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塌方式腐败”的山西官场正在加速重建。进入5月以来，山西省委组织部密集公布官员任前公示，少则十余人，多则三十余人。日前，继空缺1年多的运城市委书记一职近日获得补缺后，空缺10月之久的大同市委书记一职由北京官员跨省补缺。
据《大同日报》8月5日消息，山西省委决定：张吉福任中共大同市委委员、常委、书记。张吉福此前担任北京平谷区委书记一职。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认为，山西塌方式腐败后，官员由中央“空降”或外省调任至山西将成为一种必然趋势，原因之一是，山西省管干部缺员数量庞大。
2014年是山西历史上极不寻常的一年，“系统性、塌方式”的严重腐败震惊全国。在13人组成的山西省委常委领导班子中，有5位被调查，此外被调查的还有两位省级官员。全年处分市厅级官员45人、县处级官员545人，累计处分违纪党员干部15450人。
2015年全国两会期间，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曾在山西团开放日中表示，受反腐影响，山西省管干部空缺近300名。空缺的岗位中有3位市委书记，16位县委书记，13位县长。
山西省管干部的空缺数实际上已经超过了300名。据南方周末报道，山西省委组织部所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4月17日，山西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免职或正常到龄退休所致的空缺的实职省管干部为311名。
两会期间，王儒林把山西的腐败特点，归结为“量大面广、集体塌方、形势严峻复杂”，更称山西官场集体塌方“不是个案孤立的，是一坨一坨的。一查就是一帮，一动它就塌方”。
界面记者发现，因涉贪腐落马的山西副省级以上高官，补缺者绝大部分来自中央“空降”或外省调任。
2014年，除了从吉林省调任山西任省委书记的王儒林外，还有7名晋外官员奉调入晋，担任山西省委常委。他们分别是：湖北省委组织部原部长楼阳生，任职山西省委副书记；中纪委常委、监察部原副部长黄晓薇，任省纪委书记；重庆市委原秘书长吴政隆，任太原市委书记；山东省原副省长孙绍骋，任省委统战部部长；科技部原副部长王伟中，任省委秘书长；国家安监总局原副局长付建华，任山西省副省长；湖南省原副省长盛茂林，任省委组织部长。
今年7月初，陕西凤翔、永寿两县县委书记“空降”山西，出任山西泽州、怀仁两地县委书记。这也是山西官场重建中首次从外省调入县委书记。
7月末，河南济源市委书记王宇燕跨省接任山西运城市委书记。
“山西官场腐败暴露出官商勾结现象比较普遍和严重，从以往经验看，山西官员上任几个月、半年就腐败的案例很多，这说明腐败链条还在。这种情况下，空降、跨省调任，是改善山西的官场生态，补充新鲜血液的趋势和要求。”竹立家说。
竹立家介绍，中央在黑龙江省政协主席韩桂芝腐败窝案后，就采取了异地空降的方式，希望解决其造成的不良影响。竹立家所说的空降者是王巨禄。被称为“黑龙江省第一女巨贪”的韩桂芝落马后，十届全国政协常务副秘书长、机关党组副书记，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委员王巨禄于2005年1月空降到黑龙江，担任省政协主席。
竹立家认为，相比黑龙江韩桂芝腐败窝案，山西官场的重建更具有难度。他说：“韩桂芝腐败窝案虽然性质比较恶劣，但是主要问题是买官卖官，比较简单。相比之下，山西的情况更为复杂，规模更为庞大，且不仅仅是买官卖官，主要还存在官商勾结，从而导致大量国土资源流失，造成官场生态破坏，也造成山西经济的滞后。”
经济滞后还并非关键，关键的是经济的严重扭曲。山西乃中国煤炭资源大省，但丰富的煤炭资源却严重扭曲了山西省官商之间的关系，过去十几年中，山西官商勾结现象比以前任何时候都紧密得令人吃惊，这也令最近十多年来山西官场腐败丛生，各地官员们忙于权力寻租。
此前媒体评论也称，山西部分官员与当地煤老板、地产商互相勾结、狼狈为奸早已形成了一个颇为庞大的灰色政商关系圈，陷入了黑金政治的泥淖之中。
