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刺猬公社 周矗
编辑|石灿
口碑极高的《这！就是街舞》第二季，迎来了争议最大的一次判决。
在第七期战队赛中，韩庚的态度大师战队两次败于易烊千玺的易燃装置战队，要直接淘汰四人。
在韩庚战队还在收拾落寞的心情时，选手重阳压抑不住愤懑，对着台下投票的观众评审怒吼 ：“你们喜欢看的是跳舞吗！”
图片来源：优酷截图
在他看来，观众投给的是热闹，而他们拼的则是技术。
这种“外行评判内行”的冲突，屡次出现在国内各大综艺中。从专业评审、流量明星，到现场观众评审，无论人怎么换，最终的判决结果总是难以让人满意。
屏幕外的人无法左右结果，只能甩上一句“这届观众不行”，悻悻而去。
国综越做越好了，评审真的越做越差了嘛？
观众到底想要什么？
“我不知道观众想要什么东西，他们的评判标准是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上？”
战队落败后，韩庚在节目中发出了这样的疑问。这个疑问，萦绕在整场比赛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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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轮比赛中，韩庚队与易烊千玺队用《Made in China》这首歌，分别跳出两段齐舞。最后，韩庚队以三票之差惜败。
《这！就是街舞》第七期媒体评审壹张叶子，把票投给了韩庚的态度大师战队。他认为，态度大师其实这一轮赢得很明显，但却输在了战略上。
在他看来，态度大师的这支舞编的非常漂亮：“舞蹈衔接非常漂亮，一重一重展开，层次分明 ；这里队伍散开是一个Freeze，马上又紧密衔接到下一个层次，纵收开阖，复叠交错；我曾经提到过我特别看重一种‘和谐’，即舞蹈的行进跟音乐的发展是紧密贴合的，无过无不及，一切都恰到好处，似乎并不存在什么问题 。这支舞就是这么个状态——舒服。”
相比之下，易燃装置战队的舞蹈相对薄弱，像是一个又一个炸点的拼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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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他们赢在了策略上。
壹张叶子回忆，在现场录制时，一队在跳的时候，另一队是可以进行“骚扰”的。易燃装置战队的舞狮、杂耍等设计，很容易吸引观众眼球，大部分观众甚至都没有好好看清态度大师的舞蹈。
“观众大多不懂舞蹈，非舞者观众能从舞蹈本身获取的信息是极少的，所以各种点子的轰滥炸地反而给出了许多鲜明的记忆点。”壹张叶子周围的很多媒体，都把票投给了易燃装置。
我也曾以观众评审的身份，参与过几档热门综艺的录制。
常规综艺节目的录制，是从下午到晚上。被选中的观众，需要提前几个小时到达录制地点签到，领取入场手环。此后，便会排队等待入场，一般在1-2小时左右。
综艺录制对现场观众有一个很大的考验：为了防止节目素材外泄，大部分节目组都不允许观众携带手机进场，手机通常会在签到后被统一保管。
等待入场时间就像一场“戒网大赛”，观众需要在完全脱离互联网的状态下，竭尽所能，消磨未知的等待时间。入场后，观众还要经历反复的等待与热场，热情与精力再次减半。
此时，他们最需要的，就是一场能“嗨起来”的表演。
这便能解释，为什么现场观众喜欢把票投给“炸”的表演，而不是“精彩但不炸”的表演。这和看Live表演相似，即现场观众能切实感受到的是气氛、情绪，表演内容只是点燃情绪的导火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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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则，他们会说，“等了这么久，你让我看这个？”
屏幕外的观众可就不一样了，他们吹着空调，吃着瓜，以“评委视角”去欣赏、审视这次表演。比起“炸点”，他们要的是一场完整的、绕梁三日的作品。
情绪可以人际传染，但暂时还无法打破屏幕的结界。
《乐队的夏天》专业乐迷、音乐先声创始人范志辉认为，现场音乐的气氛、冲击力会比电视节目更强烈，在相对固定的空间里会有一种包裹感。
但是播出后的节目，会将这些现场优势削减，也会将一些现场不容易听到的细节凸显，所以容易形成评价差异。
图片来源：豆瓣电影
现场和隔屏的差异，大概就像“网恋”与“现实恋爱”一样大。“屏幕里的人是冷的，但是现场看到的是活的。
综艺评审“放权”史
国内综艺节目的评审权，正在逐渐下放。
13年前，国内现象级选秀节目是湖南卫视的《超级女声》系列。在那个年代，专业评审一般由歌手、专业乐评人或行业人士担任。
