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布里斯托大学校监保罗·纳斯:不想退休的诺奖得主

2019年05月08日 13:36 A
从2001年至今,保罗·纳斯的脚步一直未停。

图片来源:Pixabay

记者 | 江敏

除了一头利落白发,你很难看出保罗·纳斯(Sir Paul Nurse)已经七十岁。

他精力旺盛,大部分时间花在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所的实验室里,带着5位研究生和两三位博士研究员钻研课题,家人总抱怨他工作时间太长。

除此之外,其他头衔也为他揽了不少活儿:作为布里斯托大学名誉校长,出席该校在上海的毕业典礼,给中国留学生们拨帽穗;作为中科院外籍院士,积极为中英和中欧学术交流牵线搭桥;作为英国皇家学会前会长,公开表达英国科学界对脱欧的担忧。

他直言不讳,像颇有锐气的年轻人,在英国高校对无协议脱欧婉转表达担心时,他明确称,脱欧是场灾难,并对英国政府差点造成“无协议”局面表示失望与反感。

无论怎么看,纳斯对教育和学术的热情丝毫不亚于2001年。那年九月是他的高光时刻,凭借发现细胞周期中的关键调控因子,他与利兰·哈特韦尔(Leland Hartwell)和蒂姆·亨特(Timothy Hunt)一起拿到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近二十年来,科学界格局发生着一些微妙变化。纳斯所研究的生物学不再只是垫脚石般的二级学科,而全世界最优秀的头脑也不止美国这一个去处。在生物学的一些分支领域,英国顶级实验室有着更高的学术表现。像布里斯托大学这样的高校也不惜重金聘请研究人员。

这能解释为何纳斯对脱欧反应强烈,若在研究经费和学者居留事宜上未与欧盟达成一致,一辆高速行驶的快车也会因为缺乏燃料而动力不足。

对纳斯来说,还有许多事要做,他并不打算退休。准确地说,在学术研究一线奋战近五十年,他很难想象离开实验室的生活。从幼年上学路上观察大自然变化,到中学对照《科学美国人》钻研果蝇眼色遗传,到成年后与同事探索酵母细胞周期的奥秘,科研早已不是一份付薪工作。难得的是,纳斯认为自己过往成就大多靠运气,他对世界的好奇心一点也没减少。

今年4月,纳斯以校监(名誉校长)身份第一次出席布里斯托大学在上海办的毕业典礼。当校长Hugh Brady被问到这次毕业典礼与往年有何不同时,纳斯幽默的补充道:“这次有我参加。”界面新闻有机会和他聊了聊英国教育、科学发展和人生。

保罗·纳斯(Sir Paul Nurse) 图片来源:Guardian

界面新闻:丘吉尔曾经在布里斯托大学担任过36年的校监,您认为校监这一角色该发挥什么作用?从2016年上任至今,你在这个职位上做了些什么?

Sir Paul Nurse:校监更像是一块招牌,让学校拥有更多声望。这个角色也会给管理者提供运营经验和建议。作为空降兵进入布里斯托大学任职,能让我们的对话更加真诚,我能把局外人的洞察带给Hugh Brady校长。我曾经还在研究型大学担任过校长一职,有一些处理棘手问题的经验可以分享。

大部分时间我主要是对学校发展提供建议,比如鼓励管理层,让他们更有信心。布里斯托大学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是一所城市大学,过去一百年,学校发展深耕于当地社区,现在,这层连接需要巩固增强。学校在城中心的企业园里办起Temple Quarter校区,让一些前沿研究更快落地应用,让大学和城市相互滋养。

我是一名研究员,研究经费和奖学金事宜也是我的关注点。毕竟大学想要提高研究层次,资金奖励分不开。还有如何培养高级别的教师越来越重要。

界面新闻:你曾对英国脱欧发表激烈言论,是因为受到脱欧困扰吗?比如博士国际生减少?

Sir Paul Nurse:我的确认为,脱欧对科学交流和教育没有任何好处。国际化联系很重要,但脱欧却是逆势而为。目前,我的研究团队还没有看到博士生人数减少,但随着脱欧进展,是否能一直保持现有数量,还有点挑战。这么说吧,完全让学生不减少是有困难的。

界面新闻:因为生物学领域很难有重大突破,更多学生转向生化或医学,或攻读更容易就业的IT或商科,你如何评价生物学对现在学生的吸引力?它对社会发展重要性降低了么?

Sir Paul Nurse:生物学当然很重要,生化也好,医学也好,生物学都是必修的基础学科。但你说得有点对,记得六十年前我还在上学时,老师会专门挑班里最聪明的学生去研究物理。物理学家们常带天生优越感,认为物理是学科之王。有意思的是,现在生物学家们也开始这么想。生物学的重大成果并没有白费,在农业和医学医药领域,生物学将发挥大作用。

从智力角度来讲,生物学所需的抽象思考力会吸引一部分人。生命体本身有复杂性,其中奥义不能直接观察,好在研究员可以用工具和思维方法去理解一些有趣的课题。

界面新闻:除了对学科选择有偏好之外,做科研的学生似乎更愿意去美国,你会因此担心招不到好学生吗?

