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土耳其-5 被遗忘的Kars

Ozgur再三强调我要去的这些地方里，甚至土耳其全境，Kars是最好的，Kars的Ani是最美的。我是如此信任他，所以当大巴停在一个乡下车站，全部人起身下车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这就到Kars了。

我环顾四周，这的确是乡下。没人说英语，一句也不会。我拿着手机上的旅馆地址给每个人看，几个男人商量了一下，其中一个点点头，摆手示意我别着急。几分钟后，一辆看着快要散架外壳已全部掉漆的小巴驶来，刚才的男人冲我招招手，让我上这辆车。

尽管一路上小巴的车门咣当响了无数次，似乎是一直被土路上的石子袭击，满满一车的人和货物总算是到了个像县城的地方。这就是Kars了，Kars省的首府，比凡城还破十倍，几乎就是个比较大的乡下，破败不堪，到处都乱糟糟的。这里让我想起我出生的小县城——似乎都比这有秩序一些。

它竟是帕慕克最钟爱的小城。他年少时游历全国，被此地的辽阔与美丽吸引，却又感到它的风貌与土耳其其他任何一个地方都不同，从此萦绕心头。三十年后，他以Kars为背景写了表达他政治立场的小说《雪》。此地气候严苛，冬天多雪，在土耳其语里，“Kar”就是雪的意思。书中涉及百年来充斥土耳其的各种政治、宗教、民族派别：亲西方激进推行世俗化的凯末尔主义，库尔德民族主义，马克思主义，原教旨主义，伊斯兰神秘主义苏菲派，什叶派穆斯林，亚美尼亚人。奥斯曼人用枪炮迫使这个国家戴上头巾信仰伊斯兰，五百年后，凯末尔主义者又用军队迫使它脱去头巾放弃伊斯兰。无论在哪种情况下，宗教之于土耳其人都并非自由选择的信仰，而是政治的副产品。这种世俗主义与穆斯林的冲突也是这六十年来土耳其政治的主要矛盾。评论家将Kars比作乔伊斯笔下的都柏林，称其为现代土耳其不安的缩影。帕慕克则认为这座城市代表着这个国家最贫穷，最被遗忘和忽略，却也许是最愤怒的群体。

我并没有读过这本小说。当同旅馆的波兰历史老师米海尔坐在一个土耳其披萨店跟我侃侃而谈帕慕克和土耳其近现代史的时候，我看着街对面残破的俄罗斯深灰色小楼，心想，这样一个小地方如何承载那么重的历史啊，一百年的时间，被三个完全不同的政权蹂躏。正如帕慕克所说，再不能找到像Kars一样，同时存在着亚美尼亚，奥斯曼帝国，沙皇俄国，阿塔图尔克四个统治痕迹的地方了。

我们去看近郊亚美尼亚十世纪的旧都Ani，Kars少的可怜的外国人都是为它而来。连我，米海尔，德国人Jonny在内，总共也就十个游客。那时是正午，烈日当空，光线强得不忍拍照。四周苍茫，只有风声，遗址经蒙古人的铁骑，地震，洗劫，仅剩几个残破的城墙和教堂，根本无法想象这是中世纪与君士坦丁堡相媲美的城市。大教堂壁画却是我见过最美的，与欧洲教堂里高高在上的神不同，亚美尼亚人的上帝显得非常可亲，具有人性。米海尔是天主教徒，他走到空荡荡的祭坛前单膝跪下祈祷。尽管这里早已被鸟儿占为巢穴，却仍有种宁静庄重的气质让我也无法端起相机拍照。

米海尔指给我们看峡谷对面，那就是亚美尼亚了。边境却是关闭的，要过去只能绕道第三国格鲁吉亚。一百年前，气数将尽的奥斯曼帝国屠杀了一百五十万亚美尼亚人。之后的历届土耳其政府都矢口否认，两国的世仇延续至今。和伊斯坦布尔的圣索菲亚大教堂一样，亚美尼亚人的一座教堂也被改成了清真寺，如今仅剩一面断墙。米海尔突然大笑，指给我看旁边的英文说明：十几年前，一个亚美尼亚祷告者假装游客来此地，背着炸弹把这个清真寺给炸了。

历史因其荒诞而显得可笑，我却笑不出来，突厥人的历史太重太复杂，不是一下能消化的。回城的车上，我把这些天来对土耳其政治历史和大选的困惑全倒给了米海尔。他已是第三次来土耳其，会说土语阿拉伯语，且常年关注伊斯兰世界。

“为什么土耳其人如此热心政治？因为政治折磨了这个国家太久，伤害大家太深，每个人都逃不掉。一会儿不让戴头巾，一会儿让戴头巾。戴头巾只是个简单的动作，一会儿就能完成，但头巾下面的信仰不是。人不是机器，没有那么容易改变。受西化教育长大的年轻人不承认自己的穆斯林身份，而大部分的穆斯林不能接受西方文化。这种冲突从底层显化到上层，就是大选。这次的结果来看，势均力敌，世俗化略占上风。”

“你把年轻人都关心政治看成是件稀罕事，是因为我们都习惯了欧美，特别是西欧年轻人对政治的漠不关心。欧洲二代三代移民的孩子有严重的信仰危机，他们不知道自己属于什么身份。他们的父母忙着在一个地方生存下来，顾不上告诉他们，也不关心。这种空虚遇到伊斯兰国的针对性宣传时，他们就找到了寄托。那么多欧洲的年轻人跑去加入IS，十几岁的女孩哭着喊着要嫁给IS的战士。这是一种病态，失去身份和信仰后的病态。”

“这也是我为什么欣赏土耳其，他们的年轻人仍有一种内在的能量，不管是穆斯林还是非穆斯林，有一种对土耳其的身份认同，并因此要为改变这个国家做些什么的热情。”

