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文豪的小问卷：作家应站在距离政治多远的地方？

按：当我们说文学世界的时候，指的绝不是一个离地九尺、空中楼阁般的世界。就算是最疯狂的想象与虚构，往往也来自一个具体的写作者的具体认知或感受，而无可避免地，每个人都是政治的。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曾在《野生作家访谈录》的“同题问答”环节向各位写作者提问：“作家是否应该关注政治话题，公共性话题？并且有义务将这种关注反映到作品里？”多数受访者或许无意书写政治本身，但也无法完全回避现实对自己及作品的影响，没人可以遗世独立或空想式地守住自己一方毫无政治气息的园地。

在去年的法兰克福书展上，尼日利亚小说家奇玛曼达·恩戈兹·阿迪契（Chimamanda Ngozi Adichie）被授予品特奖，该奖项旨在奖励那些在作品展现了“生活和社会的真相”的写作者。她在获奖演讲中谈到了作家的责任，“作为一个艺术家，我对艺术负有责任。作为一个公民，我就对真理和正义负有责任。”阿迪契说，“艺术可以照亮政治，艺术可以使政治人性化，艺术也可以为真理照亮光芒。但是，有时候，这些还不够。有时候政治必须被当做政治来讨论。今天没有比这更正确和更紧迫的事实。我们必须知道真相是什么，我们必须把谎言称作谎言。”

当政治沾染文学，文学就被拉低或污染了吗？当文学靠近政治，文学就不再纯粹而失去了其高贵的艺术性和传世价值了吗？是时候搬出六位大作家来喊醒抱持着这种想法的作者与读者了。这六位作家来自不同国家，著作等身，分量足够，他们无疑都可被视作纯文学（这个概念令人费解；不纯的文学是什么？）的优秀代言人，而他们丝毫不避讳谈论自己对政治的看法、作品与政治的关系、对政治家的批评以及对未来政治的忧心。他们是欧内斯特·海明威、豪·路·博尔赫斯、加西亚·马尔克斯、罗贝托·波拉尼奥、库尔特·冯内古特和大卫·福斯特·华莱士。

在他们生前接受最后的访谈中，他们无一不仍在谈论政治。海明威认为伟大的写作来源于不公正感，“没有正义感和不公正感的作家与其要写小说，还不如去给一所特殊学校编年刊。”加西亚·马尔克斯谈到了他与卡斯特罗的深厚友谊和密切交往，他们“无话不谈，甚至是国家机密”，批评家认为议政耽误了他的写作，而他毫不在意。博尔赫斯犹豫之后坦陈自己不觉得广岛的遭遇要比任何其他战役更惨，死于核弹与死于刀下一样可怕，战争机器虽不断升级，但背后始终是最可怖的杀人的想法。冯内古特亲身经历了德累斯顿大轰炸，从屠杀现场回到现实生活的他深感惶恐，“曾经被我寄予厚望的科技此时却让我感到恶心”，而这背后的元凶是政客——作为父亲的他对核武器及其扩散充满忧虑，“我不想让我的国家拥有核武器，我不想任何人拥有它。”作为托派分子的波拉尼奥曾遭皮诺切特政府逮捕入狱，当他在访谈中被问到如何转向托洛茨基主义时，他答说：“只是为了做个唱反调的人，我想。我不喜欢共产党人那教士或牧师似的全体一致。”他极度讨厌全体一致，以至于当他在西班牙看到成群结队的无政府主义者时，他放弃了自己的无政府主义者身份。大卫·华莱士距离政治的直接距离或许更近，他曾应《滚石》杂志邀请跟踪报道了约翰·麦凯恩2000年的总统竞选活动，在近距离观察政治生态与政治写作之后，他发现作家的政治评论已经完全意识形态化，“政治话语现在都有一套公式化的程序，就是对自己阵营的洗脑，同时对敌对阵营的妖魔化。一切都是无情的非黑即白。真相变得比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更加灰暗和复杂。”

作家应站在距离政治多远的地方？没有确切答案。而以上六位不约而同选择了不避讳政治、不恐惧政治，他们站在一个鲜明反对不公正、威权控制、暴力战争、全体一致和非黑即白的地方，关切着他们各自的社会、同胞与未来。

【欧内斯特·海明威 Ernest Miller Hemingway】

“没有正义感和不公正感的作家与其写小说，还不如去特殊学校编年刊”

