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南都观察 陈美丹
01
我的家乡是四川省凉山州甘洛县玉田镇则拉乡磨房村，这个冗长地址也写在我的身份证上，而在当地，大家习惯叫那里磨房沟。沟字确实不假，村庄坐落在两山的夹缝中，一条小河从山顶弯弯曲曲地延伸到山脚的坝子，到冬天，就只剩下一道突兀的沟壑。
磨房沟是我父亲的老家，在十岁之前我未曾与它谋面。我第一次回到那里是2005年，交通工具能够到达的最远的地方就是山脚下的省道线，通往隔壁县的班车在磨房沟的入山口把我们放下，接下来的山路就需要我们老老实实地走上去了。沿途经过一个名叫“差达”的村子才到“磨房”。
磨房村确实有一个水磨房，用于全村甚至是附近村落的人打米磨面。全村只有卫生院是砖砌的，其余房屋外墙夯土，篱笆隔间。年轻人不太会说汉话，老一辈对汉语更是一窍不通，在这里通行的语言是藏语和彝语，汉语是一件时髦的事情。
大多数人家都在家种地，但是他们的地不像山底下的汉族一样就在村子附近，这里仍然保持着“刀耕火种”的习俗，山地在比村子更高的地方，去一次往往需要凌晨三四点就起床。
我和父亲住在堂哥家。堂哥和堂嫂是组合家庭，家里加起来一共有五个孩子，在读书的只有最小的那个八岁男孩，最大孩子的不过二十岁。没有读书的孩子已经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每天砍柴、割草、照顾牲畜……农忙的时候还要种土豆，种玉米。闲时就在院子里喝酒，晒太阳。
平淡的生活下涌动着很多新鲜的想法，许多年轻人因为去县城读书，去成都打工，接触过外面的世界。如果你问一个十三四岁小孩的梦想，多半是想去成都打工。此时的磨房村，虽然开始有人出去，但是离家并不太远，比如坐上火车四五个小时就能到的成都，二十岁上下的年轻人最容易感受到这种来自外界的吸引力。
通往更高山上的土路有来往的马匹，驮着货物沿村交易，偶尔去山下坐慢车（成昆线上绿皮火车的一种，速度非常慢，遇站就停）去甘洛县城赶集，这样的日子一定是过春节，和火把节之前。
还有更多的人没有下过山，他们的生活围绕着这个半山腰的村子和附近的半山腰的村子展开，走远了就不是自己人地盘，解放前“抢娃子”的噩梦还困扰着他们。
在这个藏族村庄的老一辈人眼中，山底下的汉族都是狡猾、诡计多端的，和他们打交道一定是会吃亏；而更高、更深、更远山上的彝族则是野蛮的，不讲道理的，这两种人群都没有来往的必要，去成都打工更是鬼迷心窍了。
村子里的两百多户人家做梦也不会想到，有一天，热闹的大村子会人烟稀少，而山下的坝子，甚至更远的地方会有他们的一席之地。
02
第二次回家是2014年，堂哥的大儿子结婚。距离上次回老家已经过去9个年头。彼时村里面的年轻人只有在春节和火把节才会回家，更多人永远地离开了这个村子，选择在山下的县城或是成都、绵阳这样的平原区域附近定居。
向来寂静的山村因为春节和婚礼变得热闹起来，大哥家的房子仍然是未经修葺过的土房，只是在后面的菜园里另辟几间毛坯房，刷上一层白石灰，贴上几个喜字，就可以算作婚房了。
新娘从大约300公里外的彭山嫁过来，也没有介意婚礼草率，她才十多岁，还是个半大的孩子，新娘妆粗糙地糊在她脸上。像候鸟一样出去寻找食物的年轻人此时终于回到家乡，他们在婚礼上痛快地喝酒、唱歌、跳舞。在外面的日子，他们些或多或少地沾染上城里人习气，从发型到穿着都紧跟潮流，往往在颜色和款式上使人大吃一惊。
村里的老人仍然没在旧世界中转过弯来，觉得山下的汉人简直欺人太甚，自己的孩子又太不争气，怎么黑头发出去，都红头发黄头发回来。
