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味儿”的可怖或可爱:搭地铁的人到底是什么味?

2019年08月14日 11:30 A
那些以为自己永远告别了地铁和地铁味儿的人或许没有意识到,“几乎生活的一切都越来越紧密地交集,以至于没有任何隔绝的方式,能够壁垒分明地切割个人和群体。”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人身上的地铁味儿最近得到了一再的指认和强调,先是在韩国导演奉俊昊的电影《寄生虫》中,而后是在中国作家张晓晗描述一次日常崩溃的微博里。在电影里,上流社会一家从“寄生虫”一家四口身上察觉到了某种气味,“搭地铁的人有种特别的气味,”男主人多次辨识出这种气味并表示厌嫌,最终丧命于对出现在自己庭院中的这一气味的鄙夷——被他散发着地铁味儿的私家司机举刀插心。在后者的微博中,她将“住小两千万买的房子,过着所谓top5的生活,闻得出别人身上的地铁站味道”作为其体面生活的体现和标志。

两者的相似之处在于,地铁味儿在此成为了一种底层的标签和不体面的象征,似乎生活的困窘使得普通人丧失了包裹自我、抵抗生活的可能,地下与他人的气味沾染甚至浸入了地铁中的身体。

这种气味无法洗刷也无从掩藏,如同一种只有爬升到阶级上游才能切除的可怕疾患,然而其更加可怕之处还在于,有地铁味儿的人闻不到自己身上的地铁味儿——只能在如蟑螂般藏在别人茶几之下时、在汽车后视镜里看到主人嫌弃的表情时、在发现top5可以靠气味识别出自己时,惶恐地发现地下公共交通工具上的拥挤生活已如此深入腠理,使自己在与上流社会愈行愈远的同时,竟成了一个丧失某种人体官能和社群自觉的“失嗅者”。

电影《寄生虫》截图

汗水、口气、食物、电路散热及空调代谢不利可能导致的复杂气味或许令人生厌,而地铁最可贵的意义——除了满足每日数以亿计人的通勤和出行需要——或许也正是其“人味儿”。在这样一个变换而又固定、连接而又断裂的神奇交通工具里,我们与他人发生关联,也与自己的历史发生关联。地铁线路图为我们展现了空间的切面,地铁时间表为我们规划了时间的可能。这里是私生活与公共生活的交叉点,是我们的此刻与历史记忆的碰撞处,也是我们发现这个社会种种新奇有趣、微小难辨的细节或戏剧的一只窗子,或是重识自我、深挖内心公共道德标准的一面镜子。

地铁的气味与其说是可怖的可憎的,不如说是私密而复杂的,是值得玩味和思考的。当我们在这种气味中辨识出旧日的自己的气味,或擦肩而过的他人的气味,我们得以在俗世的洪流中标记一种公共生活的可能。正如巴黎地铁上的人类学家马克·奥热所说,“地铁最通俗的定义正是如此:没有节庆的集体性,未被隔离的孤独感。”那些以为自己永远告别了地铁和地铁味儿的人或许没有意识到,“几乎生活的一切都越来越紧密地交集,以至于没有任何隔绝的方式,能够壁垒分明地切割个人和群体。”

《地铁:记忆与复数的孤独》

文 | 马克·奥热   译 | 周伶芝 郭亮廷

地铁作为“上帝的道路”:没有任何隔绝可以切割社会

让我们在搭地铁的路程中交叉对照的,正是我们自身的历史。我们今天的路线和昨天的路线彼此交错,聚集成生活的团块,而像日程表一般印在我们心里的地铁路线图,只能让我们看到生活的一个切片,一个同时具有空间向度和时间规律的面向。然而我们也很明白,几乎生活的一切都越来越紧密地交集,以至于没有任何隔绝的方式,能够壁垒分明地切割个人和群体,我们的私生活和我们的公共生活,我们的历史和他人的历史。