你认为作家应该多大程度上关心他所处时代的社会政治问题？

海明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良知，良知起多大的作用不该由规则指导。对于一位有政治思想的作家而言，你唯一能确定的就是如果他的作品流传了下来，你得在阅读的时候跳过政治相关的部分。许多所谓参政的作家频繁地改换阵营，这对他们以及他们的政治文学观来说是件十分刺激的事。有时他们甚至得重写自己的观点……还得抓紧时间。这大概可以作为追求幸福的某种形式获得尊重吧。

埃兹拉·庞德对种族隔离主义者卡斯帕（美国极端保守主义分子，三K党成员）产生的政治影响，有没有影响你对他应该被从圣伊丽莎白医院释放出来（1958年，华盛顿特区一联邦法院撤销所有对庞德的指控，为其从圣伊丽莎白医院的释放扫清了道路）这一观点的认同？

海明威：没有，一点都没影响。我认为埃兹拉应该被放出来，被允许在意大利继续写诗，只要他保证远离政治。我会很高兴看到卡斯帕进监狱，越快越好。伟大的诗人不一定要是女孩子的向导、童子军团长，或者青少年的好榜样。简单列举几个：魏尔伦、兰波、雪莱、拜伦、波德莱尔、普鲁斯特、纪德，这些人都不该受他们身边的卡斯帕限制，以避免他们的思想、举止和道德品质被模仿。我相信不出十年，就需要脚注来解释卡斯帕是谁了。

格雷厄姆·格林说过占主导地位的激情为一架子小说提供了系统的统一性。我记得你亲口说过，伟大的写作来源于不公正感。你认为小说家就这样被这种强烈的意愿所支配是否重要？

海明威：格林先生具有这种发表声明的本事，我不具备。我不可能泛泛地概括一架子小说、一群呆鸟或者一群鹅。不过我还是会试试。没有正义感和不公正感的作家与其要写小说，还不如去给一所特殊学校编年刊。再来一个泛泛之论，你看，事情足够明显的时候，就没那么难了。对好作家而言，最必要的天赋是内置且雷打不动的垃圾探测器。这就是作家的雷达，所有伟大的作家都有。

【加西亚·马尔克斯 Gabriel García Márquez】

“如果一个国家执政的总统需要我为他表忠心，我做不到”

您是卡斯特罗的挚友，他也是一位极具争议的朋友。

马尔克斯：初识他时，我还在为古巴拉丁美洲通讯社工作，几乎是四十年前的事情了。当他还是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时，我们就已经是朋友了。我们当时都坚信拉美的救赎正要到来，而阻碍的力量则来自拉美之外。拉美地区的命运和美国紧密相连，就好像同坐在一艘横跨大西洋的远洋班轮上一般，虽然有头等舱、二等舱和各种各样的舱位，但哪一天船翻了，每个人都可能溺水身亡。美国能尽早意识到这点，那么对每一个关心彼此命运的人来说都会是欣喜的消息。

您和卡斯特罗的关系到底多好？

马尔克斯：只要有时间，他每次都会来我在哈瓦那的房子看我。我们无话不谈，甚至是国家机密。

我听说您和卡斯特罗在文学上也有联系。

马尔克斯：是的，我们彼此契合，有着十足的默契。我们共属文学的一部分。他是一位优秀的读者。我带上一些简单易读的书来帮他放松。《吸血鬼德古拉》是我推荐他阅读的第一本书，他特别喜欢。

一些评论家批判您结识政客这件事，觉得这对您的写作并无帮助。

马尔克斯：当我开始从事新闻工作时，每个人都说：“你完蛋了，因为那会耗费你所有的时间，而你再也不可能写小说了。”而这一切都不过刚刚起步而已。1963年，我还做过一段时间的广告，那时他们也说了同样的话。然后我又着手拍电影，接着我还开始谈论政治。

当哥伦比亚瓦解了，又再次有人呼吁其最为知名的公民来接管这个国家。

马尔克斯：当一个国家需要领导者，人们会从新闻中去找，他们认为任何一个出现在其中的人都能胜任。网球冠军可以当总统，甚至巴勃罗·埃斯科瓦尔（哥伦比亚毒枭）都曾认为自己应该成为总统。

