴起来,不料却陷入了更深的忧郁,她甚至开始怀疑写这个故事的意义。但她想到她父母活过了比亚法拉战争,她父母的朋友在比亚法拉结婚,她的哥哥出生在比亚法拉并靠着母亲乞来的牛奶挺过了营养不良,“纵然有那么多人间苦痛和可怕之事,但人还是守住了之所以为人的人性,人们依然可以相爱、生子。”她也想到,这段历史如今并不存在于尼日利亚的历史教科书之中,“对于我这一代的大多数尼日利亚人来说,这本小说就是历史。”

上:1967年,尼日利亚联邦部队挺进比亚法拉地区(AP-PHOTO/PAM/STR/T);下:1968年,比亚法拉志愿兵手持木棍训练(AP PHOTO/KURT STRUMPF)

就和《紫木槿》写尼日利亚政变但不将其作为前景一样,《半轮黄日》的历史书写也并不耽于对标志性事件的复述和展映,而着重于探讨这场战争对个体生命造成的冲击与创伤。如果说这前两部作品的视角更多立足于尼日利亚,那么在她之后的短篇小说集《绕颈之物》(The Thing Around Your Neck)和长篇《美国佬》中,她站在了尼日利亚和美国之间,在个体经验的层面关照着连结两端的战争、逃难、认同、交融。

阿迪契曾以“单一故事的危险”(The Danger of a Single Story)为主题做过一场TED演讲,在此次上海书展的演讲中,她再次提到了她的小说被批评缺少“真实的非洲感”的例子。因为她小说中的人物会开车,没挨饿,还受过教育,一位写作课教授由此认为她没写出真正的非洲。这位教授眼里的真实非洲,或许是V.S.奈保尔(V.S.Naipaul)所写的那个非洲。

阿迪契并不避讳她对奈保尔的不屑与批判,她不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直指奈保尔,甚至在小说中也没饶过他。在《美国佬》里,一个美国人告诉伊菲麦露,《大河湾》(A Bend in the River)使她真正了解了现代非洲的运作,那是她读过的关于非洲最坦诚的书。“伊菲麦露的头痛越来越厉害。她根本不认为那本小说是有关非洲的。”阿迪契不留情面地写道,“那写的是欧洲,或说对欧洲的渴望,一个在非洲出生的印度裔人破碎的自我写照,为没有出生在欧洲、成为他心目中因其创造力而高人一等的种族中的一员,感到如此受伤、如此卑微,以致把他臆想的个人的不足转变成对非洲厌烦的鄙视;通过蓄意向非洲人摆出傲慢的态度,他得以——即便只是一瞬间——变成欧洲人。”

“我们必须知道真相是什么,我们必须把谎言称作谎言。”在2018年法兰克福书展上,阿迪契在获颁品特奖(PEN Pinter Prize)时的演讲中说道。品特奖每年会颁发给一位杰出作家,嘉奖其在作品中展现了“生活和社会的真相”。在演讲中,她大胆地将政治与文学相连结,“我认为我们需要更多政治题材的故事,更多面对真实世界的故事。”在日益昏暗的后真相时代,在单一故事的危险不减反增的时代,阿迪契在呼唤文学的“用处”,呼唤一种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庸俗的、有扁化和矮化文学之嫌的文学观。

2018年10月,阿迪契获颁品特奖

按照英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的说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socialist realism)要求所有作家必须关注现实问题,又何尝不是另一种政治正确。阿迪契认真听完莱辛在《画地为牢》(Prisons We Choose to Live Inside)一书中的如上表述,而后回应道,“我觉得书写社会现实并不一定非要写激烈地反抗社会不公,一个写作者更应该认清他小说中的角色生活其中的社会与政治空间。当你写一个爱情故事,我想看到的不是海誓山盟宏大叙事,而是他们如何付房租、他们的薪水够不够养活孩子。现实主义必须意识到,社会和政治议题就在无数细节之中。”

