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科技巨头似乎遭受了集体的“水逆”。无论是在欧洲还是美国，监管机构都对科技巨头发起了严格的调查，一些科技巨头还收到了巨额的罚单。那么，科技巨头们究竟做错了什么，以至于各国的监管机构要联合起来，对它们采取如此严厉的行动呢？相关理由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它们垄断了数据，并且正在用数据作恶。
那么，真实情况究竟是否如此？科技巨头们究竟有没有垄断数据，或者说，究竟能不能垄断数据？它们又有没有利用数据在作恶？“数据垄断”究竟会产生怎样的问题？面对科技巨头们的“数据垄断”问题，又应该采取怎样的方法加以应对？所有的这些，都是颇为值得思考的问题。
一、科技巨头垄断数据了吗？
近年来，随着技术的发展，人们开始步入了数字经济时代，数据从一种单纯的生产衍生品日益成为了一种关键的生产要素。通过对数据的合理使用，企业可以更好地组织和规划生产经营，更有效地进行判断和预测，从而帮助它们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脱颖而出。
与此同时，关于“数据垄断”的担忧也开始慢慢出现。一些学者认为，一些大企业可能利用自身的优势来实现“数据垄断”，并在此基础上排除、限制竞争、损害消费者的利益。这种担忧是否真实？又是否有必要？在对此进行回答前，我们有必要花一些时间来讨论一下“数据垄断”的定义。
尽管“数据垄断”这种说法经常被提到，但是在很多著述中，其定义经常是不清的。在一些作品中，它被用来指称企业对数据资源的垄断，而在另一些作品中，它却被用来形容企业通过数据来强化自身力量，实现、巩固自身垄断地位的行为。但有意思的是，无论是按照哪一种定义，“数据垄断”在现实中似乎都不大可能出现。
先看第一种定义，即把“数据垄断”定义为企业对数据资源的垄断，也就是某个企业对数据进行了完全的占有。不可否认，如果这样的情况出现了，那无论于竞争者还是于消费者，都会是一个极坏的消息。但幸运的是，这种情况其实很难实现，其原因如下：一方面，数据并不是一种具有排他性的物品，你拥有了之后别人就不可能有。A公司可以掌握某个地区所有人的身高数据，但B公司通过调查也可以掌握这些数据。另一方面，数据的储量本身并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它每时每刻都在不断地被产生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使一个公司拥有了某一地区所有用户到目前为止的所有消费信息，但这并不等于它就可以拥有这些用户今后的所有消费信息。综合以上这两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如果用日常用语中的含义去定义“垄断”，那么“数据垄断”就几乎是不可能出现的。即使大企业可以拥有很多数据，它也很难在这个意义上达到对数据的垄断。
再看第二个定义，即把“数据垄断”看成是企业利用数据来达成或巩固自身垄断地位的行为。应当承认，对于现代企业而言，数据确实是一种极为关键的生产要素。通过对数据的挖掘利用，企业可以大幅提升自己的生产和销售效率。不过，关于数据是否可以帮助企业来达成和巩固垄断地位这点，却是值得商榷的。
一方面，数据本身的替代性很强，对于同样的问题，可以利用很多不同的数据进行分析，其得出的结论都是有价值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使一个企业完全拥有了某些数据也不能完全排除竞争，从而实现垄断。举例来说，搜索引擎可以根据用户的搜索信息判断出其对食品、衣着的偏好，而社交平台根据用户在平台上的分享信息也可以分析出同样的结论。因此，即使搜索引擎和社交平台都不可能拥有对方所独占的数据，它们之间也可能为对同一个消费者投放广告而展开激烈竞争。
另一方面，尽管数据是一种有用的要素，但是这种要素不会单独起作用，必须配合上企业的技术实力和组织力量，数据才能真正发挥其作用。我有一个朋友是做大数据公司的，他曾经和我吹嘘自己公司所拥有的数据比哪一家互联网巨头都要多、质量都要高。我问他，“那你用这些数据赚到钱了吗？”他苦笑着对我说，“现在还没有找到商业模式，只能靠争取政府课题先勉强维持”。我想，这个例子其实很说明问题。虽然数据是宝贵的，但是如果没有相应的配套资源和举措，这种资源就不能有效地转化为真正的资本。当然，数据本身也就更不可能成为企业市场力量的来源。经济学家兰布雷希特（Anja Lambrecht）和塔克（Catherine Tucker）曾写过一篇论文对数据与市场力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结果他们发现：“几乎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在不断变化的数字经济中，仅仅依靠数据就能充分排斥更优的产品或服务的供给。要想建立可持续的竞争优势，数字战略的重点应当放在如何使用数字技术，给用户带来价值上面。”换言之，在竞争中，数据虽然重要，但绝非关键，希望用数据来建立或者巩固垄断地位，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
二、数据垄断的“三宗罪”
且让我们暂时丢开关于“数据垄断”是否可能的讨论，假设某些企业依靠自身的能力可以垄断数据资源，或者可以通过数据来对自身的垄断地位加以巩固。如果是这样，又会产生什么后果呢？