也有人在报道中声称您不会回到哥伦比亚，除非桑佩尔总统还有他那些贪污腐败的亲信一同离职。

马尔克斯：我从来没这么说过。事实上，我就是从哥伦比亚来到这儿的。我当时说的是，我想一直待在那儿，不再离开。但我后来发现政局和社会境况都愈发紧张，使我无法安心写作。所以我才去了墨西哥，而媒体就将我的此番举动解读为只要桑佩尔还在担任总统，我就不会回去。对我而言，如果一个国家执政的总统需要我为他表忠心，我才不会回去，这我做不到。

【豪·路·博尔赫斯 Jorge Luis Borges】

“我不认为广岛的遭遇要比任何其他战役惨”

您曾经提到过，作者有时会把自己代入书中的主角。也许塞万提斯这么写，是因为他把自己当成堂吉诃德，不忍心让自己手上沾血。

博尔赫斯：是的，不过我想塞万提斯曾经参过军，肯定也亲手杀过不少人。但那毕竟不是一回事，因为士兵杀人是不掺杂个人情感的。我是说如果你作为士兵杀了一个人，并不等于真的杀了他。你只是充当着一个工具，或者说这个人是别人借你的手杀的，你不用承担任何责任。我不觉得士兵会为他的刀下亡魂感到愧疚，除了那个在广岛投下原子弹的人。

对，那些参与过投原子弹这事的人，他们中有些人后来疯了。

博尔赫斯：是的，但我不知为何觉得——我不应该对你说这话的，一时口快了。

您就直说吧。

博尔赫斯：我不认为广岛的遭遇要比任何其他战役惨。

您的意思是？

博尔赫斯：它在一天之内终结了这场战争。很多人死于非命，跟一个人死于非命都属于同一类事实。因为每个人都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死去。当然了，人们也不可能认识广岛原子弹事件中的所有遇难者。说到底，日本是支持武力对抗、军国主义、战争和残酷暴行的一方，他们可不是早期基督徒之类的。事实上，如果日本人手上有原子弹，他们肯定也会对美国做出同样的事。

再多说几句吧。我知道我不应该说这些话，会让别人觉得我很冷酷无情。但不知怎么回事，我从未对广岛的遭遇有过任何激烈的情绪。也许这确实是一场前所未有的人间惨剧，但我认为如果你接受了战争，你就不得不接受它的残酷性，接受屠杀、血洗之类的暴行。归根结底，被步枪扫射而死和被人用石头砸死或是用刀捅死，从本质上来说没有任何区别。轰炸广岛之所以特别骇人听闻，是因为牵连了太多无辜的平民，而且持续的时间又特别短。但说到底，我看不出轰炸广岛和其他战争——我这么说是为了便于讨论——或者说广岛事件和人一生的遭遇之间有什么区别。我是说发生在广岛的这一整出悲剧被压缩得无比紧凑，能让你尽收眼底，深感震撼。但一个人从长大成人，到生病，再到死亡的整个过程正像是一出延时版的广岛事件。

你懂我的意思吧？举例说，塞万提斯和克维多（西班牙作家，代表作《梦》《骗子正传》等）都发表过反对火枪的言论。他们说，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是神枪手。但我是这么认为的：所有武器都很可怕，都害人不浅。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越来越容易习以为常，感官也越来越迟钝了，我们一点一点地接受了剑，接受了刺刀和长矛，后来是火枪。但每当下一件新型武器横空出世时，人们一开始对它总是特别畏惧，觉得它残酷无比。尽管说到底，如果你注定死于战乱，对你而言被炮弹炸死，被当头重击而死还是被刀捅死都没什么区别了。

当然了，你可以说战争、杀戮或是死亡本质上就很可怕。但我们的感官越来越迟钝了，每当有新型武器研制出来，我们都会觉得它极度残忍—在弥尔顿笔下火药和大炮都是魔鬼发明的，你还记得吗？这是因为当时大炮刚造出来不久，在人们眼中显得无比可怕。也许有朝一日当我们为某种破坏力更强、威力更大的武器而颤抖时，我们就会接受原子弹了。

您认为真正可怕的是杀死某个人这种想法。

博尔赫斯：是的，你一旦认同了这一想法，战争就不足为奇了，或者不谈战争……与他人决战从本质上来看也属于同一种想法。

【库尔特·冯内古特 Kurt Vonnegut】

“别把技术统治论者当成疯子，我觉得疯的是政客”