女权

“我本人对女权主义者的定义是,无论男女,一个说出‘是的,性别问题在今天依旧一样存在,我们必须把那修正,我们必须做得更好’的人。”——《女性的权利》

细节正是一个人的立场。在写信回复朋友关于如何将自己的女儿养育成一个女权主义者的提问时,阿迪契给出的15条建议无一不与细节相关——关于女性的姓氏,关于“夫人”的称呼,关于家务的分工,关于不要追求讨人喜欢而要追求善良正直,关于不要说“我的钱是我的钱,他的钱也是我的钱”这类傻话而要清楚“施予”不是男性的责任,在一段健康的关系中,谁能付出谁就付出。

很难说阿迪契作为作家的名声与她作为女权主义者的名声哪个更响亮。毕竟她发表于2012年12月的TED演讲《我们都应该是女权主义者》(We Should All Be Feminist)在YouTube上至今已有近560万点击,2013年美国歌手碧昂丝(Beyoncé)在单曲《Flawless》中引用了她演讲的原声段落:“我们对女孩说,你可以有雄心壮志,但不要太远大;你应该立志成功,但不要太成功,否则你会对男人构成威胁。我们为什么教育女孩向往婚姻,却不教育男孩也同样向往。我们教育女孩视彼此为竞争对手,不是在工作或成就上,而是在吸引男人注意力上。我们教育女孩,她们在两性关系中不能表现得和男孩一样。”

《女性的权利》
[尼日利亚]奇玛曼达·恩戈兹·阿迪契 著  张芸 文敏 译
99读书人·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7-06

在尼日利亚,做一个名人挺好,但做一个女权主义者值得商榷。阿迪契说,在尼日利亚的报纸上,她被呈现的形象常常是一个极端主义者。有男性在高高兴兴与她合影之后关切地说,“你很棒,可你为什么非要谈女权呢?能不能不要再提了?”也有人问她,为什么要用“女权主义者”这个词,而不能换一种说法,比如主张人权。阿迪契说,因为那将具有欺骗性。“女权主义当然是广义上的人权的一部分——但选择使用‘人权’这个含糊的表述,等于否认性别问题的特殊性和具体性,那将用以佯装千百年来受到排斥的不是女人。而事实上,那个问题关系的不是全体人类,而是特定地关系到作为女性的人。”

阿迪契的女权观念不是从学院里来的。她在研究生期间修了一门名叫“女性与政治”的课程,那门课花了非常多时间探讨“是否存在女性这个性别”,让她深感疑惑。她也不太能搞懂第一波和第二波女权浪潮的含义,虽然“这些非常西方的概念常常被视作普世的”。

阿迪契曾在演讲中列举了关于女权主义者的刻板印象,“你憎恨男人,你憎恨胸罩,你憎恨非洲文化,你认为应该由女人主掌一切,你不化妆,你不剃毛,你总是愤怒,你没有一点幽默感,你不用除体味的芳香剂。”而她既喜欢政治和历史,也喜欢高跟鞋和口红。

在2016年的迪奥秋季秀场上,“我们都应该是女权主义者”这句话被印在迪奥的T恤衫上,阿迪契坐在秀场第一排,身边是歌手蕾哈娜(Rihanna)、名模戴安·克鲁格(Diane Kruger)等名流;她成为了Boots No7化妆品品牌的新代言人;她在2016年《名利场》(Vanity Fair)杂志评选的全球最佳着装女性中名列首位……

No7化妆品品牌代言形象

在迪奥事件之后,《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针对美、时尚与女权的主题采访了阿迪契。她被尖锐地问到对于美国歌手艾丽西亚·凯斯(Alicia Keys)发起的、希拉里·克林顿声援的不化妆运动(#nomakeup movement)的看法,以及是否希望通过化妆品代言和参加服装秀在时尚产业获得一席之地或者更多受众。她给出了从小就爱美、女性有化妆的自由也有不化妆的自由等回答,不过在采访的最后,当提到代言No7之后总有人发来带有她形象的广告照片时,她觉得自己可能是“被对化妆品的狂爱冲昏了头脑”,而隐隐感到了一种“暴露于责难之中的不适感”。

