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暗时刻”的丘吉尔和欧洲：电影之外更接近真实的历史

记者 | 林子人

编辑 | 朱洁树

1940年5月，66岁的温斯顿·丘吉尔终于圆了首相梦，可迎接他的不是喝彩，而是一场生死危机。时值纳粹德国横扫欧洲大陆，法国即将投降，英国远征军危在旦夕，英伦三岛看似也面临着一个被德国铁蹄踏平的惨淡未来。希特勒似乎马上就要实现称霸全欧洲的野心。

丘吉尔相位未稳，战时内阁矛盾重重，以前首相张伯伦和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为首的媾和派从未放弃说服新首相向纳粹举起白旗。他本人似乎也有所动摇，陷入忧虑和自我怀疑——究竟是应该不计后果地主张和平，还是不惜代价地赢得胜利？

由乔·莱特（Joe Wright）执导、安东尼·麦卡滕（Anthony McCarten）编剧的传记片《至暗时刻》（Darkest Hour）描述了丘吉尔登上相位最初29天里的情形。该片全球票房突破1.5亿美元，得到评论界的普遍好评，饰演丘吉尔的英国演员加里·奥德曼（Gary Oldman）凭借在该部影片中的精湛演技获得了第90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男主角奖。

在为电影编撰剧本之余，麦卡滕还撰写了同名历史传记，从历史、心理、语言等角度全方位展现了丘吉尔的人生经历如何推动他成为力挽狂澜的一国首脑，如何运用出众的演讲能力在三次精彩言说中化解反对力量，凝聚起英国人的斗志：

“德国闪电战令人色变，欧洲民主国家因之急速接连倒于纳粹铁蹄与炮火之下。英国新任首相直面恐怖，手握椽笔，着打字员兼秘书之扈从于右，忖度当国家或须臾将遭强敌恶敌之侵，什么话语能振奋国人以进行英勇抵抗？

本书以及《至暗时刻》的电影剧本正是基于上述所问和这样的痴迷，旨在探寻一个处在千钧一发之际的男人的行事风格、领袖品质、所思所想、精神心态。他是这样的男人：有诗人的心，心底有一执着信念，即言语举足轻重，言语作用非凡，言语甚至可以改变世界。”

《至暗时刻》中文版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引进。8月17日，译文社邀请上海图书馆信息咨询与研究中心情报部副主任沙青青和影评人、书评人本来老六在言几又上海新天地店以“二十九天改变历史——戏里戏外的‘至暗时刻’”为题展开对谈，聊聊1940年前后英国采取绥靖政策的社会基础，以及书中和电影里没有展现的丘吉尔。

没有人认为二战会爆发，法国的消极应战是可以理解的

“《至暗时刻》描述的是一个非常小的历史。有意思的是，它始终尝试回溯那个时间点上的丘吉尔。无论是书还是电影，尝试还原的是当时丘吉尔的挣扎和踌躇。我们后世的人都知道历史会如何发展，我们现在知道一些抉择的对错，但对当时的人来说，要做判断其实是很难的，而且处在历史大变动的关口往往自己是意识不到的。”沙青青说。

沙青青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历史上少有的“正邪分明”的战争，“德国、日本等轴心国搞犹太人大屠杀，各种各样的坏事做绝。”但回顾人类战争史，这样的例子非常罕见。至少对于二战前夕的欧洲人来说，刚结束不久的一战就是一场“死了很多人但没有任何意义”的战争。

“一战没有解决任何问题，而且那场战争对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刺激非常大，”沙青青说，“当时为什么法国人很快投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不想再打一场没有意义的战争，当时的人未必会意识到即将到来的战争究竟意味着什么。更何况包括法国政客和英国政客在内的很多欧洲人也觉得一战后德国被压榨得太厉害了——凡尔赛体系不公平，他们隐隐有一种政治上的负罪感，觉得德国人的报复或许是有道理的。”

一战结束后，战胜的协约国和战败的同盟国经过7个月的谈判，于1919年6月28日在巴黎凡尔赛宫签署条约。《凡尔赛条约》中最具争议性的第231条款迫使德国承担发动战争的全部责任，被限制发展军事实力，还要割让领土，并负担高达1320亿马克的赔款（而后减至314亿马克）。

本来老六指出，一战中英法两国的伤亡都很惨重，在经济和情感上都遭受了极大的创伤，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英法两国采取绥靖政策，以及法国在面对德军时未经多少抵抗就宣布投降。“虽然马奇诺防线表面上固若金汤，但基本上没有经过什么惨烈的战役，法国人就投降了，主要是因为一战时法国的有生力量毁灭得很厉害，他们觉得二战不能再来一次了。英国人也是这么想的。在战争来临前大家总有和平的幻想。”