“所以必须有外面的人进去，打破原来的利益链、社会风貌，重建官场生态。”竹立家说。
山西跨省补缺的原因还在于预防本地官员之间容易形成合谋、滋生腐败等现象的发生。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经济学院教授聂辉华分析说，在现有的官场体制下，市委书记大多是从市长提拔。所以就会出现什么后果呢？市委书记不干净，市长也就很难干净。因为他们长时间共事，经常是同一个利益集团。市委书记出事了，市长被提拔成市委书记，那再出事就太正常了。
目前，在选用县委书记上，山西省正试图打破这种“官场体制”。山西省在选用县委书记方面做出了新规定，即要把县长作为县委书记的重要来源，也要防止形成当了县长就自然会接任县委书记的惯例。要注意从县人大、政协正职中选拔，可以从具有乡镇党政正职经历的特别优秀的县党政班子成员中选拔，还可以从省市机关、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省管企业及中央驻晋单位符合条件的干部中选拔，解决县委书记来源渠道单一、成长路径趋同问题。
显然，空降或跨省补缺是解决一把手来源渠道单一、成长路径趋同问题的重要途径。但聂辉华认为，空降或跨省补缺仅在一定程度上能缓解山西腐败窝案留下的影响，他此前做过研究，省级干部任期的长度大概是3年，县市一级大概是2.8年。
“这导致的结果就是，官员第一年什么也没管，第二年拼命做大政绩，经济学界已经有研究表明，一般的一把手，第三年和第四年是最容易搞机会主义的，比如说，扩大财政支出，多借钱，多进行投资，就是为了在第四年升迁走人。这必然导致了政治经济周期，就是官员在第四年的时候，财政负债支出大量增加。”聂辉华说。
“短期机会主义也是一种隐性腐败。比如，一个官员不贪，但他来了以后大搞面子工程，大拆大建，浪费大量的民脂民膏，这难道不比贪污还严重吗？”聂辉华说。
实际上，此次山西官场重建，除了“外援”和“空降”等方式，也有一些原在山西任职的干部获得“补位”机会。例如，山西省交通厅原厅长段建国被调查后，朔州市委副书记、市长李正印补缺该职；吕梁原市长丁雪峰被查后，时任长治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董岩补缺该职，并在7月中旬转任山西省工商局党组书记、局长，吕梁市长一职如今再次空缺。
值得注意的是，获得“补位”机会的本地官员中还包括一些年龄较大、“安分守己”的官员。杨吉平在山西省交通厅综合运输管理处处长岗位上干了15年，已做好退休准备，在这次山西官场重建中，已经56岁的他被提拔为山西省道路运输管理局局长。与他类似的，还有在处长岗位上干了15年没动的原山西省交通运输厅政策法规处处长曹居月，今年3月被任命为山西省交通运输执法局局长。
据南方周末4月30日报道，山西省交通厅厅长李正印在谈及杨、曹二人为何能力强却15年没有提拔时解释称，处级岗位多、厅级岗位少，一些优秀的处长升不上去。另外，这两个人比较本分。
“山西官场生态恶化，拍马、裙带关系、任人唯亲、官商勾结的现象使真正有能力、正直、敢说话的人得不到晋升。”竹立家说，此次官场重建对于这批人来说是一个重要机会，“希望山西官场地震会震出一批好官员。”
此次山西官场重建，还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如何控制“带病提拔”和“提拔后生病”。今年3月23日上午，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在山西省领导干部任前集体谈话时就指出，既要防止带病提拔，又要防止提拔后生病。王儒林叮嘱新任领导干部，要政治坚定、公正廉洁、崇尚实干；要勇于担当，破解为官不为、懒政怠政等问题；要依法用权，带头接受各方面的监督。当然，纪检、组织部门还要负起监督管理责任，管到实处、严到份上。
“公共权力运行公开透明，才能使官员把心思放在发展上，而不是个人利益上。”竹立家指出，腐败官员往往存在暗箱操作、独断专行等现象，提高公共权力的公开透明，由各地纪委、人大代表、群众进行监督，就会大幅减少腐败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