这种不适感其实也蔓延到了她最为钟爱的文学场域。阿迪契在接受界面文化采访时提到,女权偶像的标签在某种程度上让她的文学蒙受了“损失”。很多人带着特定的眼光读她的小说,这个标签“影响了人们对我的文学作品的评价方式,甚至影响了人们对我本人的评价方式”。阿迪契说,“很多人只与我探讨女权问题,而我有时候在想,我真的好希望聊聊文学啊。”

“但是,这是我的选择,做一个女权主义者并非有谁强加于我,我选择在一系列平台上表达女性主义的立场,是因为性别平等这件事情真的重要,非常非常重要。”阿迪契收起笑声,面色严肃地说,“我既然选择了这么做,就要承担相应的代价,其中就包括人们对我的文学成就的轻视或忽视,也包括我在尼日利亚受到的巨大敌意和种种批判。”

作为一位黑人女权主义偶像,当种族与性别的坐标系重叠,阿迪契感受到了自己在两个议题上被拉扯和争抢的状态。在她做关于女权的演讲时,台下的黑人男性怒气冲冲认为她应该在这种重要场合谈论种族议题;而当她在一些场合说起种族,现场一些白人女性会表示:“哈?这个话题那么重要吗?你为什么不说女权的事?”阿迪契再次爆发出洪亮的笑声。或许她将永远身处这种争夺之中,直到有朝一日种族问题和性别问题不再成为问题,直到有朝一日人不再需要为自己生来具备的肤色、头发和性别辩护。

【界面文化对话阿迪契】

界面文化:我一直在注意你的头发。在《美国佬》这部小说中,你用大量篇幅来写头发——是否要把非洲人卷曲、密实、缠结的头发拉直,成为了主人公伊菲麦露身份认同过程的一个标志。我很好奇,在你19岁第一次到美国时,你也处理了自己的头发吗?

阿迪契:到美国那会儿我的头发是自然的。但在那之前,尼日利亚的中学要求学生留短发,学生们几乎都像男孩子一样。在中学的最后一场考试之前,我妈妈带我去理发店第一次把头发拉直,我兴奋至极——虽然我的头皮被烫伤了,但我终于可以像白人一样甩头发了。

美国除了给了我一个作为黑人的新身份,还使得我学会质疑很多东西。如果我一直生活在尼日利亚,我可能根本不会意识到“自然头发”这回事。为什么我身上自然的东西在别人看来是糟糕的?不过话说回来,很实际的一点是,美国的理发店太贵了,于是到美国之后我试着自己弄头发,当然也把自己烫伤了很多次。后来我放弃折腾了,在自然头发变成酷的标志之前,我就让头发保持自然状态了。《美国佬》里伊菲麦露很多和头发相关的故事,都是我的亲身经历。

《美国佬》
[尼日利亚]奇玛曼达·恩戈兹·阿迪契 著  张芸 译
99读书人·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8-01

界面文化:我读到的第一本和种族议题有关的小说是刚刚逝世不久的托妮·莫里森的《宠儿》,相比之下,作为同样书写种族的作品,《美国佬》的写法更加现代,多了很多微妙、讽刺甚至是幽默的成分。同为黑人女性作家,托妮·莫里森是否影响了你?在你看来,你们探讨种族议题的方式有何不同?

阿迪契:我们的核心区别在于她是非裔美国人,而我不是。她有着(has)——啊我还是不敢相信她已经离开了,我很难过——有着(had)比我更长、更痛苦的关涉种族和奴隶制的历史。来到美国之后,我成为了一个黑人,我很高兴我是黑人,我的身份认同和政治认同都是黑人——但我并非一直是黑人。但托妮·莫里森在美国一出生便是黑人,从婴儿时代起就会因肤色而受到敌视。我从莫里森身上学到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她从不移开目光,她站在痛苦面前直视痛苦。给我印象最深的她的作品不是《宠儿》,而是《最蓝的眼睛》。几年前我读这本书的时候,中途不得不把书放下,我太难过了,书中那个女孩的命运太过悲惨令人不忍卒读。但事实就是,莫里森从来就不想让读者好过,因为她盯视的是一个巨大的痛苦。我觉得我作为写作者也不会移开目光,但因为我不是非裔美国人,我可以保持一个外来者的视角,所以我能够将《美国佬》写得幽默,人们也会在看这本书时发笑——但莫里森不能,她的种族故事是另一个故事。

