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一个世界公民的理想

撰文：朱与非·经济观察报书评

过去的几十年来，人们或褒或贬地给过于尔根·哈贝马斯很多标签：“现代性卫士”“交往理论大师”“国家政治文化的公共良心”“联邦共和国的黑格尔”“法兰克福的烈性子”，以及“德国思想导师”等等。2012年5月，他到维也纳被同时授予两个奖项——“埃尔文·查戈夫奖”和“维克多·弗兰克奖”——的时候，我远远地瞻望过他。当时83岁的他神情淡然，已经免疫于一切颂扬。他的先天破损的脸会让乍见之下的我感到吃惊，但也马上习惯了，对于熟稔霍金在轮椅上的形象的人来说，已经不会有更差的学者样貌了。

在活动的间歇，我既没有攀谈提问的欲望，也没有与他合影的欲望，一方面我免俗于这种学术追星的嗜好，另一方面，我当时已经对他极力推崇的“欧洲一体化”理想敬而远之。对于这位“现今惟一活着的世界级德国思想家”，我只是看一眼就够了。“法兰克福学派”（包括霍克海默、本雅明、阿多诺和哈贝马斯等）的社会批判是多角度、全方位的对当今社会生活的解剖和反思。他们把资本主义制度作为批判之所指的总称，并且援引了马克思等等一众思想家的努力，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是某个众所周知的运动的盟友。国内知识界广泛地以“谬托知己”的方式援引法兰克福学派，或许可以因此而部分地打开学术视野，但也总是因为动机因素造成更多的误解，或者说难以深入。法兰克福学派的资本主义批判应该被视为资本主义的组成部分，也就是吉登斯等人所谓的“自反现代性”的表现形式。

围绕着哈贝马斯的解读或者说“误读”也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比如说“公共领域”一度成为中国知识界的热议话题，而这被认为滥觞于哈贝马斯的代表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国思想界对于“现代性”这个话题的持续广泛的话语黏着性，恐怕也受到了这一批判理论学派的持续刺激——尽管似乎两者在讨论的是完全不同的“现代性”：在东亚，人们希望从前现代过渡到现代；在西方，人们希望克服自身的现代性危机，乃至于以一套“后现代话语”来反对现代性。这种时代错位的现代性讨论曾经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构成了所谓“新左派和自由主义”之间不大不小的思想波澜。

哈贝马斯在这个话题上的贡献汇集为一部《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他在其中既批判以巴塔耶、福柯、德里达为代表的“青年保守主义”，他们用后现代话语反对现代性，也批判以维特根斯坦、卡尔·施米特、戈特弗里德·贝恩和恩斯特·云格尔为代表的“旧保守主义”，他们主张“不如回到现代性之先的立场上去”。这两个保守主义的命名在当时和今天仍然让人觉得过于简单粗暴，不过由此而衬托出哈贝马斯本人的居中立场：对于一种“未完成的现代性”的殷切期盼。现代性对哈贝马斯来说是一个在有宪法保障的公共领域中基于交往理性而达成的理性建构方案。这个方案在联邦德国成立以来总体而言是成功的，而他本人也因为对现代性的坚定捍卫而被人们视为当代民主的导航人。

思想的根源

哈贝马斯是公共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他既是学者，也是时代精神的诊断人，他既在学院教书育人和发表大部头著作，也在报刊杂志与他人论战，小论文的结集也已经达到了12卷之多。学者要恰如其分地投入到他的生活世界中，承担起一份知识分子的使命。穆勒-多姆的《于尔根·哈贝马斯：知识分子与公共生活》作为一部传记，非常生动地诠释了哈贝马斯的这一公共知识分子的形象。

哈贝马斯在2004年荣膺日本“京都奖”的答谢词中，解释过他的思想和学术的动机。由于他患有先天性的唇腭裂，小时候不得不接受多次手术，并且即便这样，也不能完全消除说话时的鼻音。但是，这一缺陷并没有让他动摇对周围世界的信任，相反，“手术会唤发起依赖感，也会让我认识到自我与他人相处的重要性。到后来，人的社会性无论如何都成为了我从事哲学思考的出发点。……这种感受让我在思考人的社会属性的时候，把我引向了一些强调人的精神的主体间性的哲学观点。”越是有说话的困难，他越是体验到“语言交往作为共性的表层的重要性，没有它，我们个体无法生存。”这里几乎就是他后来的交往理性以及公共领域理论的直接渊源。