米海尔和Jonny都只住了一晚就走了，我成了五层旅馆里唯一的住客。一入夜街道就空无一人，寂静无声。十点多最后一次宣礼声，比平时还长，也许因为斋月将近。在Kars我得到来土耳其后最好的睡眠，于是待了四天三夜。每天去同一个餐馆点一样的豆子汤，蔬菜沙拉和奶酪披萨，每天喝五杯土耳其红茶，吃一斤樱桃（其中半斤分给旅馆里的各种人）。有一天经理跑来宣布，全城只剩下我一个外国人了，今天中午要在旅馆大堂（其实就是个小客厅）宴请我，打发前台小弟出去给我素菜。吓得我感觉自己承担了本地所有GDP指标任务，赶紧跑出去又买了一堆樱桃，折合人民币3块钱。——离开Kars后再没吃到更甜的樱桃了。

经理和老板都是库尔德人，除了清洁女佣是阿富汗难民，整个旅馆的工作人员都是库尔德人，有投票权的人都投了HDP。旅馆的电视永远锁定在新闻频道，大堂的茶几上总是一大叠最新的本地报纸。我乐于和大家聊天，却没人能说像样的英语。英语相对最好的经理完全没有语法概念，总是说出一堆词，我得去猜什么意思。他跟我讲旅馆的阿富汗女佣Tuba:

“28岁。两个孩子。大的那个14岁。丈夫。42岁。阿富汗。塔利班。去伊朗。伊朗走路过来。丈夫，出去那条街角擦鞋。孩子上学。不够钱。来旅馆工作。丈夫。也许50岁，也许60岁，完了。她再嫁。再生一个。”

“他们来土耳其是合法的吗？”

“合法？走路过来的。一家人走路。”经理似乎听不懂“合法”这个词。

“为什么来Kars呢？这里也很穷啊，没有什么工作机会。”

“离伊朗近。穷。没人管。没人在乎。”

没人在乎的Kars成了我最喜欢的地方。下午太阳最烈的时候我躲在旅馆看学校的reading，做旅行笔记，四五点出去暴走。我总是远远看着山上的城堡却从未走上去过，经理说那里有军队，Kars人不爱去城堡。Kars人爱去大清真寺前那片空旷的草地散步，傍晚孩子们在那踢足球，年轻人坐着看书。街道两边的玻璃橱窗整齐排列着大面包，大蜂蜜，大奶酪，都是日常所需。坐满人的茶馆，喧闹中带着安详。Kars，似乎与帕慕克笔下那个冲突与暴力的世界相去甚远。

直到我在去城堡的路上遭遇了一个试图抢我钱的库尔德小孩。

不远处就有一大帮孩子在河边踢球玩耍，但他却独自坐在一个台阶上。他应该不超过十二岁，很瘦，很脏。他说：“hi。”我也回他：“hi。”

他走过来，开始跟我说话，说的是库尔德语。看我听不懂，他开始重复，一边重复一边开始掏我的小包。我有点惊讶，不知道他要干嘛，就任由他从里面找出我的钱包，打开拉链。他迅速的看一眼，抽出一叠土耳其里拉，他没有碰欧元，大概因为不认识。他继续和我说话，警觉的看周围有没有路人，一边往台阶上走。我意识到他要把那些钱占为己有，开始着急的跟着他，要他还回来。他一只手挡住我，另一只手紧紧把钱攥住。

我也停下来看是否有路人可以求助。一对小情侣牵着手正走过来，他们好奇的看着我们，停下了脚步。我问他们会说英语吗，女孩摇摇头：“我不会说英语。”我指指小孩手上的钱，只指指自己。他们开始用土语和那个小孩交谈，态度温和。那个小孩似乎在解释什么，我不知道，但觉得他放松了警惕，就一把从他松开的手里把钱夺了回来。小情侣在继续和他交涉，谈话的内容对我来说是个谜。过了好久，女孩忽然对我说：“Hotel？”我找出旅馆的卡片给她看，他们又商量一会儿，拉着我要送我回去。

那个库尔德小孩跟了我们一会儿，就走回台阶上坐着，盯着我看。已经日落，河边玩耍的孩子都被大人叫回家吃饭了，但他只是独自坐着。他的眼神非常空虚，没有神采，也没有任何温暖的人性在里面。我想起Isa曾厌恶地说：“他们是恐怖分子，是动物。”我并不厌恶他，甚至想过把钱给他——既然他真的那么需要。但这是不对的，是纵容犯罪。我非常不安，整个旅途中唯一一次感到不安。他在我脑子里挥之不去，不愉快，甚至沮丧。直到现在写下来，才意识到是Kars在对我示现它的另一面，那些日常琐碎中隐藏的真相。

我几乎把Kars的每条街道都走了一遍，胡乱的没有规律的走，每次在觉得快迷路的时候总能看到旅馆旁边的集市。它什么都有，都是生活的必需品。每天清晨开市，人来人往，日落关张。米海尔曾和我赞叹，“你要是在这个城里迷路，随便走总能走到集市，因为它是这个城的心脏。”最后一晚结束暴走，我又回到集市，已经关了，鸽群随着宣礼声在上空不断盘旋。我感到这个野性凌乱的小城和瓦拉纳西有些相似，都拥有一种内在的秩序，瓦拉纳西是恒河给予的神性，Kars则是最简单的，生存下来的欲望。

我给Ozgur留言：Kars与土耳其那300个电视频道上展示的中产阶级生活相去甚远。我不知道你看到的和我看到的是否一样，但我同意你的话，Kars是最好的。

旅馆的大堂里挂着一张Ani的雪景，美的让人当下平静。我和那张照片约定：有天要回来看Kars的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