这种交集有时候甚至到了令我们不堪忍受的地步。因为我们的历史本身就是多重的:日常生活的工作路线并非我们唯一记得的路线,而某个一直以来对我们而言跟其他站没有什么不同的站名,某个在路线上面目模糊的记号,可以突然被赋予从前没有的意义,变成一个爱情或厄运的象征。我们总是可以在医院旁边找到一间花店、一家丧葬公司和一个地铁站。每个地铁站都带有多重的回忆,每个回忆彼此不可化约,组成这些回忆的,是珍贵的时刻,就像司汤达说的,“生活的痛苦因此而值得。”

这些时刻唯一的相似之处,就是它们彼此不同,而只有在稀少的一次或两次意识特别清醒的时候,在时移事易之后,秘密的激情才会经过大都会地底下的路线,通往这些时刻。地铁的路线就像上帝的道路,高过人的理解:人们不断地往返其中,但是这一切行为只有到了结束时才显得有意义,只有在回眸一瞥时,才猛然领悟其中的真义。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地铁作为放大镜:审视忽略的他人与生活

在地铁上,切身的差异性的迹象比比皆是,而且通常都很挑衅,甚至带有侵略性。我再一次先略过不提在我们每天的路途中,那些显示了他方的差异性、见证了世界史而闯入日常生活的案例:那些在莫贝尔广场站下车、去那里进货,或是转车到意大利广场的亚洲人;那些要到安特卫普站(Anvers)去,或是在雷奥米尔-塞巴斯托波尔站(Réaumur-Sébastopol)打扫走道的非洲人;那些吵着要参观歌剧院(l’Opéra)的美国或德国旅行团。切身的差异性,主要来自年轻人,那些仿佛从电视里走出来的年轻人。年轻,就是还拥有青春的人,和青春已经远离的旁人形成对比。他们戴着耳环,把一撮头发挑染成绿色,令人同时觉得既困惑又熟悉:他们看起来和我们制造的关于年轻人的影像没有两样——这些影像在报章杂志和广告里被大量复制——正是因为如此,他们愿意付出一切变得和影像一样。当这些被影像同化的人在我们面前出现的时候,我们顶多觉得有点不习惯,但是不会感到震惊,因为我们早已见识过类似的东西。就像屏幕形象始终如一、最近被强迫改变造型的明星约翰尼·哈立戴(Johnny Hallyday)(即便他懂得坚持他的招牌打扮,但总有一天他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那就是像镜子一样模仿他的,都是跟他年纪相仿的人),他说得很好:“偶像就是那些小鬼们永远想要变成的款式。”

地铁因为充满日常生活的人性,让我们觉得格外亲切,它所扮演的角色就像一面放大镜,邀请我们放大审视一个我们不小心,甚至是故意忽略的现象:当世界变得焕然一新时,那代表我们已彼此疏远。常常有些事情,对我们来说是新闻,对别人而言却是历史。当然,成天自以为是年轻人的偶像,一朝醒来发现自己是老人家才记得的蒂诺·罗西(于1949年成为法国第一位获得白金唱片的歌手,唱片销售量超过五百万张),是很难堪的事情。

但是,这种经验却是重要的、具有代表性的:就在我们被自己的历史紧紧抓住的那一刻,别人的历史正从我们的身边悄悄溜走。当我说“我们”的时候,我是指我那个世代的人,我们应该都有共同的感受,会在某个时刻察觉到不同的历史以不同的速度平行前进时,所产生的视觉特效:属于我们的历史不断加速(没想到时间过得那么快......),年轻人却有的是时间,甚至对于人生得经历那么多烦琐的阶段,还会觉得不耐烦(的确,他们得先完成学业、找到工作,然后选定人生志向、成家立业......);不过,从另一个观点来看,一切又反过来了:他们把我们抛在后头,令我们错乱地觉得他们才是开创历史的人。没错,推动政治和经济的大手不只有一只。但是,我得这么说,这几只手在地铁里很少相握,要不然就是秘密接触。

