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背后的苦恼者：文字太廉价吗？做书不体面吗？

撰文 | 董子琪

编辑 | 黄月

豆瓣有一个话题叫做“文字编辑工作的日常”，话题的描述是“审稿、改稿、校对……你也在从事有关文字编辑的职业吗？”。在这个话题下面，有编辑写出了令人垂头丧气的回答，“两年编辑经验，最大的感受是文学性的丧失，文字很廉价。”“作者永远瞧不起动他们作品的编辑，而编辑永远会更钟爱一字不动的作品。”也有编辑汇总了那些常常被作者忽视的、他们只得一再修改、改到恼火的语法问题：“得的地”老是用不对，“了”字太多余等等。当然，该话题下也有一些颇具职业自豪感的回复，比如有人说编辑做久了形成文字洁癖，可以迅速分辨错别字，这可谓编辑工作所带来的积极结果。

除了文字编辑之外，也有一些文字周边工作者在这里输出了他们的苦闷——他们不编辑书，但需要做广告文案或新媒体运营，同时面对来自甲方和用户的双向的压力。截至目前，这个话题的浏览人数已有三十几万。另一个相关话题“我的对象是编辑”热度则更高，浏览人数过百万。豆瓣也由此被戏称为“含编量”很高的社交网站。

在百花齐放的话题之外，豆瓣还有一个叫作“重版出不来”的树洞号，接受出版社编辑的匿名吐槽投稿。这些投稿中有针对编辑具体工作环节的吐槽，比如编校问题、营销方法、版面和封面设计的问题，以及和作者和译者的对接；也有对于编辑乃至出版行业的自嘲和哀叹，比如吐槽编辑工作没有前途、工资堪忧，工作性质还是“为人做嫁衣”，对于爱书的人来说做编辑可能相当幻灭，“没想到这么体面的书，是用这么不体面的方式做出来的”——这些内容几乎可以看成对新编辑和准编辑的劝退宣言。

编辑这份工作到底是什么样的？在人人都能对“小编”呼来唤去的今天，在新媒体编辑成为不少大学生入门职业选择的当代，编辑还值得做吗？下面这几本书从不同角度道出了编辑的苦闷与彷徨。

大落差：文学的梦想与商业的现实

“我是一个编辑，也就是说，我每天至少要读十万字的文字垃圾……”远子小说《业余》的开场相当灰暗。小说主角是一个文学网站的编辑，他每一天必须对付大量的文字垃圾，以至于产生了文字超载疲劳。一开始，他还能靠着夜里读世界名著来洗眼睛，后来只好转向综艺娱乐节目，在哈哈大笑之后又心生悔恨。他的抱怨主要来自工作没尊严、工作内容没兴趣，以及行业生态糟糕。编辑跟餐馆服务员没什么两样，有作者甚至直接唤他“小编”。对于这种将自谦用语当成正式职业称呼的缺乏礼貌的行为，他很不满，也曾直接跟某位作者争辩：“你不会管你朋友的妻子叫贱内，管他的儿子叫犬子。”比起与作者周旋更折磨人、更让他痛苦的，是那些毫无质量的内容。他将那些生产“垃圾文字”的作者称为“从不随手扔垃圾的人”；更叫人气愤的是，不少读者对这些垃圾内容照单全收，他想，因为大家都是吃垃圾食品长大的，这些文字可能很合口味。

小说《业余》主角的抱怨，当然与其生存境况有关——他不得不依靠着这份他诅咒的文字工作活下去——另一方面，也或许是因为他起先对这份工作是心存期待的，他期望能够发现真正的好作者、编出真正的好书。

事实上，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美国，就有编辑做出了“珀金斯已死”（指20世纪美国文学传奇编辑麦克斯·珀金斯）的呼喊。在《编辑人的世界》收录的一篇文章中，编辑杰拉德·霍华德（Gerald Howard）写道，“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文科毕业生从高等学府中蜂拥而出，每个人都想找到一份我这样的工作——在一家声誉卓著的出版社担任大众图书出版人。”他很理解这份渴望，因为他也曾是他们中的一员，也曾对自己的编辑工作抱有幻想——公司将付给他一份优厚的薪水，供他阅读手稿并提出出版方案；这些手稿当然也是非常优秀的，凝聚了当代思想和言论的精华，他的工作就是从中筛选出可以出版的作品，将之变成图书，进入市场，最终到达读者手中，身为文化浪潮的推动者；他将在各个领域海阔天空地追求自己感兴趣的主题，他的同事也一定是“快乐、能干而且敬业的文化人”。

当然，在杰拉德进入到真正的编辑世界中，这些美好幻想即刻破灭了。现实是无法回避的，出版社是商业化运营的，编书的过程也并非“纯洁无瑕”。第一次参加编辑会议时，他提出美国作家桑塔格的《疾病的隐喻》值得被出版成书，这本书甚至可能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提名，而他的同事面露鄙夷地说：“哇，这下可以多卖很多本了！”这仅仅是他刚入行时遭遇的一盆冷水。

编辑行业做久了，出版界内部不为大众所知晓的商业内幕也渐渐呈现在杰拉德眼前，资金、促销、策略和商业意识都是编辑的工作。有时他满心渴望出一本书，却因付不起版税而被拒之门外；有时他看见某位文学名家禁不起版税的诱惑，抛弃了合作已久的出版社；有时他觉得出版和文学毫无关系，整个行业讲究的不过是权力和金钱而已。