本来老六认为，当下的我们无法理解也无法想象当时身处抉择关口的英国人的心理：“最困难的不是抗战会如何辛苦，是不知道它会持续多久，甚至也许就是永夜将至。主和和主战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泾渭分明——主和全是奸细，主战全是英雄。张伯伦这样做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当时人们的普遍感觉是希特勒不会做出特别过分的事情。”

“丘吉尔坐上首相位置的时候也并不是众望所归。他在民间和政坛口碑不是很好，曾有过惨痛的失败经验。但张伯伦承认，他对希特勒的判断是正确的。所有人都渴望和希特勒媾和，牺牲欧洲的利益。他们总觉得可以保住英国，只有丘吉尔觉得这是做不到的。他特别强调，‘如果我们没有军队，根本没有议和的资格。’”

中国人眼中的丘吉尔：“纳粹党人最畏惧的就是他”

电影固然展现了一个“伟人”光环下有血有肉有真性情的丘吉尔，不过沙青青认为电影中展现的丘吉尔也未必是真实历史中的那个人，“电影里拍了很多他对牺牲军人的犹豫和挣扎，我开玩笑说丘吉尔本人未必会有这种挣扎。”为了帮助英军在敦刻尔克撤退，丘吉尔于1940年5月26日傍晚下令执行“发电机计划”，大量小型民船驶向法国海岸，与此同时他正式致电驻守加来的陆军准将尼克尔森，命令他的部队不得撤离，须“苦战至最后一刻”。

在沙青青看来，丘吉尔独特的个人经历决定了他有着与传统政客不同的抉择和考虑事物的方式。丘吉尔曾以优异成绩在桑德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毕业，有着强烈的从军意愿。1899年，第二次英布战争爆发，他作为随军记者前往南非，报道前线战事，不慎被布尔人俘虏，又冒险成功逃出比勒陀利亚战俘营，单枪匹马地完成300英里的胜利大逃亡。这一经历令他在英国声名大噪，1900年7月回到英国后，丘吉尔再次进入军政界。

“按照我们现在的标准，他是一个网红式的政治家，哪里有大新闻就会去哪里。”1911年，时任内务大臣的丘吉尔曾亲自和警察上街去抓捕射杀三名警察后逃窜的一伙俄罗斯抢劫犯。“当时很多英国传统政客对他非常不屑，觉得这个人是一个哗众取宠的小丑。”

丘吉尔有一段特定的人生经历让沙青青认为他在作出牺牲加来驻军的决定时不会心慈手软，犹疑不决。1914年，奥斯曼帝国与德国结成反俄罗斯同盟，该盟约将奥斯曼帝国推向英国的对立面。时任海军大臣的丘吉尔提出陆海军协同作战，强行穿越达达尼尔海峡，登陆加利波利半岛，从而逼退土耳其政府，打开经黑海抵达同盟国俄罗斯的通道。然而他的作战计划遭受惨败，本人也遭到弹劾罢黜。此后丘吉尔前往法国加入第四轻骑兵团，亲自带兵打仗，在堑壕里度过了三个半月。

“这种行为证明了他的一种心态，‘我可以命令你们去死，但是我也不是一个躲在后方的政客，我也可以上前线。’所以我个人觉得他通过这种方式获得了道德上的平衡感。丘吉尔是个比较复杂的人。”与此同时，丘吉尔也是英国政坛几乎唯一一位从一战前就对德国充满戒备，时时号召警惕德国军事威胁的政客。从这个角度来说，丘吉尔早已做好了与纳粹德国决一死战的心理准备。“电影更多放大了他作为关键领袖，在关键时刻的犹豫和动摇，但真实的丘吉尔可能不是这样的。我认为他可能是一个更坚定的人，而且我不觉得他做出政治牺牲会有道德负担。”

“丘吉尔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物？”这位66岁临危受命的政坛老将在登上相位时，全世界都在问这个问题。沙青青向现场观众展示了1940年5月前后华人刊物《世界画报》以此为题刊登的一篇评论文章。文中写道，“丘吉尔肥胖的身躯，有着文艺复兴时的品质”，是一名“大海军主义者”，“纳粹党人最畏惧的就是他”——可见当时他对纳粹的憎恶已是世人皆知。文中还写道，“张伯伦内阁由于缺乏弹性，实不足以应付非常事变，而今由丘吉尔出任首相，罗织反对党各派领袖，组织真正举国一致内阁，今后应付战争，必得迅速灵敏，盖可断言。”

历史证明，他的确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