地铁作为碎片聚集地:和别人的历史擦肩而过

地铁的乘客并不见得一定没有共通性,没有机会去发觉他们和其他人有共同的历史参照,或是某些过去的碎片。只是,这种经验很难成为集体经验。地铁并不是共时性的场所,尽管它有规律的时刻表供人依循: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节日、自己的生日要庆祝;每个生命都可以写成一本独特的传记,而同一个人的情绪又是那么的千变万化,即使像协和广场或巴士底那样的大站,也只有在某些特殊的节庆时刻(反对种族主义的大型活动、选举),可以让这些场所的名字找回过去的光彩和那种感动人心的力量,使得集体的情绪沸腾。平常的时候,我们顶多感受到的是破碎的神圣性(每个旅客都会邂逅自身的历史),或是从某些纪念仪式残留下来的仪式的神圣性,我们只能依稀记得,但已失去诠释它的能力。我们甚至可以说它是空洞的、死亡的形式,只能等待大写的历史(Histoire,以大写的H标示,因为这是他人的历史在某个瞬间被视为全体人类的历史),再次赋予这些仪式意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在非洲或美洲看到基督教运用古老的仪式,赋予这些仪式一种存在的价值,即使旁人很难从观察得知仪式的形式和内容产生了什么变化,很难描述这种新型的宗教,毕竟新宗教不能被简化为构成元素的总和。事实上,这个现象呼应了所有诞生的秘密。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我们当然可以想象,有人搭地铁只是为了高兴,为了寻找某种没有人能够无动于衷的情感来袭。像这几年,在塞居尔站,不知从哪里传来一阵阵的旋律,穿透了每条通道,我想它应该在不止一位过客的心中引发对大海的怀念,或是对海洋的恐惧。在协和广场站,那条连接巴拉尔-克雷泰伊线(Balard-Créteil)和樊尚-讷伊线(Vincennes-Neuilly)的通道上,有个手风琴师坐在那里弹奏战后的曲调,和这些歌曲一起走过岁月的人们听来,应该有一股特别的滋味。

然而,我们也得承认,就像大家说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选择某条路线是因为根本没有其他路线,他们考虑的只有遵守习惯或违反习惯,他们和别人的历史擦肩而过,偶尔感受到彼此轻微的擦撞,然后匆匆经过那些被无感的集体记忆所命名的街道,只在很少的时候,隔着一段距离,才会感觉到这些名字还具有某种效力。在塞内加尔一条河边的村庄里,当地房子的屋顶不是用稻草盖的,而是远走法国的工人花他们的薪水,用更为坚固耐久的铁皮盖的。在那里我遇到了一个友善的男人,他跟我说,他曾经在巴尔贝斯-罗什舒阿尔站(Barbès-Rochechouart)附近住过一段日子。“啊!巴尔贝斯-罗什舒阿尔......”我像个白痴一样重复念着这个字,然后我们两个都笑开了。我们都很高兴有这样心照不宣的一刻,只有地铁站名能够引发的一刻。

地铁作为公共生活:集体认同与民主进步的可能性

关于搭地铁的过程,如果真的有所谓的仪式可谈的话,而且“仪式”这个词在这里的意思,又和平常带有贬义的、变成只是习惯性的同义词的那种用法不同,那么,也许我们可以从以下的观察开始谈起,它概括了所有仪式行为的悖论和趣味:对于旁观者和被动的参与者来说,仪式是反复、规律、毫无惊奇可言的,但是对于每个积极投入其中的人来说,仪式却是独一无二的。矛盾,却也残酷,就像我们浏览报纸上的讣告,突然在某个刹那停住,因为某个我们一直以为会活下去的人的名字,毫无预警地冒了出来。他的面孔在我们的脑海中重现的那一刻,同时也代表他已不存在于现实世界了,他的名字让我们再一次想起他来,只是为了再次隐没,把这个和私人回忆纠缠不清的影像,推入俗世的洪流中。

