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不起的盖茨比》译者巫宁坤去世,享年99岁

2019年08月11日 09:29 A
巫宁坤把自己的人生归结为“我归来、我受难、我幸存”。

巫宁坤

采写 | 潘文捷

编辑 | 黄月

据《新京报》报道,翻译家、英美文学研究专家巫宁坤于北京时间8月10日下午3时20分在美国去世,享年99岁。

巫宁坤1920年出生于扬州,1939-1941年在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读书。在当时的教员中,沈从文是他的远方亲戚,给他送书时写的是“宁坤表弟”;他与卞之琳也相识,当时卞之琳在追求巫宁坤的表姐张充和,为他介绍了很多外国文学作品,他形容看这些书的过程“从不懂到半懂,从半懂到懂”,“对我影响很大”。在西南联大的日子,巫宁坤除了看书就是写东西。汪曾祺是他的好友,两人每天形影不离,一起泡茶馆、写文章、写诗;写出来之后就投稿,拿稿费一起吃馆子。

在西南联大读了一年多书,珍珠港事件爆发,巫宁坤为美国人士援华的“飞虎队”担任译员,接着又去美国,给在美国受训的中国空军人员担任翻译。二战结束后,他选择留在美国读书,在芝加哥大学读完硕士,眼看就要拿到博士学位时,1951年,他收到了燕京大学西语系发出的回国任教的邀请。在萧珊、赵萝蕤等同窗的劝说下,他放下写了一半的博士论文,收拾行李回国。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院的李政道博士特地帮助他整理行装,并用端正的大字在那些箱子上写下了“北京燕京大学巫宁坤”。

归国后,巫宁坤进入燕京大学西语系任教,并在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后被调到南开大学教书。当时,他是唯一一个四十岁以下的教授,除了教授英国文学史、美国文学选读和中译英课程以外,他还翻译了《莎士比亚在苏联舞台上》《白求恩大夫的故事》等作品。当时,政治运动已经在学校展开,巫宁坤在教学方面取得的成功被谴责为表现自己、损害同仁,他在美国的经历甚至回国的初衷都受到了质疑。1956年,政治气氛有所缓和,他到国际关系学院任教。然而好景不长,次年又被划为“极右分子”。到了“文革”期间,巫宁坤全家流放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期间他一直与《哈姆雷特》、杜甫诗篇和沈从文的小说相依为命。

1979年,巫宁坤“错划右派”得到更正,回到国际关系学院担任英文系教授。这一年,他从报纸上看到“爱国美籍华裔科学家”李政道博士从美国回来讲学的消息,便去看望老同学。临别时他想:如果当年在旧金山是巫宁坤送李政道回国任教,结果会怎样?

改革开放以后,巫宁坤应朋友的邀请开始翻译一些英美文学作品。1980年,《世界文学》杂志请他翻译了菲茨杰拉德的著名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后来,诗人袁可嘉要编《欧美现代十大流派诗选》,邀请他翻译狄兰·托马斯的诗歌,其诗歌晦涩难懂,可他锥心泣血的诗篇曾经伴随巫宁坤走过了灵魂受难的漫长岁月,于是便翻译了其中五首。很久以后,巫宁坤发现香港有个叫黄灿然的诗人,在《读书》杂志上对比了巫宁坤和余光中翻译的狄兰诗歌,并把余光中的翻译贬得一文不值。这让巫宁坤感到很不好意思。

同样是在1980年,10月,听说社科院外文所主办的“全国外国文学学会”将召开成立大会,巫宁坤向学院院长请示可否参加,院长打电话给外文所所长冯至。冯至回答说:“我们不知道宁坤还活着。”巫宁坤不仅出席了这场会议,还做了一番临时发言,发言使得全场轰动,好多人和他握手,说他讲得好。

巫宁坤把自己的人生归结为“我归来、我受难、我幸存”。他说: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或反右运动,自己也许会是一个更有成就的学者,“也许我会写出几部有关英美文学的专著。但是那又怎么样呢?关于这一方面的专书早已汗牛充栋了。”

来源:界面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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