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基坦女公爵埃莉诺经常被描述为历史上最有权势的皇后之一。她是国王的妻子，是一位母亲和咨询顾问，她也是十字军战士、土地拥有者、艺术品赞助人，她的权势无比膨胀——起码在她的皇室丈夫、英格兰国王亨利二世的眼中正是如此——以至于他选择将她关起来。但如果，埃莉诺并非特例又将如何？如果她施展权力的方式和程度与历史上的其他皇室女性保持一致，那又将如何？
这一想法并不独特。几十年来，部分学者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例如女性考古学家乔伊斯·马库斯（Joyce Marcus）和琼·格罗（Joan Gero），但问题最终演变成了如何定义皇后权力的规范。在最近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新墨西哥州圣达菲研究所（Santa Fe Institute）的政治人类学家保拉·萨布洛夫（Paula Sabloff）尝试通过比较四千多年来五大洲八位身处前现代化社会的皇室女性的角色和政治影响力，来解决这一问题。
圣达菲研究所致力于研究历史的复杂性，并且能娴熟地处理这方面的大量数据。在过去的十年间，其研究人员将注意力转向人类历史，探讨我们是否可以通过汇总过去的数据并使用统计学的分析方法来辨识历史模式，从而实现对历史记录的解读。类似于“大数据”，这一方法在术语中被称为“大历史”（尽管“大历史”这一词汇也被用于其他方面），其倡导者也曾在AEON的文章中对此有所提及。萨布洛夫的研究只针对八个政体，因而尽管没有使用大历史的方法，但仍旧声称论文进行的对比具有足够的可信度。这是到目前为止，最接近于确立皇后权力规范的研究。
在一小群学生和科学家的帮助下，萨布洛夫在五年的时间里，基于十四个前现代化国家，建立了一系列的数据库。其中，有八个国家拥有足够的皇室女性信息可以进行对比。最古老的是古埃及王国（公元前2686-2181年），最年轻的是原史时代的夏威夷——一个从公元十六世纪开始直到1778年第一批欧洲人到达的社会。而年份位于二者之间的，有阿兹特克、印加、玛雅、萨巴特克、中国商朝晚期和古巴比伦的马里王国。这些文明有些是拥有数万人口的城邦，有些则是拥有数千万子民的帝国。有的实行长子继承制，有的则并不然。它们在继承制度、女性统治者、亲属联姻、性别分离等方面各不相同——这意味着每种性别都有其对应的统治者。简而言之，这些国家的世界是相互独立的。
然而，萨布洛夫说：“同样的结构忽然出现。”在所有的八个社会中，皇室女性至少在四个方面施展权力：她们影响政策；她们影响地位高于或低于她们的人的行为；她们充当中间人；她们寻找委托人。除此之外，她们经常参与确定王位的继承、社会的管理、联盟的建立、以及领土的扩充或保卫。其中，最强大的是女王统治者。这非常罕见——萨布洛夫的样本中唯一容忍她们的社会是玛雅人——但她们对于政治的冲击力几乎与男性同行一样多。在公元七世纪，尤卡坦半岛的科巴王国的K’awiil Ajaw女士（Lady K’awiil Ajaw of Cobá）统领了一群令人佩服的勇士和政治家。在她去世后，她留下了玛雅历史上最成功的王国之一。
哪怕被禁止担任最高职务，这些女性也很强大。在四个社会中，统治者的寡妇成为了她们儿子的摄政者，并拥有与男性统治者相同的政治决策权。中国的妇好（商王武丁之妻）在她儿子去世后，失去了正妻的身份，但她通过招募一支超过13000人的军队并统领他们参与战争，成功确保了自己的地位。夏威夷人实行性别分离，皇室女性的权力尽管受限于男性，但依然相当可观。她们控制了相同数额的财富，进行自己的交易，派发礼物，提议改进农业和水产养殖，并下令处决和赦免罪犯。
萨布洛夫的样本中，资料记载最丰富的案例是公元前两千年的马里王国（Mari kingdom），这要归功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法国考古学家从该城遗址中发掘出的近两万份阿卡德语文件。其中，大部分都是行政文件，但也包括了数百封兹姆里·利姆国王（King Zimri-Lim）和他的妻子以及已婚女儿之间的信件，这些信件揭露了她们之间是如何分配权力的。“这些都是活跃的女性，”巴黎法国科学研究中心的亚述研究者尼尔·齐格勒（Nele Ziegler）这样评价，他已经研究了几十年的语料库，“当国王缺席时，法庭上最重要的人是皇后，而不是其他任何人。”她指出，国王经常缺席，因为在那个时代，战争是十分常见的。
萨布洛夫迫使我们思考政治机构的意义。例如，在大多数情况下，女性对于自己的婚姻没有话语权。在政治联盟和领土持续变化的环境中，她们被男性亲属视作讨价还价的筹码。她们对丈夫言听计从，并通常被排除在战争和政策制定之外。但她们发现了其他可以施加影响的途径，其中的一些方法是男性无法获得的。
她们生下未来的继承人，当然，在许多社会中，继承是双边的——这意味着这可以通过母系或者父系。萨布洛夫说：“这些女性拥有血缘的力量。”她们对家族亲人保持忠诚，为他们从事间谍工作。一位阿兹特克公主烧掉了她丈夫的城镇，从而使她的父亲能更容易地征服这片土地。她们是法庭上的歌手和故事讲述者，利用这些艺术来影响行为——想想《一千零一夜》中的谢赫拉莎德。与此同时，她们常常垄断与神灵交流的权力。正妻代表丈夫咨询神谕者，传达预言或梦境。“关于主上所进行的军事活动的报告，”兹姆里·利姆国王的正妻希巴图（Shibtu）在给她身处战事中的丈夫的信中这样写道，“我询问了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关于主上您的预兆是非常吉祥的。”
萨布洛夫总结道，皇室女性经常能成功地建立政治机构，即使她们被视为兵卒而非当权者，她们的社会也允许她们这样做。她们所扮演的角色和所掌控的权力与男性同行有所重叠，但并不相同，而且女性将自己置于与男性不同的位置——有时甚至是竞争。因此，马库斯、格罗和其他人认为如果忽视女性的因素，我们将难以理解很多社会历史的变革。
在历史长河中其他皇室“姐妹”的参照下，埃莉诺的作为也并不显得特别与众不同了。不过，强大的权力常常伴随着巨大的责任，她们也会判断失误。在另一封给丈夫的心中，希巴图声称一位神谕者预见到了他对巴比伦国王汉谟拉比的胜利。汉谟拉比于公元前1761年洗劫了马里王国，兹姆里·利姆彻底地失败了，希巴图也随之沉寂于历史长河之中。
本文作者Laura Spinney是一位科学作家，她的作品曾在《经济学人》《国家地理》《自然》《新科学人》和《电讯报》等报刊杂志上发表。她的最新作品《苍白骑士：1918年西班牙流感及其对世界的改变》出版于2017年，现居法国巴黎。
（翻译：陈宛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