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装团体通常依赖于暴力和散播恐惧来显示其力量和坚定性。但即便如此，他们也不时会为某些过错而致歉。
“新爱尔兰共和军”（The New IRA）日前就其在德里的骚乱中杀死调查记者莱拉·麦基（Lyra McKee）而发布了致歉声明。他们原本的目标是北爱尔兰的警官，该组织称其为“敌方力量”。
作为研究冲突的学者，我们（指本文作者Ioana Emy Matesan和Ronit Berger）都研究过一系列武装团体，例如民族主义与分离主义的解放运动，又如伊斯兰反对派组织。我们在西拉丘兹大学念研究生时住同一间宿舍，经常会拿一些未能按计划实施的袭击来作比较。随着时间的推移，拿轶事做对比的习惯演变为了对武装袭击的系统探究，旨在回答一个尚未得到充分研究的问题：叛乱组织是否会为其失误而道歉？
假如此类组织确实有就其行为致歉的意愿，我们希望了解的是它们何时以及何以会这么做。我们希望这将有助于我们在冲突中找到以谈判来解决问题的办法。
从威斯康星州到尼日利亚
为回答此问题，我们归纳出了诸意外的两大共同点：行凶者身份是明确的，过错是显著的。
仅当调查者、政府机构或对攻击有直接了解者提供了失败的计划的细节，且有可靠的新闻机构报道或政府报告时，我们才会称某些攻击为“显著过错”。这就排除了大量不符合上述标准的计划。例如，一份执行不力的计划可能是这样的：炸弹部署过早，或行动中出了差错，譬如弄错了目标建筑或个人。
我们排除了那些因不可预期的因素而出错的攻击——我们希望能分开因偶然机遇而引发的过错和因操作失误而导致的过错。此外，我们也排除了那些尽管依照计划进行但却事与愿违的攻击行动。
在检索了一系列数据库和报纸后，我们找到了109起符合前述标准的攻击。这些意外发生的时间和区域各有不同，最早的一起发生在1970年，当时“新年帮”（New Year's Gang）计划炸毁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陆军数学研究中心，但却误炸了楼下的物理系办公室；最近的一次是2014年，尼日利亚的“博科圣地”（Boko Haram）组织在实施自杀炸弹袭击时，于旧都拉各斯城（Lagos City）的一处加油站附近不慎引爆了一辆装有炸药的车。
在109起攻击中，有61起攻击是有组织宣布为其负责的，其中有致歉的攻击数目为22起。我们发现，即便是恐怖组织也会对公众的意见和风评有所考虑。
承认过错
当过错发生后，恐怖组织一般会采取措施保护其地位、风评和利益。譬如，研究企业、政府机构和医院如何对待过错的学者发现，这些组织通常会试图掩盖过错以及否认责任。
但我们发现，甚至于阿拉伯半岛上的基地组织（简称AQAP，基地组织在也门的分支）以及企图重新划定叙利亚与伊拉克边界、建立伊斯兰哈里发体制的“伊斯兰国”这类恐怖组织，也有公开就其过错致歉的意愿——至少有时如此。
譬如，2013年11月，“伊斯兰国”的士兵在叙利亚误杀了叛军同伙穆罕默德·法勒斯（Mohammed Fares），理由是他们以为后者是政府的支持者。事后，一名“伊斯兰国”的发言人发表了一项声明，请求谅解并呼吁“克制和诚意”。一个月后，基地组织派出自杀汽车炸弹和枪手，企图突袭也门的国防部。武装分子原本被命令不要以楼群里的军医院为目标，但有一名下属却没有照办。167名伤者中有4名医生和3名护士。37名平民和10名保安人员在联合行动中被杀死——包括针对国防部大楼的汽车炸弹、枪手开火以及发生在军医院的爆炸。此后，基地组织某头目公开表示道歉，提出“我们承认这场过失和错误。我们对受害者的家人致歉并表示哀悼”。