在现有讨论中，认为“数据垄断”带来的危害大约有三个方面：一是排挤竞争对手、破坏竞争状况；二是损害消费者利益；三是可能带来隐私等方面的风险。不过，如果我们细细分析，这三个可能的危害似乎也大有值得商榷之处。
先看对竞争对手的排挤和对竞争状况的破坏。这一点指控似乎很难成立，原因有两个。首先，数据之间的替代性是很强的，因此通过数据来排挤对手几乎不可能。如前所述，不同的企业可以采用不同的数据来对同一目标进行预测，这就决定了一个企业很难利用独有的数据来排挤对手。例如，谷歌占据了整个搜索市场上的大部分数据，并利用它来对消费者进行定向的广告投放，这确实给它带来了巨大的广告市场份额和庞大的广告收入。然而，这并不妨碍亚马逊利用自己网站内的搜索来投放同样类型的广告，并抢占了谷歌很大的市场份额。其次，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作为一种资源，数据本身并不足以让企业产生排除、限制竞争的力量。从这个角度看，即使一些企业在排除、限制竞争中使用了数据，我们也很难说他们是依靠数据实现了这一切。
再看对消费者利益的损害。这一点指控，最主要来自于对“个性化服务”的抱怨。当企业拥有了海量的数据之后，就可以对消费者进行精准的画像，从而对其提供“个性化服务”。欧洲委员会在一份报告中，将“个性化服务”分成了个性化广告、个性化搜索，以及个性化定价这三个类别，并指出尽管这三种形式在表现上存在着不同，但本质上都是经济学上所说的“价格歧视”的一种体现。熟悉经济学的朋友都知道，价格歧视，也就是对不同的消费者收取不同的价格，会让部分的消费者剩余转移到企业手中，从而让消费者剩余下降。从这个意义上讲，“个性化服务”确实会损害消费者利益。但是，正如欧洲委员会的那份报告中指出的，“价格歧视”在实现这种转移的同时，还会有一种市场创造效应。通过精准地识别消费者的需求，企业可以让很多原来并不在市场中的消费者纳入到市场中来，而这部分消费者，却是确确实实得到实惠、能实现自身福利的改善的。如果考虑到这点，那么“个性化服务”对消费者整体所产生的福利效应就是不确定的。究竟作何判断，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不同消费者群体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对他们的效用状况进行加权。
最后再看隐私方面的风险。不可否认，目前很多企业出于商业目的的需要，对用户的个人信息进行了过度的搜集，从而侵犯了用户的隐私。更有甚者，还衍生出了“剑桥分析门”那样的丑闻。这些问题当然都是值得重视和反思的，不过，如果将这些问题视为数据垄断的结果，那就可能显得牵强了。诚然，从现有状况看，确实有很多在业内具有较大市场份额、较强市场力量的企业侵犯了用户的隐私，例如Facebook就是一个典型事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企业的规模更大、占有的数据更多，就更可能侵犯隐私。
在一次会议上，我曾请教过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梯若尔（Jean Tirole），问他怎么看“剑桥分析门”事件，以及是否应该用拆分的方式来对Facebook进行惩罚。梯若尔听完问题后沉思片刻，反问道：“你认为拆分就能解决问题吗？如果将一个大的公司拆分成几个小公司，那么这几个小公司为了竞争的需要，不是会加强对用户信息的采集和争夺吗？你认为这是会促进隐私保护，还是相反？”我想，梯若尔的这番评论是很有启发性的。如果企业对数据的争夺是为了竞争，那么竞争越强，消费者信息被侵犯的概率就越大。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真的存在着“数据垄断”（当然，这很难达到），那么从保护用户隐私和信息安全的角度看，这倒可能是一种最优的状况，因为这时人们只要管好一家企业的安全，就可以防止问题的发生了。
三、理性对待“数据垄断”
通过如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到，所谓“数据垄断”其实并不是一个十分明确的概念。在现实中，它似乎很难存在，即使存在，其所谓的危害也是颇为值得商榷的。基于此，个人认为在数字经济条件下，不应过于强调“数据垄断”这一概念。
事实上，数据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具有很强的规模经济和外部经济。无论是用于预测，还是用于企业内部管理，数据的规模越大、维度越多，其用处就越大。如果数据是孤立的、零散的，那么它的作用就完全不能发挥出来。从这个角度看，为了鼓励企业提升自身的效率，就应该允许它们在合法合规的范围内搜集、使用数据，而不应该用一个“数据垄断”的概念束缚了它们的手脚。
当然，在实践当中，企业搜集、利用数据都存在着很多的问题，也确实有不少企业利用数据来谋取私利，损害消费者利益。对于这些具体的问题，应该研究具体的方法来加以治理。如果以此为理由，就搬出“数据垄断”的概念，再祭出反垄断法的“大杀器”，就很有可能产生事倍功半的负面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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