地铁的规律性是理所当然的,也是被建立出来的。从第一班到最后一班地铁都具有一种近乎诗意的魅力,在日常生活的秩序中守住一个不变的位置,象征着不可违反的时间序列,不可逆转的时程,和周而复始的日日夜夜。从空间来说也是一样,大众运输系统具有一种与其说是地理的,不如说是功能的、几何的叙事模式。我们总是可以轻松计算出从这一点到那一点最经济的路径,在某几个地铁站里,我们甚至可以找到一张自动化的电子地图,乘客只要按下他想去的那一站的按钮,就可以从一连串的小亮点,从相互接合又彼此不同的痕迹中(每条线都有自己的颜色),读到他的理想路线。小时候,我对于这个光的游戏很着迷,经常利用母亲和她朋友交谈而没注意到我,或是高峰时段的间歇等这些自由的片刻,跑去从大量的单色线条中,发明我认为非常珍贵的路线,一条连着一条,就像国庆节夜晚的彩灯一般。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在地铁这块画布上,我们每个人都像杂耍演员,默默参与这一切的演出,一起建立一套属于公共场所的人类行为法则。这里,令人感觉格格不入的公共空间也有它的象征意义——公共空间包含各种错综复杂的意图,而最能够彰显集体一致性的,就是禁止的标志(“禁止吸烟”、“禁止通行”)。

显然,没有任何人可以在地铁上“自由自在”地行动,任何行动都不可能享有完全的自由,不只是因为任何自由都无法在社会里全然实现,更精确地说,是因为地铁通勤被编码、被制约的特质,在每个人身上强加了一套行为模式,而一个人只有在他的言行被权力制止,或是不受其他乘客认可之际,才算稍微摆脱了这种行为模式。若是有一天,最赶时间或是最不在乎他人的乘客,可以敏感于自身的荣誉和自发的道德感,而主动放弃从挂着“禁止通行”牌子的通道走出地铁站,那么民主便毫无疑问地迈进了一大步。必须承认,某些人对道德是敏感的(最令人讶异的或许是这种人并不太多),而且他们多多少少还很乐意、很天真地甘冒第一个被推倒的风险,被别人使坏报复,尤其是被像我这种崇尚卢梭式自由的人。

地铁的规定无论是否被违反,个人的旅程势必在它的规范之下,变得合乎集体道德,也正是这样,它足以被当作一个样本,用来观察我们所说的仪式的悖论(leparadoxerituel):地铁的规定总是被个体和主体所经验,只有在个人搭乘地铁的过程中,这个规定才能被赋予现实意义;然而,地铁规定显然又是社会性的,同一个规定适用于所有人,让每个人都能分享一种最低限度的集体认同,由此被定义为一个社群。以至于若是有位观察者一心想表达出巴黎地铁这个社会现象的本质,他必须意识到的,不只是地铁固有的集体性格,还有这种性格所附带的个人发展和私密想象。若无个人和私密的部分,集体性就毫无意义可言。总之,这位观察者必须把这个现象当作一个整体社会事实来分析,诚如莫斯(Mauss)对这个术语所下的定义,以及列维–施特劳斯更加仔细而繁复地指出的,整体社会事实必然涵盖一些主观的面向。这样的分析,除了导向搭乘巴黎地铁的大众性、公共性,甚至是强制性(以此和世界其他的地铁相区别),也必须正视地铁在日常生活中鲜明的集体性和孤独感。因为对每个天天搭地铁的人来说,地铁最通俗的定义正是如此:没有节庆的集体性,未被隔离的孤独感。

《巴黎地铁上的人类学家》
[法]马克·奥热 著  周伶芝 等译
启真馆·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8年12月

本文书摘部分节选自《巴黎地铁上的人类学家》一书第一、二章,小标题为编者自拟,较原文有删节,经出版社授权发布。

来源:界面新闻

广告等商务合作,请点击这里

未经正式授权严禁转载本文,侵权必究。

展开全文
打开界面新闻,查看更多专业报道

点赞(14)

界面新闻

主页

界面新闻
打开界面新闻,查看更多专业报道

全部评论(4)

打开界面新闻,查看全部评论

界面新闻

只服务于独立思考的人群

打开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