界面文化:种族主题的文学作品对于一些中国读者而言可能被窄化为了黑人与白人之间的斗争,但其实从《美国佬》可以看出来,现代的种族议题不只关乎肤色,它也有性别、阶级甚至知识权力的维度。在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高涨的当下,对于种族的探讨是否会变得更为重要和普世?

阿迪契:这个问题很有趣。是,也不是。当以民族主义为代表的极端右翼在全球兴起,民族主义者不光试图驱赶那些异族人,受到威胁的其实是所有少数派、所有与他们不同的人。在这一层面上,我希望这类文学作品会有其意义。

界面文化:《美国佬》很让我触动的一点在于,书中描述的尼日利亚年轻人和中产群体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为数不少的中国年轻人及中产的缩影。在这一代人年轻人接受了西方现代教育甚至多年留学之后,他们也和伊菲麦露一样,漂浮在西方文化与本土传统之间的巨大裂隙之上无处落脚,成为精神上的“美国佬”;中产阶级开始以西方品位为导向,从生活品位到言谈举止都倾向于向西方看齐。常年往返于美国与尼日利亚之间,你会有这种裂隙感吗?

阿迪契:两种文化之间的鸿沟的确存在,但对我来说最大的问题不在于此,而在于人们太看重西方,甚至于开始鄙视自身。如今在尼日利亚,孩子们只讲英语,不再学习本地语言,因为家长认为那是浪费时间。说到这儿,很有趣的一件事是,如今富裕的尼日利亚家庭会让孩子去学中文普通话。我侄女就会说普通话,她在英国读一家很不错的高校,普通话在那里是首选外语,因为它代表着未来。她会讲英语、法语和中文,但不会说本族的伊博语。

我发现,在第三世界或者说发展中世界,再或者说非西方世界里有一种奇怪的联结,当有人站出来和西方对抗,其他成员就会面露钦佩—现在这个受到钦佩的角色就是中国。在中美产生摩擦时,尼日利亚人对中国似乎更有好感了……似乎是我们没法站出来跟西方角力,而中国向他展现了我们有多厉害。

界面文化:谈到在第三世界人们倾向于看重西方文化而轻视自身文化,我想到法国人类学家阿兰·乐比雄在《一神论的影子》中提到了“全球化就是美国化”的观点,他认为全球化正导致世界各地的文化样态由多元趋向单一,变得越来越像美国。根据你的跨文化观察,这个观点成立吗?

阿迪契:如果你说“全球化是西方化”,我想我会表示赞同,但我不同意把全球化窄化为美国化。因为我认为欧洲是回答“何为全球”这个问题的重要一部分。欧洲在某些方面向美国看齐,同时美国也在一些特定的方面向往欧洲——它们都是西方,它们就是全球化的标的,不好意思,全球化在这个意义上并不是全球之事,无论如何这一过程都被窄化了。

我有一个朋友曾和我讲,他迫不及待想要发财,这样就能做有钱人做的事了。当我问他那是些什么事时,他跟我列举了杂志上名流生活的内容——买一艘船出海,或者去瑞士滑雪,做做慈善。我当时就想,这或许就是全球化,世界各地的人们共享同一种富法,一种西方式的富法。所以我认为,全球化的确就是西方化,世界上那些欠发达区域没有为这一进程提供什么可供想象和抵达的模式或需求。

界面文化:你在《美国佬》中强调,很多人离开故土去美国或者欧洲谋生,并非一定是因为战乱或贫穷,他们只是想追求一种有尊严的、自由的生活。在特朗普治下的美国,这种对尊严和自由的追求对移民而言是否更难了?

