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新书推荐】怀疑不是正义的敌人，盲目确信才可能导致非正义

撰文 | 卢浩菊

编辑 | 黄月

《被涂污的鸟》

在一次友人聚会中，作家耶日·科辛斯基曾坦言：“如果你问我，我知道如何强奸吗？我会回答，是的——因为，坦白说，在战争期间我自己就被强暴了好几次。” 科辛斯基生于波兰，经历了二战的纳粹大屠杀，暴力、恐怖、死亡成为了他无法磨灭的记忆与生命烙印。在侥幸死里逃生之后，他将如何面对自己和六百万幸存者的过去、如何理解种族屠杀与驱逐历史中的施暴者与受害者作为小说书写的内驱力。他在长篇小说《被涂污的鸟》的序言中说到，写作的目的是“考察暴行这种新语言以及由此而生的痛苦与绝望的反话语”。

暴力的表达与再现是科辛斯基叩问历史的方式之一：虐待、毒打、强奸、阉割、杀戮、种族灭绝、宗教迫害，各种各样的恐怖暴行在《被涂污的鸟》中随处可见。小说标题“被涂污的鸟”源于作者童年所目睹的一种农民习俗：人们逮住鸟儿，将它们的羽毛涂成彩色，然后放归，色彩鲜艳的鸟返回鸟群中寻求庇护，却被其他鸟视为有威胁的异类，最终遭受攻击致死。小说主人公是一位二战中被迫与父母离散的男孩，他面临着与鸟儿类似的困境：流浪于东欧破败的村庄之间，由于黑头发与黑眼睛而被白人视为不祥的诅咒者，遭受虐待与迫害。肉体与精神暴力嵌入其血脉，他渐渐无法接受爱和关怀，甚至开始享受暴行。与一般的创伤和苦难书写不同，小说《被涂污的鸟》因从无知单纯的“儿童”视角出发而蒙上了一层冷峻的色彩，以及一种令人颤栗的诗意性。

讽刺的是，科辛斯基的这本书却招致了暴力的重返：1965年小说出版，在当时极为紧张的冷战格局中，《被涂污的鸟》被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媒体指认为煽动性作品，充斥着对本国农民的丑化与嘲讽，极端民族主义团体对他及家人肆意骚扰、辱骂甚至殴打。这本书在波兰被禁23年，直到1989年才允许出版。1991年，科辛斯基自杀身亡。《被涂污的鸟》中译本首次出版是在1992年，此次世纪文景再版选用的也是莫雅平译本。

《看不见的美国》

城市便捷的公交系统、电力系统需要燃料，是谁在采掘煤矿、石油呢？超市里的食物触手可及，是谁在采摘、清洁并输送呢？我们随手扔出去的垃圾，又是谁让它们转移、处理并消失？这样的发问越来越稀缺。便捷、整洁的现代生活倚赖于庞大的后台运作体系，只不过后者成为看不见的“地下世界”，触手可得、随手丢弃成为“理所应当”的现代日常，而维持后台运转的人们成为隐匿者，没有他们，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会戛然而止。

美国《GQ》杂志记者珍妮·拉丝卡斯在煤矿数月的生活经历，让她第一次逼近了矿工的生存处境，条件之恶劣让她无法停止爆粗口。这令她惊惧、震撼与不解的场景却是矿工的日常，从这里开始，珍妮开启了她的探索之路。这本非虚构作品《看不见的美国》记录了劳作中的矿工、采摘工人、长途卡车司机、空中交管员、垃圾回收者、体育馆拉拉队员等13个群体的故事，通过生动详实的记录，珍妮为我们揭示了便捷的现代生活背后被人们遗忘的真实世界，正是这些劳动者构成了“看不见的美国”。

这本书的译者何雨伽翻译过多部非虚构纪实作品，这是她继《再会，老北京》《东北游记》《鱼翅与花椒》之后翻译的第四本书。《看不见的美国》在某种程度上延续了她的选书风格，如同第四届单向街·书店文学奖的提名词所言，这位译者将 “个人对生活的高度热情与更普遍的社会关怀结合起来”。这本书书写的，是一个后工业社会图景中被消失的劳动者，在消费景观中被遗忘的工人身份，它属于看不见的美国。

《秋水堂论<金瓶梅>》

从国内到国外，《金瓶梅》与《红楼梦》谁文学成就更高的争论始终不断。北大出版社去年出版的《金瓶梅版本图鉴》一书提到，海外读者对《金瓶梅》的喜爱远超中国人最推崇的古典小说《红楼梦》。在海外学者眼中，《金瓶梅》是“中国第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一直以来都是翻译、改编和研究的热门。哈佛大学东亚系中国文学教授田晓菲对《金瓶梅》的评价也颇高，在《秋水堂论<金瓶梅>》一书中，她在前言中直截了当道“《金瓶梅》实在比《红楼梦》更好”。她认为《金瓶梅》对社会各阶层的描绘更全面更深刻，“更严厉也更慈悲”——如果说《红楼梦》还仅仅止步于不更世事的少男少女世界，是一曲“温婉而感伤”的罗曼斯，那么《金瓶梅》则不加遮掩地展示了一个盘算经济、丑态乖张的恶社会，是不折不扣的浑浊“人间世”。

