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特朗普时代的美国，母亲遭到残忍对待已然清晰可见，灼烧着这个社会。加之母亲身上的残酷折磨是不是种种残忍现实的一个侧面，亦或许有其独特之处？
杰奎琳·罗丝（Jacqueline Rose）在她的新书《母亲：爱与残忍》（Mothers: An Essay on Love and Cruelty）中提到，人们用一种近乎甜腻的方式歌颂母性，但那些真正孕育我们生命的女人却往往被忽略、被否定，甚至被惩罚。罗丝在书中刻画了那些被弃之不顾的母亲，她认为这都是母子关系之间微妙的心理动态酿就的。但这位作者并没有花什么笔墨讨论父权制下核心家庭的影响，这些病灶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复制繁衍，甚至可以说父权制家庭就是病根。苏菲·路易斯（Sophie Lewis）则在新书《立即完全代孕：女权主义反对家庭》（Full Surrogacy Now: Feminism Against Family）中给出了她的答案。她构建了一个令人眼前一亮的乌托邦，提出可以废除家庭这个制度。但要是没有了家庭，我们上哪寻找母亲呢？她所说的这种崭新的亲属关系能在父权制社会中活下来吗？
今年美国好几个州的部分立法者希望对最高法院1973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罗诉韦德案”（Roe V. Wade）发起法律挑战；在美墨边境，移民儿童被迫离开母亲。由此可见，在今天的美国文化，有着两种针锋相对的态度——第一种，母亲的身份是自然天成的，是女性必不可少的生理角色，不应该有“选择”的余地。另一种观点认为，母亲这个头衔是可以放弃的，女性并不是天然就和母性绑定的。上述的美国现有政策和厌女症巧妙结合在一起，首当其冲遭殃的就是贫困有色人种女性。然而，不管是自然内在论还是偶发随机性——认为母亲是必然结果，或是错误的选择——它们对于母亲潜在的假设都是两相矛盾的。
公众对于生殖正义和移民政策的讨论让我们陷入更深一步的矛盾。某一类母亲是值得肯定的——白人全职妈妈，而其他的母亲则被妖魔化了，其中大多是有色人种女性，特别是外来人群或是贫困人口。与此同时，尚未出生的孩子往往更受重视，而实际存在于世上的孩子，特别是穷人家的儿童，往往不受待见。另外，尽管各个家庭大小各异，成分不同，双亲健全的核心家庭仍然是模范形态。
婴孩脱胎于女性的身体，我们的文化理论中也发展出了种种对生物学的政治解释，二者是否存在联系，如果有的话，又有着怎样的关联？女权主义者众说纷纭，从未达成共识。我们争论不休，女性确实有生殖能力，她们对于自己的社会角色，对于自己的能力也有着自己的态度和想象，二者是否能一码归一码来看待，又该如何区分？
追溯到古希腊，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苏格拉底就说过，在公正管理社会的能力上，男女之间的生物差异并不重要。智慧的关键在于灵魂的元素，而不是身体上的能力与限制。要论谁该站在统治者的地位，生殖过程中的性别角色的分量还不如眼睛的颜色重。由此，柏拉图得出结论，女性可以是哲人女王，但要想让女人接受这样的脑力重任，核心家庭的模式必须废除。无需多言，面对这样的主张，女权主义者的反应自然令人头疼。有些人在柏拉图的话中看到了性别平等的深意，有些人则担心，这样一来女人就会和男性无异，女性不得不拿出一些“男子气概”，代价是丢掉她们作为母亲潜在的力量与幸福。
在过去的2500多年里，不同的观点各执一词。成为母亲会不会削弱女性的公共影响力？换个角度想，养育孩子本身是不是就有一种深刻到近乎神秘的力量？在柏拉图时代之前的古希腊悲喜剧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到那些关于母性力量深刻的矛盾心理。有些母亲付出的爱太泛滥，有的则太过吝惜；有些爱过于急躁，有的则充满暴力。这样的证据比比皆是。亲手杀死自己儿子的美狄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尽管如此，我们也应该看到忒拜国王拉伊俄斯之妻伊俄卡斯忒对儿子俄狄浦斯满溢的爱，甚至走向母子乱伦。克吕泰涅斯特拉对女儿伊菲革涅亚爱得深切，不惜为此杀害丈夫阿伽门农。阿高厄也许是希腊神话中最危险的一个母亲，她抛下家里的活儿，和姐妹跑到乡间嬉戏打闹，不经意之间就断送了自己儿子彭透斯国王的性命。眨眼工夫之间，阿高厄就结束了父权统治，完全颠覆了母亲身上爱与保护的范式。
