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尔姆·托宾是一名屡获殊荣的爱尔兰作家，其作品涵盖小说、非虚构类作品和诗歌，著名作品包括《大师》《诺拉·韦伯斯特》和《煊赫之家》。托宾出生于韦克斯福德郡恩尼斯科西市，毕业于都柏林大学，现于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担任人文学科教授。他数部作品的背景皆设在其成长的恩尼斯科西市。根据其小说《布鲁克林》改编的同名电影在2015年获得了三项奥斯卡提名，该影片讲述了一位年轻爱尔兰女性离开故乡前往纽约生活的故事。本周，企鹅出版社出版了托宾的最新著作《疯狂、恶劣、危险：王尔德、叶芝和乔伊斯的父亲》（Mad, Bad and Dangerous to Know: The Fathers of Wilde, Yeats and Joyce）。
《卫报》：你什么时候萌生了写一本关于乔伊斯、王尔德和叶芝父亲的书这个想法？
科尔姆·托宾：2017年的时候，应埃默里大学邀请，我前往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讲授理查德·艾尔曼相关课程。这门课程主要为了纪念伟大的美国评论家以及《乔伊斯传》《叶芝传》《奥斯卡·王尔德传》的作者艾尔曼。从那时起，我对其笔下的三位作家产生了浓烈的兴趣。此外，由于我特别喜欢叶芝父亲约翰·巴特勒·叶芝所写的《叶芝家书》，我开始将乔伊斯、叶芝、王尔德和他们的父亲联系起来，并决定将此作为我下一部作品的主题。在那门课程结束的时候，我已经快完成这部书的写作了。
《卫报》：父亲和母亲时常是你作品的核心所在……
科尔姆·托宾：我对家庭和家庭成员所做之事都很感兴趣。事实上我并非有意着眼于家庭，这个话题在我书中经常出现，但都是顺其自然地出现的。我现在正在撰写的小说里面也会提及家庭。
《卫报》：令尊在你13岁时便逝世了，你在书中对家庭的多次提及是否与此相关？
科尔姆·托宾：我这一代人成长过程中往往伴随着和父辈的争论，他们会就民族主义和天主教问题争论不休，但这是我生命中缺失的部分。我一直想弄清楚如果这个过程发生过的话，会是什么样子。
《卫报》：莎莉·鲁尼、安娜·伯恩斯和艾米尔·麦克布莱德等新一批爱尔兰小说家近些年崭露头角，你对此怎么看？
科尔姆·托宾：我认为他们都是爱尔兰现代主义作家。从艾米尔·麦克布莱德身上，你可以看到她从乔伊斯作品中汲取了多少养分，还可以看出乔伊斯目前仍然能滋养当代作家。从莎莉·鲁尼、安娜·伯恩斯、凯文·巴里和迈克·麦考马克（Mike McCormack）身上，你会发现他们在写作形式和语言上的挣扎取舍，这种思考的再现实在令人惊喜。在非虚构类作品领域，这种思考似乎也在延续，西尼德·格里森（Sinéad Gleeson）的杰出散文集《星宿》（Constellations）便是一例。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很多，但我更愿意解释为由个人原因而起，而非政治或国家原因。你没法很好地解释，它神秘而迷人，不是由一连串政治事件直接导致的。
《卫报》：你现在大部分时间都在美国。如果你能要求唐纳德·特朗普读一本书的话，会选择哪一本?
科尔姆·托宾：我认为特朗普不适合读书。要是给克林顿和奥巴马荐书，你可能会觉得很有趣，但面对特朗普，你真的做不到。他似乎没有任何上升空间。所以答案是不，我建议他放过书籍。
《卫报》：你的床头柜上都放了什么书?
科尔姆·托宾：萨米尔·拉希姆（Sameer Rahim）的《阿斯加尔与扎赫拉》（Asghar and Zahra）。这部小说背景设定在伦敦，主角是一群紧密团结在一起的非洲穆斯林。因为我喜欢卡米拉·夏姆斯的《战火家园》，有人能关注现下英国境内的外来者，我对此类书籍很感兴趣。我床头柜上还有约瑟夫·奥康纳的《皮影戏》（Shadow Play），该书讲述了布莱姆·斯托克离开爱尔兰，结识亨利·欧文爵士并创作《德古拉》的故事，读来很引人入胜。然后还有西尼德·格里森的《星宿》。
卡米拉·夏姆斯 著 朱双南 译
大方·中信 2019-4
《卫报》：你有最喜欢的小说主人公吗?