这些看似“极端”的见解，似乎与远子小说中的那位主角相当一致，但不同于后者——那个仍执着于文学标准的主角（他想要脱离糟糕的作者和工作，成为真正的作家），杰拉德说自己通常会迅速调整心情，因为对编辑而言，需要调整心态的时候实在是太多了。美国出版业的大环境变动太大，“出版商更换合作伙伴几乎像方块舞中交换舞伴一样频繁……带着浓厚的资本主义色彩，”杰拉德写道，“编辑行业中几个宝贵的基本要素——时间、安全感、忠诚度，对文学、知识以及财物价值的共识都变得越来越不可靠。”在这个行业里，没有人有安全感。

小编辑：谋生的方式与写作的心愿

曾任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和社长的老出版人孙颙最近推出了小说《风眼》，讲述了80年代上海某出版社里的故事。小说里的一个故事是，出版社即将出版一系列关于市场经济的专题图书，这套图书可能会填补国内出版市场的空白、引发读者热议，但也可能引发难以估计的风险。究竟该怎么办？出版社诸位编辑陷入了两难境地。比起揭露出版内幕，这个故事更为有趣地展现出了出版编辑们的定位与互动关系。

主角之一是社里一位专精于学术的编辑，博士毕业，但因为他出版的书普遍偏向学术，“能卖上三千本算不错了，”所以他常常被人看作迂腐的、小家子气的、前途不佳的；而另一位主角编辑虽然只有本科学历，但善于自我兜售，对市场有敏锐的认知，长于疏通上下关系，还是某将军的乘龙快婿，被看成是出版界的明日之星。在小说中，这两位擅长不同方向的编辑经常作为对比竞争的对象出现，更有戏剧性的是，他们俩的竞争关系不仅体现在工作上，还体现在情感上——二人都对社里一位女编辑怀有爱意，而女编辑对后者的情有独钟也宣告了后者各方面的成功。虽然后来故事的进展也揭示出了这种成功的虚伪与局限性，但这种出版社内部“学术与市场”相互对立的设定仍然是有趣的。尤其是女编辑在二者之间的情感纠葛以及对这两人的前途掂量，仿佛也象征着这两股势力的此消彼长。

在远子的小说里，编辑部的内部对立也被呈现得淋漓尽致，一般体现为他笔下的主角与同事和老板的文学见解无法兼容。 在小说《关内》中，主角从看不到希望的北京离开、南下深圳寻找出路，他进入了一家主做诗歌应用的公司。其实，在面试时，他就已经察觉到了这种致命的文学与商业的分歧——公司老板相信诗歌的潜力，但其信念并非建立在对诗歌的热爱之上，而是相信诗歌仍有未尽的商业潜力可供开采，诗歌可以装点生活，诗歌日历、诗歌闹钟、诗歌窗帘都将大有市场。在公司的会议上，他又一次发现了自己与同事的不一样，“他们每个人都像文学理论教科书的编写者一样备好了答案，背诵出那些确定无疑的定义、标签和分类。”他忍耐着漫长的会议，到最后只能强行打断他们，又萌生出了辞职的念头。

在小说《朽坏》中，主人公又一次发出了对出版行业的哀鸣，公司既不愿意承担市场风险，更不愿意承受政策风险，他的同事以励志类畅销书为出版目标，而他的选题通过率越来越低。从这里辞职后，他又迅速进入了另一家图书公司，然而，在选题会上，大家讨论的仍然是市场，与前东家并无任何不同。

后来，他才明白自己的问题症结所在——“工作使他心烦，文学令他心累，要命的是，现在这两者还紧紧绑在了一起。”为了生存，他必须将文学当做生存的工具，然而一旦文学成了工具，这工具中就再无文学的成分，这其实也是远子在不少小说中反复探讨的问题之一。在《业余》这篇小说中，主角也经历了辞职——写作——回来工作——又想辞职的循环，正是文学的理想让他在与文字有关的工作中充满挫败、躁动不安，但生存又是无法依靠写作几篇小说来维持的，他始终陷于此地。小说《下山》也有着相似的底色，主角和朋友都认识到了工作的毫无意义消磨生命，然而辞职后他们又陷入了更大的空虚，还是什么都写不出来，他们彼此交谈“像两个癌症患者在互诉病情”。

主角已经明白，他们虽然拥有言谈的自由，却无法摆脱实际的困境，“毕业之后，我一度十分厌恶这种毫无用武之地的讨论。在生存压力的映衬下，它更像是一场滑稽表演。”他们别无办法，朋友最后还是考虑进出版社当编辑，他的职业逻辑仍然是文学式的：即使无法成为伟大的作家，至少可以成为一个伟大的编辑，此生发现几位在自己水平之上的作家，专门为他们出书，也是值得的。

去出版社做编辑，似乎成为了曲线救国、达成文学梦想的方式，然而这个建立于梦幻之上的逻辑，在实际的编辑工作中可能遭受严重的挫折，就像《风眼》以及《编辑人的世界》里所写的那样——决定一本书命运的，除却它本身的文学或学术价值，还有许多其他不可抗的因素。而在主角看来，他的朋友想要去出版社做编辑，是因为钱已经差不多花光了，生存是必须考虑的问题。

所以，做一位出版编辑，究竟是要为了文学毫不让步，还是为了生存可以部分地牺牲文学，这恐怕并不是一个彼此对立的单项选择题。话说回来，这其实也不仅是当代文学青年独有的困境，对于文学杂志《巴黎评论》访谈的那些大文豪与名作家来说，谋生路与致富经也各有各的曲折与心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