同时，由于他身体上的先天缺陷，早年遭受的歧视让他对任何形式的排斥都有一种道德上的敏感。在后来的生涯中，他在纳粹历史的“罪责问题”上从未放松过。他跟托马斯·曼和雅思贝尔斯一样，坚定地认为在纳粹问题上，无法区分“施害者”的纳粹分子和“受害者”的德国人民，战后的德国人要从整体上反思自身在纳粹罪行上的责任。这种道德敏感的另一后果，是对于民主的毫无保留的支持。哈贝马斯在民主中看到的是基于社会财富再分配的福利国家的优点，以及民主政府的宏观调控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矫正能力。这一倾向奠定了哈贝马斯作为左翼教授的基本道路。哈贝马斯说过，“愿为一切左的东西承担责任”。这是因为他看到了自己思想中的理性进步的因素，必然是与左翼更近，而与右翼自由保守派更远的。

从总体来看，哈贝马斯在一切争论中小心翼翼地维护了他理性客观中立的学者形象。但由于他不可避免的左倾因素，他的争论对手大多来自右翼保守阵营。在1977年“德国之秋”事件中，“红军旅”刺杀了一些德国的政经要人，整个德国开始反思学院的左翼思想是否为左翼恐怖主义提供了思想资源。此时哈贝马斯发扬了一种跟纳粹问题上完全不同的细分精神，认为将两者联系在一起是“属于集体迫害一样的煽动行为”。在东西德统一的进程中，他也阻挠人们将民主德国和纳粹德国并称的习惯性做法。这一切行动背后有一种象牙塔里的纯洁动机。在他看来，有一种基于交往理性的思辨可以把左翼理想和其它一切基于左翼思想而产生的恶果区分开来，而既然这种区分是可能的，那么这种思辨就可以保持为一种自足的理想，而成为有条件证成的结论。他当然也意识到，这种结论是“可错的”，不是“终极论证”，但对于理性的信赖不得不让他有所偏心地采取行动。

对于联邦德国的民主建设来说，如果必然会有来自左翼的竞争，那么，像哈贝马斯这样一个人物来扛起左翼的大旗，确实是德国之福。1978年，已经有“现代性方案负责人”之称的哈贝马斯接受采访并声称，当下左翼政策“有两大目标：一是最大限度地扩大政治参与，而是将剥削和权力剥夺减少到最低限度”。这其实就是迄今为止西方左翼的最大公约数。

“日神”哈贝马斯

倘若按照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关于酒神和日神的经典划分，那么，哈贝马斯就是日神，就是理性的苏格拉底在当今德国的还魂。他凭着对理性的坚定信仰和执著论证，带领人们来到明亮的阿波罗神的公共领域。他的理论或许可以通俗地概括为：没有什么不可以通过坐下来谈而解决。商谈带来的沟通和理解为我们在现代社会的繁荣创造唯一可信赖的桥梁。他本人不是现代社会的“话事人”，虽然他也参与公共讨论。他的角色，更准确地说，是现代民主的“话事人”制度的辩护者和奠基人。

20世纪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走向，是对理性和主体产生了根本的怀疑。哲学上的“非理性主义”和在认识论上反对主体主义，成为潮流。哈贝马斯早年借助海德格尔发现了西方现代技术统治的根本特性，借助雅思贝尔斯看到了普遍交往的可能性，并且他也受到伽达默尔的器重。但他在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工作和研究，让他最终放弃了存在主义的非理性思路。同时，借助对语言构筑主体间交流的可能性的认识，他也与认识哲学里依赖纯粹主体的意识分析拉开了距离。哲学对他而言，首先是一种语用学分析，由此，他赢得了一种新型的理性辩护方式。

在《交往行动理论》中，他借用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将语言的根基性作用与人对于世界的认识关联了起来。奥斯汀所区分的三种行为可概括如下：有所言；通过所言，有所行为；通过所言，有所为，进而生效。这产生了参与者和世界的三种关系，哈贝马斯用他之前揭示过的“三个世界”理论进一步阐明：作为实际事态存在的客观世界、人际关系得到合法调节的社会世界，以及行动主体自身可经历和感受的主观世界。对话的参与者所生活的世界构成视域，成为他们的共同背景。交往参与者无法脱离生活世界的视域。

在《启蒙辩证法》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主要探讨了理性被单一化为工具理性的原因和后果，以及启蒙运动在文明史上的失败。他们可以说是悲观地看到了理性的失败。而哈贝马斯却是乐观地看到了理性的必胜。他从技术批判和劳动社会学的视角阐述自己的观点，同时讨论了标准化生产和补偿性消费领域的异化现象。对于启蒙运动，他认为，“世界历史上的启蒙运动进程的反讽在于：生活世界的合理化为系统复杂性增长创造了条件，而系统复杂性过度增长所释放的系统命令超出了被系统工具化的生活世界的理解能力”。他的意思是说，理性的前进步伐总是过大，所以才会招来反启蒙保守势力的反噬。