科尔姆·托宾：我最喜欢《一个贵妇人的画像》中的主人公伊莎贝尔·阿彻尔，她在我心中的地位和包法利夫人一样高大。我也非常非常喜欢《曼斯菲尔德庄园》的范妮·普莱斯。范妮寄人篱下，但却通过自己的努力闯出一片天地。对那些远离故土前往他乡谋生的人和那些转学后不得不硬着头皮走进一个人也不认识的教室的人来说，范妮·普莱斯是一位守护神。
《卫报》：你小时候都读过什么书？
科尔姆·托宾：我直到九岁才正式开始阅读，所以我没有读过伊妮德·布莱顿的书，也没有读过《淘气小威廉》这样的书。第一次吸引我注意并让我觉得很有趣的书是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命案目睹记》。这本书讲了一名女子在火车上遭人勒毙的故事，我觉得写得非常好。我认为这本书的名字（4.50 from Paddington）是英语小说中最美妙的书名——再没有能超越它的了。11岁左右时，我喜欢上了另一位作家琼·普莱迪，他写了很多关于都铎王朝的精彩小说。我记得他的《被囚禁的苏格兰女王》（The CaptiveQueen of Scots），里面讲了玛丽一世的故事，特别特别跌宕起伏。
[英]阿加莎·克里斯蒂 著 戴亮 译
新星出版社 2014-12
《卫报》：你对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感兴趣，大家可能会对此感到惊讶。你的书架上还有什么书会让大家意想不到的吗？
科尔姆·托宾：其实不是的，我的读书口味真的，真的很好猜透。唯一可能让大家意外的是，我书架上的诗歌可能比散文多。因为我一直在读诗，想通过读诗了解世界上发生了什么。
《卫报》：诗歌对观世界有帮助吗？
科尔姆·托宾：确实如此。你想想看，过去二十年间，爱丽丝·奥斯瓦尔德（Alice Oswald）、 唐·帕特森（Don Patterson）和拉维尼娅·格林罗（Lavinia Greenlaw）等英国诗人其实经历了和当下爱尔兰小说发展一样的时期。我觉得他们写下了一些伟大的诗歌。
《卫报》：你觉得哪些书被高估了？
科尔姆·托宾：我不喜欢恐怖小说，也不喜欢间谍小说。我不读任何类型小说，真的，一本都不看。我只是厌倦了它们的行文，在里面我找不到任何韵律感。它空空如也，什么都没有；就像在看电视一样。
《卫报》：你平时真的不看电视吗？
科尔姆·托宾：我没有电视。每个人都在谈论美国电视的黄金时代，但我完全游离在外。除却在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期间，我会觉得没有电视很遗憾，因为我真的很想看网球比赛。那个15岁的网球小将科里·高芙（Cori Gauff），我挺喜欢看她比赛的。
《卫报》：除了《大师》中的主角亨利·詹姆斯外，你还会从哪些作家处汲取滋养？
科尔姆·托宾：有几个爱尔兰作家是我比较关注的。尤金·麦凯布（Eugene McCabe）是其一，他的《死亡与夜莺》写得很令人惊讶，黑暗而新颖。另外我还比较喜欢约翰·麦克葛汉（John McGahern）和约翰·班维尔，尤其是班维尔的《证据之书》。他们这一代人为我们创造了很多空间，启发我们作为小说家在爱尔兰可以做出什么。
《卫报》：如果可以选择一个人来为你撰写传记，你希望由谁来书写？
科尔姆·托宾：由林德尔·戈登撰写的亨利·詹姆斯传记和艾米莉·狄金森传记都写得极好。如果可能的话，我希望她能成为我的传记作者。她很擅长挖掘人背后真正的秘密。
《卫报》：最近你在《伦敦书评》上写文章提及你患上了睾丸癌，你现在身体怎么样？
科尔姆·托宾：去年10月底我结束了化疗，现在八个月过去了，我的身体状况很好，差不多恢复到患病之前的水平了。
（翻译：刘其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