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大发现、印刷术与宗教改革：音乐剧《巴黎圣母院》背后的世界史

撰文 | 林子人

编辑 | 黄月

“大教堂撑起这信仰的时代

世界进入了一个新的纪元

人类企图攀及星星

镂刻下自己的事迹……”

法语音乐剧《巴黎圣母院》目前正在上海热演。7月19日，亲临首演现场的该剧作曲理查德·柯西昂特（Riccardo Cocciante）与全体剧组成员在谢幕时发现，全场不少观众正以准确的发音大合唱开幕曲《大教堂时代》。音乐剧改编自法国文豪维克多·雨果同名小说，讲述了一个发生在15世纪法国的故事：道貌岸然的巴黎圣母院助教弗罗洛贪恋吉卜赛少女艾丝美拉达的美貌，天真善良的艾丝美拉达爱上了仪表堂堂的皇家卫队长菲比斯，但菲比斯对她始乱终弃，弗罗洛先爱后恨迫害她，面目丑陋、心地善良的敲钟人加西莫多却为了救她舍弃生命。

撇去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不谈，《巴黎圣母院》的时代背景其实也非常有趣——那是一个巨变涌动的时代。以男主角加西莫多为例，他的敲钟人身份可谓见证“大教堂撑起这信仰的时代，世界进入了一个新的纪元”，这是因为，时间度量在15世纪的欧洲开始出现了新的意义。14世纪下半叶，许多欧洲城市开始安装按时敲响的公共时钟，但在1400年以前，大部分村镇居民是没听过钟声的。机械时钟，特别是便携钟在15世纪得到普及，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时间观念，最重要的是打破了教会对时间意义的垄断——由于时间变得越来越可被测量，它逐渐失去了神秘的宗教意味，钟点成为了一个标准化的国际计量单位，亦推动了欧洲世俗化的发展。

音乐剧《巴黎圣母院》的词作者准确地抓住了隐藏在原著中的时代背景和意义内核：历史的前进步伐终将揭示不可逆转的社会发展规律——世俗终将取代宗教，旧日的社会权威终将被打破。很大程度上来说，是这种被历史潮流裹挟向前的恢弘感为《巴黎圣母院》赋予了深度，也让《大教堂时代》成为该剧传唱度最高的曲目之一。

实际上，和《大教堂时代》相比，剧中第二幕的开场曲《佛罗伦萨》更直接地点出了剧中人物所处的时代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巨变：15世纪末16世纪初，欧洲人扬帆起航发现新大陆；马丁·路德即将掀起新教运动；旧世界的秩序已经出现缝隙，宗教信仰将于不远的未来在启蒙思想的光辉下相形见绌。

“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这三样东西改变了全世界所有事物的面貌。”英国历史学家伊恩·莫蒂默（Ian Mortimer）在《欧罗巴一千年》一书开篇引用了弗朗西斯·培根的这句话。这三样东西其实在15世纪都有所发展：1455年，约翰尼斯·古登堡（Johannes Gutenberg）通过印刷术出版了足本拉丁语《圣经》，此后印刷术被西方世界广泛应用，促进了地方语言版本《圣经》的传播，这成为日后宗教改革的直接推手；在认识火药100多年后，欧洲人铸造火炮的技术获得明显提升，在充斥着军事冲突的15世纪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指南针也在这个世纪随着探险家跨越大西洋和印度洋而登上历史舞台。在莫蒂默看来，15世纪是一个“发现”的时代，人们不仅重新发现了世界，也重新发现了自我。

在《佛罗伦萨》这首歌中，流浪诗人格兰古瓦与主教弗罗洛以双重唱的形式提及了上述历史变革——有些已经发生，有些则在蓄力有待来日开花结果。历史的洪流势不可挡，指引人心思变，打倒旧日权威，树立全新秩序。这正是《巴黎圣母院》在艾丝美拉达与三个男人情感纠葛的剧情之外希望为我们传递的信息。

“他们告诉我人们已扬帆起航 寻找通往印度的航向”

“过去1000年最深刻的变化之一就是西方的扩张超出了欧洲的边界。”莫蒂默写道。航海技术早在12世纪就有所突破——在12世纪欧洲人就已经懂得如何使用指南针了——但莫蒂默指出，推动欧洲人扬帆起航的不是技术革新，而是金钱和政治探险决心（它们由《马可·波罗游记》等一系列描述远方异域财富的书籍煽动起来），地理大发现终于在15世纪下半叶时机成熟。

