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莉谈新作《大树小虫》：当我的年龄达到能看清祖辈，我想我该动笔写这部长篇

记者 | 徐鲁青
编辑 | 黄月

“每个作家都想写一本厚重的书，这是一个心愿，也是一个幼稚的梦想。”在日前举行的新长篇《大树小虫》新书对谈会上，作家池莉说，“当我的年龄和写作的视线能够达到看清楚父辈和祖辈的时候，我想我该动笔写这部长篇。”此时距离她上一部长篇作品《所以》问世，已经过去了十年。

同以往关注琐碎家常、淡化社会关系的“新写实主义”风格不同，池莉新作《大树小虫》是一本叙事更为宏大的作品，时间横跨百年，塑造了两个家族里的十多个人物，讲述了三代人的命运故事，这些故事也串联起了一个个重大的历史事件。从构思到出版，池莉为这本书花了近十年时间。十年来她很少发表作品，也几乎不对外露面。在新书对谈活动上，有读者问她这些年除了写书还在做什么，“我种菜，”她答道。

“我想写出人与人之间如量子般的纠缠”

《大树小虫》的扉页上写着这样一段话：“一只盲目的甲虫在弯曲的树枝表面爬动，它没有注意到自己爬过的轨迹其实是弯曲的，而我幸运地注意到了。”这句话是爱因斯坦对广义相对论的通俗解释，也是池莉创作灵感的来源，更是整本书的题眼。“大树小虫不是我自己的思想，我是借的爱因斯坦的思想，我觉得我的思想力是不够的，”她在活动中提到，自己曾被量子力学的观点所震撼，这本新书正是试图从一个人文的角度来诠释它。

《大树小虫》书写的既是当代年轻人的一场婚姻，也是三代人的跌宕命运，男女主人公都出生于优越的家庭，他们的人生被家人安排得一帆风顺，两人的自由恋爱与一见钟情也是在众人运筹帷幄、通力配合、精密部署之下实现的。这场婚姻从来都不只属于他们两人，生活被来自外界的诸种力量牵制。池莉用量子定理比喻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她觉得量子是最复杂的，可以在多个地点以任何状态同时出现，难以被看透，“人与人之间复杂的关系就如同量子的纠缠，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人的一生中所有事都会被身边的人所影响，人们就在这样的生活里，一代一代坚韧地活下去，她觉得这样的状态很像爱因斯坦的那段话，池莉说，“生活就是一棵巨大的树，我们人类都是小虫，在奋力地生活，奋力地爬行，但是也许从宏观上看我们爬行的轨迹真的是弯曲的，人们以为向上的时候实际上可能在向下。”她希望借助量子理论来映照生活的复杂，以及这一复杂中恒定不变的东西。

“说得清楚的叫观点，小说应该有说不出来的东西”

在对谈会上，文学批评家阎晶明和作家笛安也与听众分享了自己对这本书的理解。

阎晶明坦言，他并不认同“《大树小虫》是一个描写两个家族三代人百年历史”的说法和宣传。“我觉得这本书是说今天的生活，但是在过程中不断地去回溯父辈与祖辈的历史。（这本书）给我最强烈的印象，还是当代的生活。”他认为整本书最着重于写年轻人的生活，这是在对今天生活的描写中触及过去，在今天和昨天之间，相似的命运就这样一代代流传了下来。阎晶明提到，自己在刚拿到这本书时很好奇，池莉作为一个中年作家，是如何可以坚持写完这40万字、以80后年轻男女为主角的小说的，毕竟这个群体对于他们这一代人而言十分陌生。但他在读完小说后发现，池莉写的是不管哪代人都会在生活里遭遇的、永恒不变的东西，“人正是在和这些东西的较量与融合中，产生了很多故事。”

而这些永恒不变的东西，在阎晶明看来具有一种超越性，正如同爱因斯坦的那棵大树，所有人都依附其上，无法挣脱。“不管你的身份，不管你的出身，不管你的经历，不管你的地位是怎么样，最后在生活面前都有一种绝对的平等，谁也不能逃避，谁也不能逃过，这就像宿命论，”他说，“但是，这又是生活。”

在生活里，每个人都会遭遇同样的问题，“能不能自由恋爱、能不能自主决定生孩子、生几个孩子，生了女儿是不是还要生儿子——其实既是一个人的事，也是很多人的事，每个人都不是为自己而活着，这是最简单的道理，蔓延在我们的生活中。”阎晶明用《荀子》中孔子观水的故事来比喻生活，在这则寓言里，子贡问孔子为何见到水就会停下来观看，孔子答到因为它川流不息而且遍布四方，使生命生生不息，不管它流向低处还是流向曲折，都会沿着自己的水道去走。他由此展开说，“水的道理就是生活的道理。生活就像东去的大河一样，不会因为任何东西改变，身处其中的人尽管走得弯弯曲曲，但是始终都在前行的路上。”