不过，大部分由组织实行且显然犯下了过失的攻击事件都没有以致歉结束。在61起有组织宣布负责的攻击中，约64%的组织从未提出公开道歉。例如，2014年3月，另一伊斯兰民兵组织阿富汗“塔利班”的士兵原本打算对喀布尔的一处由基督徒经营的日托机构进行突袭。然而枪手却错将隔壁当作了袭击目标，内有一家重武装保护的美国政府承包商。交火的结果是，5名袭击者当中有4名丧生，另有2名阿富汗平民遇害。剩下的一名袭击者自杀。“塔利班”未曾就此致歉。
1984年，准军事组织、旨在废止英国对北爱尔兰之管治的“临时爱尔兰共和军”（PIRA）企图暗杀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为此在其位于布莱顿的酒店的房间里安放了炸弹，但未获成功，彼时她正在参加保守党的年度大会。攻击后，该组织发表了声明，其中有一句著名的话，“今天是我们运气不好，但请记住我们只需要交一次好运——而你们则需要永远交好运。”
2019年6月7日，“新爱尔兰共和军”在宣称对贝尔法斯特的一场失败的汽车炸弹袭击负责时，使用了几乎一样的辞令。该组织乃是从“临时爱尔兰共和军”分裂出来的一系列组织的联盟，旨在抗议1998年北爱尔兰冲突各方之间签署的《贝尔法斯特协议》（Good Friday Agreement，也称“耶稣受难节协议”，为北爱和平进程的里程碑之一——译注）。
叛乱组织何时会道歉？
我们的预期是，有一定政治立场或者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组织将会更倾向于道歉，因为他们的生存可以说更依赖于公众的支持。我们的研究表明，一个组织是否承认过错并为之致歉，与意识形态或该组织的特色几乎没有关系。对过错的回应方式似乎取决于攻击本身的性质。
死伤越多，组织宣布负责的可能性就越高。每多一名死者，宣布负责的几率就会上升27%左右。不过，如果攻击的结果是组织自身成员的死亡，那该几率就会下降80%有余。
道歉也遵循同样的模式。当过错致使5名以上的平民伤亡时，组织提出道歉的几率会提升将近4倍。
公众意见举足轻重
以上论述表明，即便是刻意以平民为目标的组织，也会在意公众对其攻击行动的意见。当过错导致了平民的非预期性死亡，尤其是牵涉到女性和儿童时，公众的谴责可能会迫使反叛组织致歉。
譬如，1993年10月23日，临时爱尔兰共和军在其对手、准军事组织伍尔斯特防务协会（Ulster Defense Association）总部楼下的一家商店里安放了炸弹。攻击者本来打算给商店里的顾客留一些逃跑的时间。但炸弹提前爆炸，杀死了9名平民，包括2名儿童和4名女性。这起攻击当即引发了广泛且尖锐的公众谴责。1993年10月25日，《独立报》发表了题为《香基尔路爆炸案：伍尔斯特正等待着葬礼和亲英派的复仇》的评论文章，其中提出：公众认为，暴力损害了当时正在进行当中的和平谈判，也让天主教社群面临报复性攻击的风险。
临时爱尔兰共和军立即提出了道歉。新芬党（Sinn Fein）党魁盖瑞·亚当斯（Gerry Adams）称此次事件为一场重大的悲剧，并对此“表示完全而绝对的同情”，《独立报》1993年10月27日题为《伍尔斯特的危机：共和军爆炸案令亚当斯的权威蒙受质疑》的评论文章提到。这类敏于公众意见的行为，或许可以解释新爱尔兰共和军何以在公众谴责记者遇害一案后迅速致以了“完全且诚挚的歉意”。
上述案例表明，武装组织不一定仅仅打算传播畏惧和恐怖。它们是有可能对公众意见作出回应的——假如有风评受损的危险，它们还可能吸取教训并提出自我批评。
（翻译：林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