Sir Paul Nurse:我曾在美国研究型高校洛克菲勒大学工作过八年。我发现,中国研究生对美国高校情有独钟,相反,来英国做研究不是传统。但现在有所转变,有一部分原因是美国现在的政治环境对留学生不太友好,到英国深造是不错的选择。在生物学分支领域,如遗传学科,英国实力可以与美国匹敌。

屈居第二的原因是,英国研究经费投入没有美国高。比如我在美国运营研究机构时,分给每一位研究员的经费数额是英国同类型机构的两倍。特别是在精尖前沿领域,美国更舍得花钱。现在,类似布里斯托这样的学校希望扭转趋势,重金吸引高级别研究员。

界面新闻:除了诺贝尔奖得主之外,你还有过许多头衔——英国皇家学会会长、布里斯托校监、以及中科院外籍院士。你是如何平衡头衔带来的各种事务?

Sir Paul Nurse:坦诚地说,当你有很多身份时,生活的确很忙碌。我对做过这么多事情并不后悔,我只担心不能把每件事做好。对校监这个职位,我也充满愧疚,因为完全待在学校的时间并不多。对这种忙碌状态,我的家人非常担忧,他们总抱怨我工作时间太长。包括我的女儿,她自己是物理学教授,在伦敦大学学院任教,连她都认为我工作太猛。

实际上,拿下诺贝尔之后,我好像又多了一份工作。这个光环会要求你做更多事,而且似乎每一件都非常重要。你没有提到的是,我运营着一家机构——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所,这才是我主要精力所在。我在所里有一间实验室,和学生们一起做研究。

我的平衡之法没有什么捷径。在来上海的路上,同行者在飞机上喝酒、睡觉和享受,我一直在修改学生的研究文章。

界面新闻:2001年获得诺贝尔奖之后,人们对你的期望是否变得更高?压力会成为阻碍吗?

Sir Paul Nurse:得奖之后,突然有很多人向我提问,他们认为你的回答理应合情合理。但我只在生物学领域获得诺贝尔奖,在许多其他方面,我连专家都不是,甚至完全没有涉猎过。但对很多诺奖得主来说,在某些时刻,会有一种想法侵入他们脑中,认为自己知道所有问题的答案。我给这种症状起了个名字——诺贝尔综合症(Nobelitis),它像一种炎症,患病者认为自己无所不知,这种病症要尤其注意。直到现在,我每天还会收到很多来信,询问一些我不懂的问题,这让我很有压力。还好有一个非常棒的助理,她会帮我处理邮件。

界面新闻:你早年差点因法语考试不过关没能踏入大学校园,后又在57岁时发现自己身世的秘密,你如何评价这些人生经历的影响?

Sir Paul Nurse:准确来说,我的法语考试不及格了很多次,但我还是认为自己极其幸运,仿佛一直在走运。在研究方面,一些没理由能成功的实验,它们居然都成了。早年那些失败经历其实对我十分受用,它们让我在困境时,有韧性,当经历过后,你对自己的能耐更有信心。当困难再来时,人就更坚强。

现在和我一起工作的学生,他们可能是全世界最优秀的一批,其中有一些似乎没有经历过任何失败。在做前沿研究时,他们往往会遭遇“速败”,因为这些领域本就不确定。失败后,他们会感到无比煎熬。人是不愿意受苦的,但苦难来得越早,你或许会学得更多。

界面新闻:你在自传中提到自己来自贫困家庭,幼年“放养”般的乡村生活让你对生物学产生浓厚兴趣。但现在家长们对子女教育非常重视,如果一位孩子在16岁时执着于钻研果蝇眼色遗传,他可能因为没有时间备考而错过名校。你对此如何评价?

Sir Paul Nurse:生物学的兴趣起点往往与接触大自然有关。在城市里,你很难有这样的机会。不过,多了解自然发展史,也能启发孩子们的好奇心。我认为这个时代有一点不太利于好奇心的培养——虚拟事物过多,自然事物却很少。从显微镜下看植物,与观看一张微缩照片相比,是完全不同的感受。

求学阶段压力过大的确会抑制好奇心发展。我曾经在英国文法学校上学,该校以题海战术为名。当我熬到毕业时,我告诉自己,要重新开始自我教育。现在的家长除了给子女创造受教育环境,也要教会他们探索自我。

界面新闻:你认为学者的70岁应该是怎样的状态?

Sir Paul Nurse:我已经70岁,常常在想下一个十年要做些什么,就是从未想过退休。家人因此认为我有些疯癫。但做了一辈子研究员,不做研究我能干什么呢?总之,现有项目我会继续做下去。另外,有人认为,人年纪越大会变得更智慧,我不知道这是否正确,但如果有人愿意听我年轻时犯过的错,并引以为戒,我十分乐意倾囊相授。

界面新闻:你是否有曾经深信不疑,现在却有所怀疑的事情?

Sir Paul Nurse:这一生当中有太多疑问,许多事情发生时我无法理解,然后用错误方法去处理。不过,想要承认自己犯过错,过程会很漫长。我不想一一列举案例,只是想告诉大家,表达自我怀疑、认识到自我思维方式的脆弱性是最好的成长方法。

来源:界面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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