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劳拉·卢克（Laura Look）和男友特雷沃·尤斯蒂（Trevor Eustis）决定变卖家当，改住在一辆名为卡洛斯·梵塔纳（Carlos Vantana）的房车里。他们打算花至少一年的时间来周游美国。然而在路上过了仅仅一星期，他们就在纳什维尔改变了原定计划。这对情侣被一间砖石小屋和一架顶上有和平标志的秋千吸引了。深入丛林后，他们发现了一排涂着迷幻色彩的巴士。实在是非常巧，他们误打误撞来到了美国最著名的嬉皮士自留地之一“农场”（Farm）。
《华尔街日报》曾经称农场为“美国村社的总发动机”。其创始人史蒂芬·贾斯金（Stephen Gaskin）来自加州，是个很有魅力的创意写作导师，他于服用麦角酸二乙基酰胺（LSD，一种无色无味的致幻剂，在多国被查禁——译注）的时候发展出了一套其追随者称为“节奏禅与佛教经济学（Beat Zen and Buddhist economics）”的哲学。贾斯金相信美国应当回到自然的生活。他曾表示，化学的避孕法和堕胎“有损于社会的纽带”。1971年，他与300名嬉皮士离开了旧金山，试图寻找一个可以过农耕村社生活和“带着尘土做爱”的去处。他们最终在田纳西州中部定居下来。一开始，他们住在印第安帐篷、军用帐篷以及从加州开来的学校巴士里，完全无视避孕、化妆、咖啡、肉类及理发之类的东西。每个人都郑重发誓要安于贫穷并放弃自己的财产。
到了1980年，农场人口猛增到1200人，他们同住在公屋里，家庭规模不断扩大（贾斯金的夫人伊娜·梅实行了一套颇为著名的助产流程），但吃饭的人越来越多，医务开支持续攀升，也让他们深陷债务危机乃至于几乎要失去这片土地。贾斯金被剥夺了权力，规则一下子就宽松了，希望留下来的人被告知他们必须找到工作并在财务上支持村社。大约有几百人选择了留下。如今这里只有200人。
美国历史上试图过村社生活的故事很多，从1840年代乔治·利普莱（George Ripley）的“布鲁克农场”（Brook Farm）乌托邦一直到1960年代佛蒙特州的“回归土地实验”（back-to-the-land experiments）一直绵延不绝，其中大部分都以失败告终。但如今“有意的生活”（intentional living，即有意识地遵循自己所秉持的价值观和信念来过生活，而不是随大流——译注）又复兴了。去年，健保供应商Cigna的调查表明，人们的孤独已经达到了“灾难性的级别”，鉴于拥有住房的梦想愈发难以实现，许多青年人开始谋求新的工作与生活方式。诸如WeWork这样的联合办公空间如雨后春笋般冒头。联合居住——1970年代发端于北欧——也同样开始兴起。从总体上看，据有意社群基金会（Foundation for Intentional Community）在全球范围内的统计，自2010年至2016年，生态村落、共同居住点和住房合作社的数目从679个增加到了1200个左右。
而农场也存续至今，这部分是因为它具有纪念一个逝去的美国时代的特殊意义。许多老一辈的移居者希望看到自己的社群能一如既往地延续下去，但作为社群运营主力的婴儿潮一代正在老去，新涌入的年轻成员又对一些成规提出了拷问。目前，他们的社群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它究竟是继续为新观念提供空间，还是会沦为大龄嬉皮士的养老场所？
在卢克和尤斯蒂正式踏上旅程之前，他们曾做过一连串的兼职工作，最近的一次是在缅因州南部的一处动物乐园里。农场这样的生活方式令他们感受到城郊小单间里的蜗居生活难以提供的联结感（connection）。“一下子就感觉像在家里一样。”卢克告诉我说。他们在那里遇见了不少千禧一代：打零工的人、助产士、一名对工作感到厌烦的银行经理、一名律师助手以及一名在树上建屋子的树艺师（arborist）。在他们眼里，农场更多是一个找到联结感和尝试新的生活方式的去处，而不是宗教性的避难所或者过田园牧歌式的退隐生活的地方。
千禧一代迫切地想要改变，但其努力在某些时候也会冲击到农场的传统习惯。“偶尔会有沟通上的困难。许多老一辈如今变得有点恐惧激进了，因为他们就打算在这里退休养老，并不想惹上任何麻烦，”与伴侣以及1岁大的女儿一同生活在农场的诗人、活动家迈克尔·贝耶（Michael Beyer）说，“不时会感觉有一些阻力。”
要留住新成员也不容易。为了能在农场生活，一些人必须到外面去干一些传统的工作——贝耶就经常去纳什维尔为Postmates公司送快递——但乡下总归只有很少的选择。住房也是一大挑战。卢克和尤斯蒂现在已经成婚，自从到农场以后他们已经搬了九次家，在巴士、小屋、拖车、联合居住空间和旅社里过着节衣缩食的生活。
新人的另一大难题，是其邻居在任何时候都可能说三道四。2014年去世的贾斯金曾鼓励居民一旦发现有不能按照社群规章生活的人就要当面指出。这种直来直去的方式经常让新居民难堪，那些尚不习惯与人当面对质的年轻人尤其不能适应。“婴儿潮一代不时会让新人感到抓狂，”在农场长大的马克·哈巴德（Mark Hubbard）说，“这逼走了很多人。”如今，40多岁的他与许多X世代（相当于美国的60后和70后——译注）的人一道，在农场里的新旧两代人之间扮演着居间调停的角色。
留下来的人相信，他们可以基于农场的根本理念——即永续发展以及过和平的合作生活的欲望——提出一幅未来的蓝图。“我们认识到，如今要在一个资本主义社会里过完整的村社生活，基本是不可行的，”贝耶说，“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在它之外一点一滴地巩固自己的生活方式。”农场里的千禧一代迫切地想要尝试一些激进的东西，但他们也从上一代人那里学到：在外部世界的各种体制里工作，与着力建设他们自己的内在生活乃是同等重要的。
本文作者Chris Moody是一名记者，目前正与妻子环游全美。
（翻译：林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