母亲既可以是痛苦的根源，也能够修复创伤。杰奎琳·罗丝在书中捕捉到了这种平衡。她认为，“在西方话语中，母性在文化里是我们安放或者埋藏冲突的现实，以及作为一个完整人类的意义地方。”我们总想要否定母亲身份中蕴含的那些“秘密”的依赖、脆弱以及相互关联。罗丝坚称，对于母亲所承受的残忍，同时也是对于这个世界残酷的一种形式。
罗丝的《母亲》包括三篇短小而相互串联的文章，剖析了社会惩罚、精神性盲以及意大利小说家埃莱娜·费兰特（Elena Ferrante）作品中的更迭不断的母子关系。让这三篇文章紧密勾连在一起的，不只有脆弱、危险、恐惧、愤怒和弱点，更重要的是人们的失望情绪，正是失望让我们对母亲变得冷酷——她们是在生命之初照顾我们的人，而我们也希望她们能够解决所有问题。但事实上，她们并没有做到，她们也做不到。母亲不仅没法自由书写自己的生活，也无法全权掌控子女的人生。这样看来，费兰特之所以要用笔名发表作品，是有她的考虑的——尽管一位意大利文学评论家费尽心思想要把她人肉出来，至今依然没人知道她的名字。罗丝认为，费兰特抹去自己的姓名是她态度的一种隐喻：母亲并没有拥有自己的孩子，不能掌控他们，也不能为他们提供终极的庇护。
罗丝还探讨了母性“黑暗”的一面，道出她们的愤怒、受挫的欲望以及不满的感觉。她深受西蒙娜·波伏娃《第二性》的影响，可惜的是她没有抓住波伏娃的一个重要观点——女性在拒绝自由这件事上串通一气。安德里亚·德沃金（Andrea Dworkin）在她1983年的《右翼女性》（Right-Wing Women）中更是直言不讳：“母亲养育女儿的时候，便教育她们要顺从男性定义里对传统女性生活的种种限制……母亲是男性意志的直接执行者，是牢房门口的警卫，是那些举起电棒来惩处反叛者的笨蛋。”《使女的故事》中的莉迪亚嬷嬷也许就是德沃金这些话活生生的例子，能够一棒子敲醒我们大多数人。
罗丝看到了种种右翼政策对女性生活与自由的蚕食，但并没有以此来批评母性。因此，我们应该把目光转向苏菲·路易斯的作品。她要求“立即完全代孕”，并以此为解药。路易斯笔下的“代孕”指的不是商业化的经济产物，不是那个在2017年价值20亿美元的行业，也不是“资本主义利用怀孕来更有效地充实自己的腰包的一种手段”。她在书中深入研究了纳伊娜·帕特尔博士的项目。帕特尔博士是全世界最负盛名的代孕专家之一，目前从业于印度安南德的一家诊所。她把自己称作一名女权主义者，常常提起奥普拉在2006年对她诊所的称赞，“女性帮助女性”。然而女权主义与代孕之间关系纠葛不清。正如路易斯在书中所说的那样，有些女权主义者认为，帕特尔的诊所就是《使女的故事》里反乌托邦未来的一个征兆，也就是说，奥普拉新自由主义鸡汤女权主义也会不知不觉引向这个方向。路易斯认为，我们不应该这么快就下意识地做出评判，而是重新审视我们对代孕“非条件性反射式的恐惧”。她大胆提出，怀孕也可以是一种“工作”。
这样一来，路易斯继续进一步挖掘背后的真相。她所倡导的代孕应该是“真正的代孕”，也就是“完全代孕”。在这个前提下下，代孕就是“人类的妊娠分娩”。她在书中写道：
劳动（包括妊娠分娩）和自然（比如说基因组、表观基因组和微生物组等）只能通过相互转化来共同改变这个世界。归根结底，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特别是表观基因。我们都是彼此的塑造者。
通过将怀孕重新定义为妊娠分娩，路易斯强调，父权制家庭已经成为了资本主义剥削榨取的工厂。在这个环境下，种族主义成熟，性别范式的话语规定着母亲应该是谁，谁能控制她们，以及如何实现控制。于是，母亲往往会成为安德里亚·德沃金谴责的“右翼母亲”。美国无政府主义者埃玛·戈尔德曼（Emma Goldman）一语中的，母亲培养女儿，为的是嫁给一个好人家，培养儿子则是为了送他们上战场。