真正让世人意识到远航价值的是航海家亨利（1394-1460），他是葡萄牙国王约翰一世的第三个儿子、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三世的曾外孙。1415年，亨利说服父亲带领军队夺取位于北非、与直布罗陀海峡相对的港口休达（Ceuta），葡萄牙由此获得了在摩洛哥的第一个桥头堡。从1419年起，亨利每年都派船探索非洲更广大的地区，葡萄牙在海洋贸易和航海技术革新相互促进的过程中赚得盆满钵满。

1470年代，位于非洲大陆“腋窝”下的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岛被发现。1482年，约翰二世下令在黄金海岸上的埃尔米纳建立一个据点以保护葡萄牙在该地区的利益——这是葡萄牙人为经营其海上帝国而设立的诸多贸易点中的第一个。1488年，葡萄牙人找到了越过好望角的秘诀，发现了进入印度洋的航线。1497年，瓦斯科·达·伽马带领四艘船绕过好望角，抵达印度。这次航行的成功促使约翰二世的继任者曼努埃尔一世派出了另外一支包含13艘船的舰队。这支舰队虽然没能抵达印度，却意外横跨大西洋到达了巴西。全球性的大规模航海贸易至此初见端倪。

在莫蒂默看来，15世纪变化的主要推动者之一是航海家克里斯托弗·哥伦布。这位意大利航海家从1482年开始为葡萄牙王室服务，曾航行至埃尔米纳。他熟读托勒密的《地理学》，坚信从葡萄牙向西航行能够抵达中国。但约翰二世及其谋臣认为哥伦布对航线距离的判断有误（这一点他们是正确的），否决了哥伦布的航海计划。哥伦布遂于1492年转向西班牙王室寻求支持。当年伊莎贝拉女王和费迪南国王刚刚击败穆斯林人收复格拉纳达，龙心大悦的两位君主同意了哥伦布的建议。哥伦布虽然没能到达梦想中的中国，却发现了美洲大陆。

伊莎贝拉敏锐地意识到了发现“新世界”的重要性。1494年，在教皇的斡旋下，西班牙与葡萄牙签订《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Treaty of Tordesillas）瓜分了新世界，葡萄牙得到了基督教世界之外的所有陆地，但必须在亚速尔群岛正西方向的一条长370里格的直线内。1500年，欧洲的商人意识到从葡萄牙的海路运送大宗胡椒、肉桂和丝绸到欧洲，比沿着威尼斯人的陆路通道大包小包地运送更加便宜。国际贸易的地缘优势由此转换，将本属欧洲边缘的葡萄牙和西班牙推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

事过境迁，更能看清历史后果的我们应该注意到，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意义不止是帮助西班牙夺取海洋霸权那么简单。“哥伦布的发现最重要之处是，他摧毁了一个神话，即以前认为任何该知道的东西都已经被希腊和罗马人发现了，”莫蒂默写道，“哥伦布的发现毫无疑义地向整个基督教世界表明，没有什么古典学问是绝对的。他的发现，还有卡伯特和卡布拉尔的发现，把托勒密的权威撕成了碎片。因为，如果古代世界最伟大的地理学家都可能连一个大洲都没有注意到，那我们还能在任何事情上信任他吗？因此，15世纪的最后十年至少见证了一次认知革命：一种突然到来的崭新的思考世界的方式。它不受已有知识的束缚，并且事实上超越了已有知识。”

“那个叫古登堡的改变了世界的面貌 他在纽伦堡的机器每分每秒印个不停”

1455年，约翰尼斯·古登堡通过印刷术完成了足本拉丁语《圣经》的出版，这是欧洲历史上印刷术大规模应用的开端。然而彼时拉丁语是一门精英语言，大部分人都无法阅读，而且1500年之前出版的大部分书都很昂贵，印刷术的价值要在下一个世纪才会体现出来。

根据莫蒂默的统计，16世纪初，欧洲有大约250家出版机构，截至1500年这些机构印刷出版了约2.5万个版本的书籍，如果每个版本印刷500册，那么该有1300万册书在8400万人口中流通。

印刷术的爆发源于人们对本土语言版本《圣经》的巨大需求。《圣经》直至今日都是全球出版量最大的书籍之一，在当时，这是唯一一本让为数众多的人渴望亲自去读的书，人们希望能够亲自阅读和理解《圣经》，而不必再借助于牧师的讲解和布道，这样做能够在他人和上帝眼中提高自己的名望，增加死后进入天堂的机会。不同国家出现地方语言版本《圣经》的时间不一，到16世纪末，几乎所有欧洲国家都有了由本国语言翻译的《圣经》（除了葡萄牙和俄罗斯）。

印刷文字的普及带动了知识传播和识字人数的增加，这在有益科学发展同时打击了教会的权威。1543年，尼古拉·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出版，这本书的大量传播表明很多天文学家同时在讨论哥白尼的发现。教会当局无法压制这本书的发行传播，尽管他们希望继续维持“地球中心说”这一绝对真理。