在这系列访谈中，我采访过目击大型轰炸的人。你不是轰炸者，但你亲身经历过轰炸。不知道德累斯顿的经历会不会引起你对广岛原子弹爆炸的特殊兴趣（这么说是有点冷血了）？或者是对像核武器这类话题的兴趣？在你看来，《猫的摇篮》里有没有相关的联系呢？

冯内古特：嗯，我认为这种兴趣是本来就有的。德累斯顿并不是一个重大启示，而是我人生中的一次巧合。其实不管怎样，我都会是个和平主义者。我接受的是理工科教育——我主修化学，而不是写作。那时我正在学化学，我们全家坚信技术统治论。在大萧条时代，我们确实认为科学家和工程师应该执政，科技乌托邦是有可能实现的。大我九岁的哥哥成了一位杰出的科学家。他就是伯纳德·冯内古特博士，麻省理工大学博士毕业，最闪耀的成就是发现了碘化银人工降水的原理，那是他的专利。他其实是当今领先的气候化学专家。

不过对我来说，科技很糟糕，在如此信赖科学，画了那么多梦想汽车、梦想飞机和梦想的人类居所之后，我却目睹这科技被用来摧毁整个城市，夺取十三万五千条个生命，接着，更精密的技术制造出了轰炸日本的核武器。曾经被我寄予厚望的科技，此时却让我感到恶心。于是我开始恐惧它。你看，就像成了虔诚的基督徒后，目击了基督教战胜后的恐怖屠杀。那是一种精神上的惶恐，这种惶恐如今仍然纠缠着我……

如果战后诸多问题之一便是你所见的技术统治论的疯狂失控，你会通过文学作品或自我思考提出怎样的替代方案呢？

冯内古特：嗯，我提倡克制方案。我认为德累斯顿的问题肯定在于克制，或是克制的缺乏。别把技术统治论者当成疯子，我觉得疯的是政客，这是他们的常态。不顾众人反对而下令轰炸德累斯顿的那个人，温斯顿·丘吉尔，应该负主要责任。这决定出自一人的头脑、一人的怒火、一人的骄傲，我实在不能为此怪罪科学家们。

关于核武器及其扩散，除了作家之外，你还担任了其他角色吗？

冯内古特：说起来有一样，我繁殖了后代。我生了孩子，非常爱他们，并希望他们爱生命，我不想他们失去信念。而对于核武器，我想象不出任何人会想要这种东西。我不想让我的国家拥有核武器，我不想任何人拥有它。国家间一个接一个再接一个地制造核武器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它们一旦存在于任何地方，就会威胁整个星球。所以我不想让我的星球拥有核武器，而那些感觉它们不太危险的人，肯定不是白痴就是伪君子。或者像刚才说的，也可能他们厌恶生命，想要终结一切。

由于你经历过二战，见到我们从重磅炸弹发展到爆炸力只有一万两千吨的所谓微型原子弹，再到百万吨级的原子弹，而现在全世界的原子弹大概共有五万枚。你是否暗自觉得“我们可能撑不过去了”？

冯内古特：但是，我们撑过来了，我是说，我们在这儿呢。我们还活着不是吗？我们幸存于世，而能幸存多久，我不知道。对我来说，整个世界似乎正在采用嗜酒者互诫协会的活法，过一天是一天，我认为卡特总统也不例外。每天晚上睡觉前他就咯咯笑：“拜上帝所赐，我们又活了一天！人人都说我是糟糕的总统，看，我们又多活了一天。还算不错。”我们现在是一天一天又一天地苟活，世界却仿佛没有克制。戒酒的人每天的任务就是不喝酒，仅仅是坚持一天之内不喝酒。但对于好战行为却不存在这种实在的克制。如果我们真的愿意活着，愿意清醒，每一天不仅要庆祝自己活下来，还要庆祝自己没有做出战争的姿势。但是这种克制不存在，每一天都有更多的武器被制造出来，更多战争论被愉快地灌输，更多危险的弥天大谎被讲述，所以说是没有克制的。如果我们能像戒酒者那样，不好战地多过一天，就已经很美好了。但不是这样，我们绝对好战，迟早会出问题。我正在写的书是关于一个孩子的，他已经长大了，四十多岁，他父亲曾是个枪迷，家里有几十把枪。这孩子十一岁的时候无意中拿他父亲的枪来把玩，他把弹夹装进30-06步枪，也就从那么扇阁楼窗户开了一枪，结果杀死了十八个街区外的一位家庭主妇，子弹穿进她双目当中。他在这个阴影中度过了一生，并且身败名裂。当然这个武器本来不应该存在。他出生来到这个星球，星球上有这个极度不稳定的装置，而他必然要在周围试探它、打量它。我的意思是，这个武器想要被开火，它被制造出来就是为了开火。它除了开火没有其他目的，而这样不稳定的装置存在于任何一个人类可以碰到的地方都是不可忍受的。