路易斯认同妊娠为一种劳动形式，并且鼓励多种形式的妊娠分娩，从而扩大了母性的范围，改变了其性质。在这本书中，路易斯勾勒出一个怪诞的共产主义将来。在这样的社会里，父权制的核心家庭模式已经走到尽头，儿童的“所有权”也已经过时，取而代之的是更多崭新的多样性的结合与养育机会。这样一来，到处都可以找到我们的母亲：移民妈妈的劳动、家政帮助、服务业从业者、厨师、护士以及教师，所有这些人的劳动都称得上是关爱的孕育。路易斯认为，这个愿景中人们能够关心整个世界，能创造一个集体归属的未来。而这样的明天，正是由罗丝口中所说的“无常、不被承认甚至被残忍惩罚的劳动”搭建起来的。
这些作品都指出了母亲身份所存在的问题，并且呼吁不同的未来。然而，罗丝对于母亲的残忍坚信不疑，因此很难接受路易斯所创想的未来有哪怕一点可能性。路易斯也早就预见到了这样的反对意见。她引用了始于第二波女权主义运动的一些故事，特别是舒拉米斯·费尔斯通（Shulamith Firestone）和她的《性的辩证》。虽然费尔斯通的想法被批太激进、过于乌托邦，她对于超越父权制家庭的全新生活方式的设想还是有实际意义的。路易斯认识到了人在分娩时付出的劳动、产生的渴望、紊乱的生理状态和复杂的情感。费尔斯通则认为，这些问题也许能找到一个技术性的修复办法。路易斯对此难以苟同，她把自己的文字称作是一个“不忠实、古怪、荒唐的女儿”，而现在，这个女儿正在改写母亲，创造一些全新的东西——这正是路易斯对于代孕的大胆期望。
海蒂·施莱克（Heidi Schreck）2017年的话剧《宪法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What the Constitution Means to Me）目前正在百老汇上演。施莱克在戏中扮演一个经代孕出生的女儿（虽然她自己也许不会这么表达）。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她开始寻找母亲。施莱克的外婆多年遭受身体上的虐待，曾祖母则在36岁就英年早逝于精神病院，文件上所列的原因是抑郁症。从戏中我们发现，施莱克的曾曾祖母是她后来的丈夫买来的。这个男人钻了州际旅行法的空子，带着他的妻子（财产）走遍全国各地，持续着奴役和虐待的生活，让这个女人为他生孩子，并让他们去工作。
施莱克的母亲也重复着这些残忍的经历。17岁那年，她被困在一辆车里，车中的男孩手脚麻利地拽下了她的裤子。她想要逃离，脑海中却不断萦绕着一个念头：“活下去！”她承认这是一个不理性的想法——再怎么样男孩都不会置她于死地，事实上，她承认，两人到现在依然是Facebook好友——但她还是没法不担心。另一方面，她觉得自己应该同意与这个男孩发生性关系，因为她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要彬彬有礼、保持微笑、永不失望，不要成为笑柄。最终两人确实发生了性行为，她侥幸逃过一劫，没有怀孕，但下一次就没那么好运了。她不得不离开家，找个地方堕胎（这个秘密连她的妈妈都不知道）。施莱克说，她高中的时候，曾经有个辩论冠军声称宪法就像一张被子。但施莱克说，这个比喻听起来未免也太舒服了。她口中的宪法是“一个活生生的、流淌着温热的血液的热气腾腾的文件，滚烫出汗。它是一个熔炉，是一口巫师的大煮锅”。戏的最后，施莱克提出，宪法是一份积极的权利文件，还有值得改进的地方，就像母亲一样，
母亲在这部戏里很晚才出现，因此依然显现在母亲/女巫的对立中。只有路易斯真正打破了这种恼人的二元性，让母亲的工作变得丰富多样。她重新思考关心与照料，并且主张结束核心家庭的模式。另一边，罗丝和施莱克则肯定了我们的母亲，揭露她们习以为常隐忍下的那些残酷，从而给我们开辟出一条道路。
本文作者Lori Jo Marso著有《政治与波伏娃》，Politics with Beauvoir，2017），同时也是《政治、理论与电影：预见拉斯·冯·提尔》（Politics, Theory, and Film: Critical Encounters with Lars von Trier，2016）、《五十一位重要女权主义思想家》（Fifty-One Key Feminist Thinkers，2016）的编辑。
（翻译：马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