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性》出版70年：波伏娃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个女性主义者吗？

西蒙娜·德·波伏娃是女性主义者的偶像。她不光写了女性主义的书，还完成了女性运动的圣经——《第二性》。她是一位专注的知识分子，将哲学和文学的生产力与现实世界的政治行动结合起来，从而带来了持久的立法变革。她的生活激励了一代又一代追求独立的女性，这主要归功于她与哲学家让-保罗·萨特的非传统关系，且这种关系似乎并不是以自由或职业成功为代价的。

但自1986年波伏娃去世后的几十年里，几份波伏娃的信件、日记和手稿让那些自以为了解她的读者们感到震惊。她写给美国情人纳尔逊·阿尔格伦的信展示了她对另一个男人的强烈感情。写给萨特的信不仅表明她有女同性恋关系，而且情人是她年轻的学生们。毫无疑问，她在自传中讲述的故事不仅掩盖了她在事业上取得的巨大成功，还掩盖了她严重的道德缺陷。那么，在《第二性》出版70年后，我们该如何理解其作者呢？考虑到她没告诉我们的事，她还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个女性主义者吗？

想要个简短的答案？这取决于你心目中对女性主义者的定义和你对波伏娃的印象（答案很长，需要写一本书）。但现在很清楚的是，波伏娃最可疑的时刻对改变她的信念发挥了重要作用。她谴责自己的行为，放弃了支撑她和萨特那招致骂名的行为的哲学。在她的职业生涯中，她扮演了几种不同类型的女性主义者。波伏娃生活中的一些部分不那么像性解放，反而更像性别歧视的案例研究——但也有一些案例是她决定为之大声疾呼的，即使那意味着要指责自己。生活提出了一个她必须面对的问题：我们是我们所有行为的总和，还是我们最坏行为的总和？

评价一个生活被高度政治化的20世纪哲学家的女性主义或“最坏行为”并非易事。在20世纪和21世纪，各种女性主义者纷纷涌现出来，他们常常相互矛盾，并频繁地引用强有力的进步叙事来说明前几代人（甚至当代反对者）的努力是多么不足。这些进步叙事的内容因政治和历史背景的不同而有很大差异：例如，英国在2018年庆祝了妇女选举权一百周年（当时超过30岁的已婚女性可以投票），但法国妇女在25年后的1944年才获得选举权。因此，在研究1949年法国“第二性”的接受情况时，人们吃惊地发现它——以及整个女性主义——被大声斥为过时的现象。

随着吃惊逐渐转变为怀疑，人们的评论中开始反复出现一种模式，即批评波伏娃关于“女性主义仍然重要”的思考，因为她在小说中写女性主人公，花了太多篇幅讨论女性的观点。“那男人呢？”评论家们问道。他们最喜欢的是波伏娃，她告诉他们和萨特在一起是什么样子，她点燃了自由恋爱的想象之火。

尽管几十年来哲学家和法国文学学者都承认波伏娃在智识上的重要性和独立性，但她对她一生的描述往往过多地集中在成年初期与萨特达成的传奇性“约定”上。1929年的一天，在卢浮宫附近，他们决定他们的关系将是开放的、不抛弃他人的：他们对彼此来说“必不可少”，但他们会把“偶然”的情人留在身侧。在1929年，这是个奇怪的安排，这也将是持续吸引读者的一点。

在遇见萨特前后，人们对波伏娃的哲学内容关注较少。正是这些新发布的日记和信件提供了新的维度，让重新思考她的生活和遗产变得特别有趣。无论她是否玷污了她的形象，她都曾宣称女性的生命不应该沦为色情情节——尽管她的生活一直处于色情情节当中。她对女性主义的看法多次让人们愤怒——如果她已经过时了，那又有什么可愤怒的呢？

在种种迷思的背后，波伏娃是一位哲学家，她希望女性能够“自由选择自己”。人类是“他们行动的总和”，她相信，如果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有注定的命运，一个独特的存在理由来证明我们的存在，那将是令人欣慰的——但这也是错误的。对波伏娃来说，每个人都是一个没有蓝图的、正在成为的人。她在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发展这种观点，后来她遇见了萨特，并在20世纪40年代开始发表她与萨特的哲学分歧。但那时他们都已在法国成名，她的想法常常被归功于他（在法国之外，波伏娃的重要文本没有译本）。

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初否决了她与女性存在关系之后，波伏娃发展了她的道德观，这些伦理也将为《第二性》奠定哲学基础。在这方面，她声称，渴望感觉到一个人的“正当”存在对女性的影响与对男性的影响不同，因为人们期望女性通过爱他人来证明她们的存在是正当的。她认为，要用其他方式成为一个女人很困难，因为历史、文学、精神分析和生物学给女性呈现出无法调和的女性迷思，而不是鼓励她们成为自由、会犯错的完整人类。

1949年，波伏娃的批评者给她贴上了反女性、反母性、反婚姻的标签。尽管她认为经济工作帮助了妇女，但她也认为工作本身不能使妇女自由，婚姻和母性也不是毫无价值。《第二性》的目标是帮助女性培养对自己世界观的信心——承认自己自由的价值——她后来称之为“自我和谐”。波伏娃认为，因为女人不能满足女性迷思，她们常常觉得自己是失败者。她们不是问自己自己想要什么，而是指责自己为什么不是别人想要的。

波伏娃的小说经常因女性角色没有实现她的女性主义理想而受到批评。但是，在编写了令人窒息的女性刻板印象之后，波伏娃不想用压迫性的迷思肖像装饰新画廊。她不想写“坚强的女人”，这些“坚强的女人”强化了女性的分裂和不足感。在一个女性生命中的可能性以与今天不同的方式遭到压抑的时代，她希望她的读者能够梦想、失败、再梦想，她总是知道失败不会让她们本身成为失败的存在。

无论如何，波伏娃的女性主义都不是胜利主义，当她转向书写自己的故事时，她的文学策略是危险的。在4卷本的自传中，她隐瞒了她未能活到自己设定的标准的次数——当她超越自己的梦想时，她还是有所隐瞒。她从未打算成为写下女性主义圣经的女人，而她之前的生活包含着几件她希望本来可以有其他选择的事情。但作为一个生成过程中的人，你不能撤消过去，你只能在展望未来时重新协调它的意义。

当波伏娃书写她的生活时，她承认有一些“不可避免的慎重”阻止她讲出所有的故事。她毫不掩饰她的生活被她的疏漏扭曲了——但这也是为什么再次阅读这些疏漏是如此有趣。“扭曲”（distortion）这个词来自拉丁语“折磨”（torquere）——去强扭和蹂躏。作为一个人，波伏娃不得不与她扭曲的公众形象共处了几十年，有时其后果是扭曲和痛苦的。但是，不管你是否喜欢你的女性胜利主义或你的透明自传，波伏娃在女性主义的历史上留下了一个用以质问而无法忽视的章节——因为她的所做所想，也因为她经常让人们从她的思想上分心的种种方式。

（翻译：冷君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