年轻人在火锅店和工厂中培养着自己的审美，从小在颜色和布料上赤贫的他们在五光十色的城市中晕头转向，但最后都几乎一边倒地迷恋上城里人的穿着打扮。他们企图用城市的颜色来装扮自己，这样奇怪浮夸的风格反而在两个世界都格格不入。
稍微年长的一些的青年，他们工作的地方则是内蒙古的砖窑，山东的渔场，广东福建的工地。粗野的生长方式下他们唯一的优势就是一身力气。通晓汉语，懂得外界人情世故的年轻人往往摇身一变成为小工头，组织村里的人远赴几千公里外的地方打工。
运气好，吃几年苦，挣点钱去山底下买个房子。运气不好，落下一身病痛，甚至命丧他乡。
堂哥的大儿子正是工地大军中的一员，他挣了五六年的钱，到了快三十岁的年纪，再加上父母兄弟的资助，才勉强完婚，对方心智上还有些“缺陷”。
堂哥剩下的三个儿子也在婚嫁市场上毫无竞争力，更别说我的另外两个堂哥，快四十了仍然没个着落。全家五个光棍，难免落村里人闲话，堂哥为此气出一身病，进了好几次医院。两个兄弟，三个儿子的婚事压在堂哥肩上，堂哥的心就像家里的老房子，也成了危房。
大儿子结婚总算让堂哥松了一口气，堂哥守着老房子过了大半辈子，他站在院子里向我比划着这地以后是老二的，那里是老三的，还给两个弟弟也留了块地，不大的院子让堂哥分成五份。
老大在旁边哭笑不得：“哪个还回山上住啊，你自己留到种洋芋。”
“有本事就带着你老婆在外面打一辈子工，我看你爹妈都不要了！”
说罢堂哥问我以后回不回来，给我也留块地。不等我回答，他叹了口气进屋，拨弄着火塘里稍得火红的炭火，好让茶壶的水烧得更旺些。
壶里有三四十个鸡蛋，是下山的儿子、兄弟在去广州、去山东路上吃的干粮。
如果没有意外，老大和妻子的后半辈子会辗转各个工地，遵照大多磨房村青年命运的轨迹，他们的生活不再和土地有关，他们把年轻，把血汗，把眼泪都交给了城市。而他们的父母在这里老去，他们即将出生的孩子也会在这里长大。
03
最近一次回家是2018年春节，这次我们的面包车直接开到村口，从山下到磨房村第一次打通了水泥路，这条水泥路向山后更远更高的村子。堂哥家条件困难，享受了精准扶贫政策。“享受”一词让人讶然，不过指标少，穷人多，能成为精准扶贫家庭确实是一件难事。
众人争当贫困户的局面下，性格泼辣、能在村干部家威胁哭闹的女性让村长书记惧惮，不得不给个指标；村长、书记的亲属也因为“家里实在困难”而得到优先考虑。堂哥老实木讷，来人走访家庭条件，连根烟都没递过，这次轮得上，让人有些意外。
堂哥家的新房子在村口公路边，以前他天天守着老房子发愁，现在天天蹲在尚未完工的新房子前面发愁。这二层小楼大大小小六间房，除了堂屋和厨房，能摆下床的也就四间，一家八口人，怎么住成了新的难题。
老大这次回家带着儿子，堂哥抱着三岁孙子笑呵呵地说：“以后房子修好了，阿布（爷爷）就拿一间给你。”
堂哥不知道老大和他的弟兄们只是把这新房子当做一个体面结婚场所。他们拿出国产手机点开短视频软件，对新房子一边说话录了一段小视频。“老铁们，回老家了，新修的房子啊大家路过的点个双击666。”
像这样的二层白房还有十多户。盖着茅草的土房快要倾倒，冬日的大山毫无颜色，稀稀拉拉的白房子白得有些突兀。
“村干部说，以后这些房子都要刷成藏式特色，以后我不挖地了，专门卖啤酒。”堂哥闷头想了一会儿问怀里的孙子：“你说，明年还是后年？”
在旅游村寨开发落实之前，“留住人”的政策在磨房村作用甚微，况且这个规划布局也止于听闻。务实的年轻人年复一年地出走，汽车和火车把他们送往成都，送往广州，送往内蒙古。他们投身工厂，餐饮行业，建筑工地……错过了读书，结果打工改变了他们的命运。
而留在村里的人像堂哥一样对年轻人的离开感到无奈，对村庄的凋敝感到无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