【罗贝托·波拉尼奥 Roberto Bolaño】

“做个唱反调的人，全体一致总让我大为恼火”

你是如何转向托洛茨基主义的？

波拉尼奥：只是为了做个唱反调的人，我想。我不喜欢那教士或牧师似的全体一致。我一直是左派，我不会因为不喜欢“牧师”就向右转，所以我转向了托洛茨基派。问题是，一旦身处托洛茨基派之中，我同样不喜欢他们宗教般的全体一致，所以我最终成了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我自己是我唯一认识的无政府主义者，感谢上帝，不然我还得放弃做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全体一致总让我大为恼火。每当我意识到全世界都一致同意一件事的时候，每当我看到全世界都齐声咒骂一件事的时候，某种东西就会浮上我的皮肤表面，让我说出拒绝。这可能是我婴儿时期的创伤。我不认为这是什么让我骄傲的事。

你刚到西班牙时是无政府主义者吗？

波拉尼奥：是的。我遇到许多无政府主义同类，我自己也不再想做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他们是如何想到去那样做的？那是怎样的一个无政府状态啊？

你是不是已经确信智利文学是以聂鲁达为中心的？

波拉尼奥：我很早以前就想过。问题是，事实并非如此。对我来说，智利的大诗人是尼卡诺尔·帕拉，尼卡诺尔·帕拉之后还有几位。毫无疑问，聂鲁达是其中之一。聂鲁达正是我在二十岁时假装出来的样子：不写作但像诗人一样生活。聂鲁达写了三本很好的书；剩下的绝大多数都很糟糕，有些真的跟感染病菌似的。但他已经像一个诗人一样生活了，而且不仅仅像一个诗人：他表演得像一个太阳诗人，一个诗人国王。

发生在聂鲁达身上的事——这种人看起来像是反对当权派，但后来却靠政府供养——在许多墨西哥作家身上也发生过吗？比如以奥克塔维奥·帕斯（墨西哥最重要的作家之一，199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和卡洛斯·富恩特斯（20世纪西班牙语文学中最多产、最直言不讳的作家之一）为例。

波拉尼奥：这是因为在文学领域，唯一一个没有发生过这种事的国家，至少在我看来，是阿根廷。墨西哥发生的事情也发生在拉丁美洲其他国家；智利的情况稍微少一点，但也有。在阿根廷，有这样一个期待作家达到而国家试图忽略的专业水平线，但在其他国家，作家被要求独立但同时也向国家要钱，这让我想起墨西哥总统埃切韦里亚说过的一句话：“不是向右，也不是向左，也不是在一个静止的中心，而是向前、向上。”如果作家没能向政府要钱，他就会生气，自己会像一个完全独立的作家那样，抗议政府没有帮助他们使用好平台。此外，这种直接帮助可以转化为包括提供就业在内的各种文化进步。

【大卫·福斯特·华莱士 David Foster Wallace】

今天的政治话语非黑即白，不是洗脑就是攻击

约翰·麦凯恩在2000年参加竞选的时候，你曾经对他进行过采访，那篇文章那么清新、真实、直白，发表之后大受追捧。你对政治感兴趣吗，如果是的话，你有再写一些政论文章的打算吗？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少的年轻小说家会直接对政治问题发表意见，你对此有何看法？你认为小说家是否应该讨论国家事务、政治、我们当下以及未来的战争等问题呢？