阿迪契:难上加难。在特朗普时代,每一个人美式生活的构成已经发生了变化,对于移民而言更是如此。一切都更困难了,现在人们想拿一个旅行签证都面临着重重阻碍。而且几乎每天都有新的政策颁布,我记得两天前的一个说法是,如果你是非法移民,你将无法申请任何美国社会公共服务。

特朗普出台了一系列限制移民及难民的措施

我们不是绝望的难民,我们来美国只是想获得更好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就更难了。特朗普上任后,美国不再是那个你可以在这里找到你的“部落”、找到你的空间的美国了。这是我之前最喜欢美国的一点,这里有各种各样的人和事,你总可以找到你的生活空间和你所属的群落。现在全都不一样了。

界面文化:你会更为你的同胞担心吗?

阿迪契:这种担心其实一直都在,在特朗普上台之前我就已经陷入了忧虑。在特维范·马丁案发生后,我连着好几个星期因担心我的侄子而夜不能寐。当我看到马丁被枪杀的视频,我吓坏了——他们年龄相仿,长得也很像,还都喜欢穿年轻人那种连帽运动衫。我侄子当时住在康涅狄格州一个很“白”的地区,我常常打电话求他晚上不要外出,家人也总是对他说,如果开车被警察拦下,一定要乖乖举起手来不要乱动。

我侄子曾和我说过一件很令人伤心的事。有一次他开车载爸妈去吃晚饭,在餐厅的停车场,一个白人女子和朋友的车打不着火了,他妈妈让他下车去帮帮她们,他说,“不,我当然不能去啊,我可是一个美国的黑人男性。如果我上前去,她们会吓坏的,会以为我图谋不轨甚至报警。”听了他的讲述我非常难过,天啊,这就是他能过的生活、他在想的事情吗?他小心翼翼地生活,每天注意自己不要提高音量说话、不要表现出愤怒的情绪,他甚至不敢在电梯关门前跑几步冲上前,因为人们会被他的行为吓到。作为一位黑人女性我感受不到这一部分规训,但这是我年轻的侄子要面对的真实的日常生活。

界面文化:在这里其实种族问题与性别问题产生了交叉。一方面无论是种族歧视还是性别歧视,都是“生而有罪”的典型;另一方面,同一种族不同性别面对的是不同的规训和束缚。

阿迪契:是的,这一点太有意思了。我有时和黑人男性聊到性别平等,他们不愿意听,可是我和性别议题的关系与你和种族议题的关系,难道不是一回事吗?你认为白人忽视你谈论种族议题是歧视,可你忽视女性谈性别议题难道不是歧视?人性太有意思了。

界面文化:所以,黑人女性站在两种歧视的交叉点上,处境更糟。

阿迪契:没错,这个特殊的位置很有趣,因为我时常感受到一种忠诚度的竞争。我之前去其他地方做女性主义主题的演讲,台下一些黑人男性怒气冲冲,因为他们认为我应该在这种场合聊种族话题才对。而当我在一些场合谈起种族,现场一些白人女性又会表示:“哈?这个话题那么重要吗?你为什么不说女权的事儿?”哈哈哈。

界面文化:女权主义者的标签如何影响了你?它是否使得很多受这个标签吸引的读者忽视了你真正的文学成就?

阿迪契:这个标签肯定让我损失了一些男性读者,但我想我也吸引到了新的读者。但不得不说,当我被定义为一个“女权主义者”,很多人在读我的小说作品时会带着特定的眼光来读,这是我不喜欢做一个女权偶像的原因。

我最爱的是文学,是写故事,写作令我幸福,它甚至是我来到这个世界的唯一理由。我有时候会觉得当一个女权偶像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我的文学之路,影响了人们对我的文学作品的评价方式,甚至影响了人们对我本人的评价方式。很多人只与我探讨女权问题,而我有时候在想,我真的好希望聊聊文学啊。

但是,这是我的选择,做一个女权主义者并非有谁强加于我,我选择在一系列平台上表达女性主义的立场,是因为性别平等这件事情真的重要,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既然选择了这么做,就要承担相应的代价,其中就包括人们对我的文学成就的轻视或忽视,也包括我在尼日利亚受到的巨大敌意和种种批判。