笛安的看法同阎晶明有所不同。她认为，在《大树小虫》的故事里，每一代的人们都往下传承着一种对生活的恶意，每个人都是痛苦的。她以书中催生二胎的情节为例，当女主人公始终无法如婆婆期待的那样再孕育一个男孩时，她在家中的地位已经变得岌岌可危。笛安觉得，女主角这时已然清醒地明白自己的处境——“所有人都觉得我能够借助这个小孩重新开始一次，但我也清晰地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她对比了《大树小虫》与池莉写于上世纪90年代初的作品《太阳出世》，两部小说对于生育的叙述完全不同。《太阳出世》写的是一对年轻夫妇的故事，从婚礼当天直到孩子一周岁生日，刻画了他们在生养下一代过程里的成长和收获，按照笛安的话来说，是“讲一个小孩怎么让这对年轻人变成大人”。《太阳出世》中写到：“多么调皮多么轻浮多么无知多么浪漫的一对年轻人，因为一个突如其来的小生命悄无声息地慢慢变成稳重的成年人。从以前他们不知有爱，现在他们对你对其他孩子对老人对所有人都充满爱意充满宽容，自然，会爱的同时也学会了恨。”笛安在对比之后说，《太阳出世》整本书充溢着一种扎实的幸福感，而在《大树小虫》里，生育的属性是痛苦的，年轻女性被父辈当作一台生育机器，孩子不过是她被推着走的一个无奈选择。

对《大树小虫》的不同理解，在阎晶明看来是由于他们所处年龄层的差别，他说，“笛安和男女主人公是同龄人，会更偏向从他们的角度来解读。”二人之间的解读差异正应证了《大树小虫》的复调性特点，一本好的小说应该具有复杂的指向与面向，正如笛安所言，“我觉得文学作品是应该有一些难以言说的东西存在，说得清楚的就叫观点，小说应该有说不出来的东西。”

“结构和语言废了很大劲，甚至不惜破坏语法”

笛安在分享《大树小虫》的阅读体验时笑言：“我想和在场读者说一句，你们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千万千万不能着急。”她坦言自己看到一半才知道作者想干什么，以及结构为何如此安排。这并不意外，整本书的形式对池莉的写作而言接近于一次颠覆，正如这场新书分享会的主题被出版社定为“汉语文学革新与重塑”一样。

在创作这部长篇的十年时间里，池莉将书稿大幅修改了许多次，“最初的几稿是传统的写法，写完之后觉得不够对，写到最后一稿才找到了现在的结构。”同一般传统小说的连续叙事不同，40万字的《大树小虫》被分成两章，第一章约35万字，将主要人物分成八个小节分别叙述，每个人的特点以关键词的形式呈现在最开头，关键词之后是人物自己的故事。人物故事有彼此重叠与交织的地方，阎晶明评价道，这一部分“在不由自主地介绍某个人的时候，就把故事划在了圈里”。第二章只有5万字左右，写主人公从备孕到最终失败的经历，以传统小说的叙事模式展开。阎晶明评价这一结构安排“很有特点”，第一章以人物为中心的书写“有些像章回小说和十七年时期（学界一般把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之间这一时期的文学称为“十七年文学”）的长篇小说形式”，到了第二章，行文呈现出了一种“特别极速，特别快速，但在艺术效果上十分有效”的特征，仿佛一切都在被某种不可抑制的力量推动着向前走，“这是一部完全失衡的小说，但是很精巧，”他评价道。池莉自己在谈到这一文本结构安排时也说，“很不对称，如果写得好就是美的，写不好就废了。”她把书中的结构称为“直线加方块”，人物介绍的八个小节宛如一个个方块，最后第二章的故事叙述则构成了一条直线。

语言也是池莉反复修改的重点。“结构和语言废了我很大的劲，甚至不惜破坏语法，”池莉希望把虚字“的地得”减到最少。她觉得，白话文发展到现在，形容词和装饰语已经使用得过于泛滥，句子缺少自己的力度，所以她在能用动词的地方尽量用动词表述，试图让句子在阅读时富有“可视性和现场感”。比如《大树小虫》中对女主人公的性格描画是这样的，“一般表现是温厚慢性子。是多听少说。是既憨又乖。因此不招人恨，人缘关系不错。偶尔也会偏激爆发，翻脸不认人，口出狂言，多是对她父母。”在阎晶明读来，这种行文显示出了一种“老辣但完全不做作”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