华莱士：现在写政治类的东西那么难的原因也许恰恰说明我们应该有更多的年轻小说家（我还能被算在这一类里吗？）来做这件事。直到2003年，政治写作的生态已经完全被破坏了。现在大约有95%的政治评论——无论是口头的还是书面的——已经被其所评论的政治话题本身而污染了。也就是说它们全都变成意识形态的东西：作家或发言者具有某种政治信仰或政治立场，并根据这些信念和忠诚来过滤现实并转换主张。每个人都很生气、很愤怒，拒绝接受任何其他方面的观点。反对的观点不仅是不正确的，而且常常是卑劣、腐败和邪恶的。保守派在这方面更加明目张胆：林博、汉尼提、那位可怕的奥赖利、库尔特、克里斯托，等等。但是左翼也受到了影响。你读过艾尔·弗兰肯的那本新书吗？其中有些内容挺滑稽的，但大部分完全是恶毒的攻击。（你想，对于弗兰肯的猛烈抨击，那些右派人士看过之后除了更加愤怒并且恶言回击之外，还能有什么其他反应呢？）或者，你还可以看看拉帕姆在《哈泼斯杂志》的最新专栏，或者他在《民族》周刊甚至是《滚石》杂志上发表的大部分内容，它们都有点霍华德·津恩和乔姆斯基的味道，但是又不像老一辈作家那样会用大量扎实的数据来支撑自己的观点。如今再也没有在社区范围内展开的那种复杂、混乱的论战（或者“对话”），政治话语现在都有一套公式化的程序，就是对自己阵营的洗脑，同时对敌对阵营的妖魔化。一切都是无情的非黑即白。真相变得比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更加灰暗和复杂，所以整件事情在我看来不仅愚蠢而且令人震惊。

所以这一切如何帮助我——一个普通的公民——思考一系列有关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比如究竟选择谁来决定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以及这种政策大概应该是什么样子；如何把我们卷入可怕的国外战争的可能性降到最低；如何在国内安全与公民自由之间保持平衡，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全都非常复杂，而且它们的并发症大都令人困扰。现在超过90％的政治评论只是不负责任地怂恿公众继续抱有简单的幻想，即认为一方是正确和正义的，而另一方是错误和危险的。这一幻想当然令人喜悦，在某种程度上有点像“希望与你发生矛盾的人都是混蛋”那样，但同时也是幼稚的，这种让步和妥协完全避免了深度思考的过程，从而也失去了一个成年人在社区应该发挥的作用。

我自己相信——也许只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既然小说家或文学类作家应该对同理心特别感兴趣，总是试图想象作为另一个人的感受，那么他们也许可以在目前问题重重的政治对话中发挥一些有益的作用。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的话，我们至少可以帮助一些专业的政治新闻记者提升能力，前提条件是他们必须（1）有礼貌；（2）愿意接受有头脑和善意的人发表不同意见；（3）认同有些问题完全超出了单一意识形态的认知能力，因而无法得到正确解决。

然而，在这个简短而尖锐的答案中暗示着一些观点，比如至少有一些政论写作应该是柏拉图般公正无私的，应该超越竞争关系之上，等等。就我目前的情况而言，这种状态是无法达到的（所以我在意识形态上的对手会指责我是一个伪君子）。在写那篇关于麦凯恩的文章时，我看到了一些有关我们现任总统的东西（更准确地说，我以为我看到了一些东西），他的核心集团以及他们开展的主要竞选活动，都促使我的内心产生了某些反应，使我在写作时无法做到公正无私，并且超越所有利害关系。我现在抱有一种党派偏见，更糟糕的是，我心中产生了一种非常深刻的反感之情，导致我似乎无法以任何公平或微妙的方式来思考、谈论或者书写我们的现任政府。单就写作来说，我认为这种内心状态是很危险的。当一个人感受最为强烈，并且最关乎个人利益的时候，他才最希望“大声说话”（或者可以选用“畅所欲言”这个词组，它在修辞上的内涵更加丰富）。但这种做法常常收效甚微，至少对我来说是如此：有很多作家和记者对于寡头政治、新法西斯主义，以及在定义“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中令人震惊的虚伪及短视等问题“畅所欲言”并撰写文章，但在我看来，这些作家之中很少能产生有用或者有力的作品，甚至没有对那些尚未赞同作者观点的人来说产生任何说服力。

我个人对未来十四个月的计划是主动上门进行宣传，甚至可以穿上带有徽章的制服。我可以试着与他人一起绘制人口统计上的分布图。对于那些我不赞同的人和事，我要加倍努力地培养耐心、礼貌和想象力。还有，我要更多地使用牙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