界面文化:相比于第三部长篇《美国佬》,你的前两部长篇小说《紫木槿》和《半轮黄日》其实都选择以尼日利亚的动荡历史作为大背景,比如《紫木槿》里的军事政变和《半轮黄日》中的尼日利亚和比亚法拉之间的内战。在上海书展期间,法国女作家白兰达·卡诺纳(Belinda Cannone)在一场对谈中提到,女性作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的原因之一在于她们往往不够勇敢,不敢挑战那些惯常以男性书写为主的领域和主题,比如战争。

阿迪契:女性当然应该书写战争,但我们也要问:是谁做出了战争的决策?是谁亲身参与了战斗?女性又有多少知晓战争故事的途径?在这些方面,女性受到的局限显然更大。我们不能说社会已经给女性空间去做一件事了而女性不去做,这就是她自己的错,我从来不愿做出这种批判。

我冥冥中觉得,是我的两位祖父保佑我写成《半轮黄日》的。在那之前,比亚法拉的历史像一个梦魇笼罩着我,我竭尽所能搜集和阅读任何与比亚法拉相关的文字,我对关于它的一切东西都感兴趣。写《半轮黄日》是我这辈子做过的最情绪化的事情,我几乎是哭着写完的。我以为自己写完这本书就会很开心,但当我最终搁笔,我沉入了更深的忧郁之中,我甚至不知该如何自处。我写完了自己的故事,但当我看着照片里饥民的饿殍和难民的挣扎,这个故事又有什么意义呢……但我还是要写,至少我写出了困境中人性的执着。我最年长的哥哥出生在比亚法拉,我父母的朋友在比亚法拉结婚,所以我也会想,纵然有那么多人间苦痛和可怕之事,但人还是守住了之所以为人的人性,人们依然可以相爱、生子。我也知道,对于我这一代的大多数尼日利亚人来说,这本小说就是历史,因为学校的历史书上并没有这一段岁月。

《半轮黄日》同名电影剧照

界面文化:非洲书写长久以来都是一个热门。诺奖得主、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写过《非洲人》,提到非洲生活在某种程度上有一种英格兰后院的感觉,V.S.奈保尔也在多部作品中写了非洲。我知道你不是很喜欢奈保尔……

阿迪契:我的确看不上奈保尔,我觉得他之所以获得那些赞扬不是因为他技艺精湛,而是因为他写亚洲或非洲的方式与亚洲非洲本土作家不同。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因为他用西方那种充满优越感的视角来写非洲、写印度才得了那些奖,因为他说出了“真相”,而那些真正来自南亚和非洲的写作者反而在说谎。

界面文化:提到奈保尔打引号的真相,我也想聊一聊不打引号的真相。2018年我们在法兰克福书展期间报道了你在获颁品特奖时所作的演讲,你谈到了作家对真相负有责任,你提到“我们必须知道真相是什么,我们必须把谎言称作谎言”。在这个所谓“后真相时代”,这个责任对于作家来说更难了吗?

阿迪契:的确,而且社交媒体使之难上加难了。在我的写作工作坊里,有年轻的写作者常常担心社交网络上人们如何评价他想写的东西。这已经导致了一种自我审查,他们本来打算写一个什么事情,却怕社交媒体会批评他写这个事情。在社交网络上,人们在某种程度上依靠大众认同参与社交生活,正是这一点导致了自我审查,也让说出真相更加困难了——写作者担心如果自己写出了真相,人们不喜欢我了怎么办?但似乎没什么办法把这些年轻作者从这种自我审查中拉出来,我为此感到忧心。

界面文化:你在尼日利亚建图书馆也是为了在某种程度上与社交网络对抗吗?

阿迪契:完全正确!是的!社交网络对年轻人来说真是太糟糕了,它或许也有些好处吧,但现在的确没什么人看书了。

界面文化:怎么办?你有什么办法教育你的孩子正确看待社交网络呢?