他们可以在海选中筛选选手，并直接颁发PASS卡，还能在晋级赛中直接决定选手去留。
2009年《快乐女声》20强突围赛中，歌手包小柏与音乐人沈黎晖曾因某一位唱功颇受争议的选手，现场翻脸。包小柏认为这位选手的唱功没有达到基本水准，而沈黎晖却很看重她在写词上的才华。
最终，沈黎晖与几位评委还是决定让这位选手晋级。极度不满的包小柏则留下一句“她留，我走”，愤然离席。
2012年，《中国好声音》开启了“双选制”选秀风潮。
这档节目里，评审开始由非一线音乐人，变成了刘欢、那英等一线艺人。他们的名称从“专业评审”，变成了“明星导师”。
他们仍手握选手的“生杀大权”，但选手同样拥有了“反选”的权力。只有导师和选手“双向”选择彼此，选手加入该导师战队，才算是晋级成功。
导师与选手之间的关系，变成了老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选手们不但可以为该明星导师的战队出战，还能与导师同台合作。
比赛后期，导师不再拥有直接决定选手去留的权力，而是会综合现场99家媒体评审团的意见。不变的是，《中国好声音》与《超级女声》的评委在总决赛中，都没有决定权。
2017年，国内首档Hip-hop音乐真人秀《中国有嘻哈》中出现了一位新面孔，吴亦凡。
《中国好声音》的导师还都算得上是行业内的翘楚，但吴亦凡在说唱领域几乎是个“新人”。
他的出现，预示着国内综艺节目评审开始迎来“流量化”。他们的名字，也从“明星导师”变成了“明星制作人”。
随着赛制的“花样百出”，明星制作人的权力被进一步“下放”。进入到战队赛后，大多数比赛结果完全由现场观众评审决定，明星制作人没有可以单独决定的权力。他们只能依据比赛结果，选择队内成员淘汰、晋级。
2018年，《偶像练习生》《创造101》开启了“全民制作人”的新时代。
明星导师的资历被进一步弱化，有刚刚在综艺节目中出道的周洁琼、欧阳靖，也有同为宇宙少女组合的程潇做导师，孟美岐、吴宣仪做选手的奇怪现象。
图片来源：新浪微博@爱奇艺偶像练习生
这意味着，选秀节目不再是选手“一夜成名”的专利，也可以成为部分偶像“翻红”的利器。
在这些偶像选秀中，明星导师的“评审权”直接被剥夺成了“点评权”。他们只有在节目中帮助选手、点评选手的权力。而选手的去留、比赛的结果，完全由观众以及现场评审决定。
既然“评审权”被剥夺，明星导师的“专业度”便也无需纠结。所以，演员黄晓明成了《以团之名》的特聘导师，演员迪丽热巴成了《创造营2019》的发起人。这些曾令观众瞠目结舌的“跨界评审”，也因评审权的“下放”，变得不再重要。
到了2019年，《乐队的夏天》里的几位明星成了专注解说的“超级乐迷”，乐队去留主要由专业乐迷和现场乐迷评审团决定。《这！就是街舞》第二季里的战队赛胜负，也全由现场观众决定。
“专业评审”这一角色正在综艺节目中逐渐淡出，这或许是十几年前的选秀节目难以想象的。
而“全民评审制”，正在到来。
观众到底适不适合当评审？
非专业的观众，到底适不适合做专业选秀节目的评审？
与其说适不适合，不如说，这是综艺形式变迁的选择。从国内十几年的选秀“评审史”来看，观众做评委，是一个更有利的选择。
李诞曾在《吐槽大会》里，大胆地说过这么一句话，“选秀节目的评委，就是用语言艺术，把节目组安排的人选进去，并在需要挨骂的时候挨骂。”
这一句话生动地诠释了选秀评审权力过大的弊端，即观众对“黑幕”的质疑。
2017年，薛之谦曾在《明日之子》直播中罢录，并痛斥选秀“黑幕”。据他爆料，在虚拟偶像荷兹和新秀选手赵天宇中间，节目组曾在录制前告诉他，不要让赫兹输得难看，要他投赫兹一票。
选秀“黑幕”，曾经是选秀节目博取收视率的噱头。但随着网综时代的开启，观众有足够大选择节目的权力，各大节目制作方开始“反主为客”，想尽办法地去留住观众。
一旦观众发现，自己的选择和节目走向不同，便会马上弃之。“节目黑幕”在“流量时代”的商业模式下，是很难行得通的。
把评审权过渡给观众，既可以削弱节目组买通评审的嫌疑，让观众自愿为节目“买单”，又可以反映出市场更加真实的选择。
刚刚结束的爱奇艺自制节目《我是唱作人》，在观众评审的方式上又探索出了新的一步：节目里的101位大众评审，被要求在投票中全实名，并说出投票原因，把选秀评审过程进一步透明化。
用这样残酷的方式，主流音乐观众的喜好或将越发清晰。“我们要把什么是好的流行音乐交给市场，这是我们能做到的最大范围的诚恳和真诚。也是因为我们把这种所有的票面全部公开公正，来参赛的唱作人认为我们没有作弊的机会，所以他们才同意这样残酷的赛制。”《我是唱作人》总导演车澈说。
综艺节目是大众化的产物，而小众文艺形式要想“破圈”，就必须要接受大众眼光的审视。在这个维度上，专业程度上的“好与坏”并不重要，市场接受度才是根本。
“市场里的大部分用户也都不是专业的，专业不重要，重要的是要代表真实的市场。”范志辉认为，无论综艺节目如何设置，都不会让所有观众满意。所以，赛制未来的趋势，可能还会将更多权力还给受众，还给市场。
消消气吧，无论谁输赢与否，他们只是希望你开心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