哈贝马斯也曾多次批评法兰克福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马尔库塞的理性概念。马尔库塞完全从弗洛伊德的本能论出发在个体的爱欲范围内定位理性。马尔库塞说，“我们只能在理性的基础上形成共同意志，而不是相反，而理性或合理性实际上存在于本能中，即存在于阻止破坏性的爱欲冲动中。我把这个东西定义为理性”。相反，哈贝马斯认为，理性仅凭借语言而存在。“因此，合理性存在于安排非强制性的共同意志形成模式，亦即存在于非暴力条件下的相互理解的主体间性这一目的中。”

这位“日神”通过孜孜不倦的努力，获得了广泛的认同。2001年他获得了德国最重要的奖项之一——德国书业和平奖，其授奖词如下：“他始终以批判和积极介入的姿态，伴随着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成长之路......他作为新时代富有影响力的德国哲学家受到全世界读者的关注。”理性知识分子作为“日神”，乃是从根本上为社会的秩序提供信心保障，而这也恰恰是批判精神的日常能量所在。批判就是因为他们对自己有信心。

对于他这番信心满满的交往理性的论证，当然也有不少的反驳和犹疑。有一个简单的事实或许大家都观察得到：对立的双方，尤其是观点的对立，最不可能通过摆出真实的事实、立下正确的规范和拿出本真的态度，来达到共同的理解和和解。这在哈贝马斯身上也有例证：当历史学家们在2011年再次用纳粹屠杀犹太人的“唯一性”问题登门讨伐哈贝马斯时，哈贝马斯保持了沉默。出版商爆料了这件事，声称哈贝马斯也没有完全遵照他发明的对话理论。有些事情是没法遵循理性来争论的，更严重的是，有些事情是不值得争论的。

民主帝国的最终解决方案

2011年《关于欧洲宪法的思考》，是他对于全球背景下的民主政治的终极思考。在这里，他提出了“超越民族国家的治理”概念，并且把“欧洲一体化”视为近在眼前的、可欲可求的目标。这一想法就是将政治的公共领域从一国走向世界，同时，它也与哈贝马斯一贯以来对于民族主义的仇视相呼应。

欧洲的左翼思想家大多把民族主义视为纳粹的一个根源，并因而始终在寻找超越民族主义的政治理念。哈贝马斯宣称，如果有一种德国的爱国主义，那么只有“宪法爱国主义”。在康德“永久和平论”启发下的世界公民共同体概念，引导人们走出一国之狭隘国界，从而开展出一种“超国家的治理”模式。

哈贝马斯所希望的不是一个暴力垄断的世界政府，而是一个非国家性质的“多层级政治体系”。哈贝马斯称之为“没有世界政府的世界内政”及“没有世界政府的世界社会”。在这个民主的“世界社会”中，联合国作为现有的、作用有待加强的超国家世界组织，将为保障和平、捍卫人权和保护环境担负起主要责任。在联合国之外或之下，将有区域性组织负责世界内政，也就是说，这些组织“肩负的责任一方面在于，消除阶层分化的世界社会中的极端贫富差距，治理生态失衡，防止集体威胁，另一方面将着眼于实际的权利平等，通过展开世界文明对话促成不同文化间的相互理解”。

很显然，他在其中没有加以重视的是，维持这样一种理想的成本。这成本当然不仅仅是经济的成本，而且还有制度本身的成本。没有一种制度设计比左派制度设计更为鄙视金钱，他们对于金钱的概念一概视为邪恶，并且从不计较花费多少。同样的，在制度层面上的官僚化，它们不是视为腐败的根源，而恰恰视为政治理性化的前提。他们之所以始终能够骗取支持，无非是因为画的饼足够诱惑群众，而政客可以借此机会扩张权力。

对于民主制度，福山的“历史终结”并不是说，资本主义及其自由民主走到了尽头，而是说，它实现了自身，达到了完满。但是，哈贝马斯所描述的世界公民的理想，实际上却是在表达“历史终结”的另一个含义：这个理性王国要把自己逼入最后的解决方案中。民主的民族国家最终将变成民主的帝国，并且在帝国的合理化过程中结束自己的生机和活力。然而幸好，英国脱欧在事实上构成对哈贝马斯世界公民共同体理论的民意反驳。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在逐渐抛弃哈贝马斯，尽管哈贝马斯仍然健在。然而我们仍然要祝福他，他是一个诚实而让人敬佩的公共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