阿迪契:虽然我的孩子还不到四岁,但我对此已经非常惶恐了。她长大了会怎样呢?我肯定不会禁止她使用社交网络,家长越禁止,孩子对社交网络就越沉迷。另一方面,要保持阅读——你可以玩推特,但你也要看书,比如一周看三本,和我一样。

界面文化:回到真相的问题上,你在演讲中强调了作家要去关注社会不公,用文学反映社会问题。我记得英国作家、诺奖得主多丽丝·莱辛在《画地为牢》一书中也写道了自己对东欧共产主义的反思,她提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要求作家为社会发声,这不过是另一种政治正确,一首意识流的诗就没意义了吗?你怎么看?

阿迪契:没有作家必须要做这件事,一些人选择不这么做也无妨,还有一些人根本不应该写他的“真相”。(笑)但我自己选择关注社会议题与政治。我觉得书写社会现实并不一定非要写激烈地反抗社会不公,一个写作者更应该认清他小说中的角色生活其中的社会与政治空间。我在工作坊里对学生说,当你写一个爱情故事,我想看到的不是海誓山盟宏大叙事,而是他们如何付房租、他们的薪水够不够养活孩子。现实主义必须意识到,社会和政治议题就在无数细节之中。

界面文化:在访谈的最后我还想问问那件迪奥T恤的事儿。你在2016年受邀参加了迪奥时装秀,你的演讲题目《我们都应该做女权主义者》被印在了迪奥的T恤上,很多明星穿着这件衣服出街。你觉得这是女性主义被挪用作市场营销策略的一个体现吗?

阿迪契:我觉得迪奥不缺这一件T恤的钱,它卖得可都是贵得离谱的服装!我之所以和迪奥合作这件女权T恤,是因为我很喜欢那位创意总监Maria Grazia Chiuri。迪奥一直以来是比较传统的,既没有女权倾向,也不卖T恤衫,可见这位总监的大胆和前卫,她也是迪奥历史上第一位女性创意总监。我现在会看到一些年轻人在大街上穿着同款T恤,eBay上10美元一件,棒极了。

“我们都应该做女权主义者”迪奥T恤

界面文化:中国的电商平台上也有山寨版在售,我也买过一件。

阿迪契:啊太酷了吧!我觉得这件事很有意义的一点在于,年轻人可以知道,女权主义者就在我们中间,是和我们一样的人,女权主义者不是年迈色衰的气呼呼的老处女,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女权主义者和我们一样,我们都应该做女权主义者。

界面文化:虽然街头有穿着这些T恤的女青年,我们身边也有各种各样的女权主义者,但学院派女权主义者其实一直以来都是最主流的声音,虽然她们或许无法代表复杂的女性群体利益。你在《亲爱的安吉维拉》中也提到,有时女权主义者太喜欢使用术语,而“专业术语可能太直白,专业术语也可能太隐晦,这两者都令人厌恶”。

阿迪契:我只会讲故事,对各种理论都不在行,说实话我经常听不太明白那些学院派女权主义者在说些什么。我记得我在读研究生时修过一门名叫“女性与政治”的课程,那门课花了非常多时间探讨“是否存在女性这个性别”,我都不知道大家在干什么。我也没搞明白第一波女权浪潮和第二波女权浪潮是什么,不过这些非常西方的概念常常被视作普世的,虽然它们与别人的历史并不相符。

严肃点儿说,我认为学院派女权主义的意义在于为我们提供一种探讨问题的话语,但它无法涵盖所有女性生活的复杂性,而且脱离了最普遍的日常。与之相对,我最关注的恰恰是女性的生命细节——她经历了什么?那对她而言意味着什么?我们错过了什么微妙的环节?战争如何影响了女性?法律规定的同工同酬对她而言实现了吗?……

《亲爱的安吉维拉》
[尼日利亚]奇玛曼达·恩戈兹·阿迪契 著 陶立夏 译
99读书人·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9-06 

界面文化:最近在写什么?

阿迪契:绝对保密!

来源:界面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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