印刷术大大改善了政府的社会治理方式。16世纪开始，几乎所有欧洲国家都开始收集记录境内人口的民事信息，如个人洗礼、婚礼和葬礼记录。在英格兰，政府开始要求保存大量文件材料：每个县必须保有地方法院的庭审记录；教会法庭必须保有遗嘱认证材料、财产清单和账本作为办案依据；教会为教师、内外科医生和助产士颁发执业执照；每个教区的公路巡视员需要保存维护公路钱款的收支账目；地方军事部门需要保留海防受训人员记录，以及兼职部队的供给项目及此项开支的征税记录。

印刷术还间接影响了妇女社会地位。尽管在大多数情况下被禁止在公共场合抛头露面，一些有头脑的女性开始意识到她们可以通过阅读来获取知识，一些知识女性则开始通过出版自己的著作来阐述女性对性别不公的理解。16世纪末，两性关系在意大利成为一个热门话题，一些女性作家批判了男性作家的冷漠无情。卢克雷齐娅·马里内拉（Lucrezia Marinella）在《女性的高贵与优雅和男性的缺点与邪恶》（1600年）中有力回击了过去作家对女性的歧视。同年，莫德拉塔·丰特（Moderata Fonte）出版了《女性的价值：女性比男性高贵和优越的真实揭示》，书中七名威尼斯女性探讨了为什么男性和婚姻似乎注定给女性带来不幸，如果女性保持独身将多好。

“路德重写《圣经新约》 世界正在分崩离析”

印刷术的另外一个重要影响是触发了宗教改革。1517年，德语版《圣经》出版逾半个世纪，人们焦虑地发现，《圣经》里描述的早期教会和现实世界的罗马天主教会迥然相异。教会推出赎罪券，宣称购买此物者能够免除罪恶进入天堂。但《圣经》中对此并无记载，人们合理地怀疑，这是否只是教会搜刮民脂民膏的借口，而非上帝的真实意愿？

1517年10月31日，维滕堡神学院博士马丁·路德在维滕堡教会的大门上张贴了一份包含95个议题的清单，公开抨击教皇为了修建罗马圣彼得教堂发行高价赎罪券的做法。路德坚称唯有上帝才能免除罪恶、决定炼狱中魂灵的归宿，质疑教皇的权威。这份公开抗议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印刷术的帮助下得到广泛传播。

1520年，路德被教皇宣布为异端分子，但社会氛围已经开始扭转，各种教派相继出现，以实践人们心中真正的信仰。1524年，黑森林的腓力（Philip of Hesse）是第一位把路德派教义定为州立宗教的政治领袖。1530年，宗教改革的影响力突破了德语地区，波及英伦诸岛、低地国家、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东欧，罗马教会的权威进一步丧失。1534年，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通过《君主至上法》，宣布英格兰君主才是英格兰教会的首脑，与罗马教廷决裂。1536年，丹麦正式放弃天主教会投向路德派。即使在那些当权者没有与天主教教会决裂的国家，新教信徒的数量也在不断增长。

“世界正在分崩离析”不仅描述的是基督教徒的精神世界，也是基督教世界的政治现实。一个路德没能预想到的后果是，国家之间以天主教和新教划分阵营互相为敌，同一个国家内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也彼此相残。这导致了欧洲长达100多年的战争，还有此后300年间欧洲政府对宗教少数派的迫害。对宗教异端的排斥在部分地区甚至持续至今。莫蒂默写道：

“宗教猜忌在16世纪下半叶加剧了民族国家之间暴力的紧张关系。对外国间谍活动的恐惧四处蔓延，政府于是开始监视自己的臣民……在这个世纪，随着时间的推移，天主教和新教之间的积怨越来越深。宗教冲突和政治异见纠缠起来，形成一种混合爆炸物，它威胁着人们尘世间的福祉，也威胁着他们通向天堂之路。”

宗教改革的另一大影响，是打碎了教会和国家之间的政治角力平衡，王权的重要性开始盖过教会权威。几个世纪以来，高级神职人员同时在政府内部担任要职，或在政治领域发挥不亚于君主的巨大影响力。比如13世纪的法兰西，12个贵族议员中有6位是高级教士；中世纪的德意志，3/7的选帝侯是大主教，他们选出德意志国王，许多国王继而加冕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529年以前，几乎每一任英格兰首席大臣都由主教或大主教担任。但这个情况随着宗教改革的发展而改变。教会人士不再能够独立行使政府职权，不再拥有制衡王室权力的权柄。世俗权力开始与神权结合在一起，欧洲君主掌握绝对权力的时代开始降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