借由田晓菲的解读，以及她对书中人物的共情与悲悯，我们可以透过《金瓶梅》利欲色欲、狂淫卑劣的表象，看到一幅幅现实悲楚的人物群像。一方面，田晓菲的解读褪下了西化、专业化的研究色彩，而以逐回评论的方式娓娓道来，情感真挚，可读性强；另一方面，她从女性主体的角度发出了对于《金瓶梅》的赞美之声，弥补了长期以来女性读者声音的缺失，使这部以女性为中心的书获得了一个女性视角的解读与评判。最后，此次《秋水堂论<金瓶梅>》再版，首次收入了20幅清代《金瓶梅》精美插图，作品封面由“中国最美的书”评委陆智昌设计。

《公正何以难行：阻碍正义的心理之源》

在一起强奸案的审判中，被害人三次辨认照片，均指认约翰·怀特是凶手，怀特被判终身监禁，服刑28年后才通过DNA鉴定脱罪。事实上，真凶是照片中的另一位，被害人错认了无辜者。这样的案例并非偶然。时至今日，美国每25名罪犯中就有1人蒙冤受屈被关进牢房。人类记忆的弱点使得公正比想象中更为艰难。如果说哈佛公开课“公正：该如何是好”从伦理哲学的角度剖析了公正的伦理困境与悖谬，那么《公正何以难行》一书的作者、美国德雷塞尔大学法学教授亚当·本福拉多则提醒我们，纵使我们拥有了比以往任何历史时期都更为完备的刑事司法系统，如果我们不考虑人类在认知、记忆和决策的弱点与特点，看似严密稳固的系统其实处处潜藏着误判的可能，不公正因素扎根于每一个司法环节以及参与其中的每一个人。

被害者不同的身份标签可能使得办案机关对待他的方式、诉讼程序的运行轨迹都完全不同；无辜者在冷酷的司法体系内遭受的认知、精神、体验的冲击可能令他做出认罪供诉；犯罪嫌疑者的人生经历、相貌、年龄、性别可能影响其是否犯罪的结果认定；即使是作为旁观者的陪审团，其意识形态、种族身份、文化因素都可能带来群体性偏见；纵使法官身披法袍，也无法免除个人心理因素对判决的影响。亚当·本福拉多从实际案例出发，引入心理学、认知神经学的研究成果，审视了司法程序与系统内部的诸多不公正的事实，从而颠覆了传统认定的法律基本假设：目击证人记忆、陪审团评议、警察程序、刑事惩罚。

从心理学角度入手反思法律体系，剥离对程序正义的盲目确信，这本书试图带领我们正视每个人自身的局限性，然而，怀疑并非对于公正的干扰与否定，恰如书中所言，“怀疑并不是正义的敌人，盲目确信才可能导致非正义”。

《天堂之旅：六道风味品中国》

吃螃蟹是面对“铁甲长戈”的挑战与“红脂快快香”的诱惑毅然作战到底的选择，是一场利齿对坚甲的博弈；四川辣椒如同酒精入喉，痛感加身却有“天然鸦片”的快感；台湾豆腐是千姿百态的百变小精灵，臭辣酸甜，煎煮炸炖皆可入口……这是一位在中国生活了将近三十年的德国人的美食探险感受。中国女婿马可斯·赫尼格在这本《天堂之旅：六道风味品中国》中记录了他所感知的中国图景，美食是他理解中国的路径之一，也是他对这个客居国度的情感寄托。

在中国人的视角内部，美食往往与家庭温情、伦理关系密不可分，而在马可眼里，美食是他社会调研的路径与工具。美食作家王恺在序言中将马可对中国菜的态度概括为“理性而世故的观察，爱和疏离各自有方”。从万寿寺的小笼包联想到中国人通过饭桌建立友谊维系关系的特殊方式，从德兴面馆毫厘不爽的唱票价联想到巷弄小吃店里的食物平等，从普通工人的烹煎炸炒看到百姓灶头上的滋味人间。美食如同一张地图，带这位外国人进入了丰富而平常的巷弄，也探知了一个更为烟火真切的生活日常。

《渔具图谱》

上海的简称“沪”，实际上是起源于东晋的一种定制渔具，苏州河沿岸居民“在海滩上置竹，以绳相编，根部插进泥滩中，浩荡的竹墙向吴淞江两岸张开两翼，迎接着随潮而至的鱼虾”，这就是“沪”的用法。“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说法是因早先的渔网大多由麻纤维织成，易破碎腐烂，所以需要时常晾晒修补。“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在漫天飞雪中独钓的渔人，不会像你想象的那样轻易露出手掌。

随着清末民初渔轮的引入、渔船公司的兴起以及渔业产业化的浪潮，这些捕鱼小知识如今大多已销声匿迹。事实上，渔业可谓人类最为古老的获取生存资源的方式之一，在产业化之前，人类漫长的捕鱼历史也孕育了丰富多样的捕鱼方式以及工具。

在海洋文化研究者盛文强的新书《渔具图谱》中，我们得以一窥古典时代的捕鱼风貌。他历时十年之久，从古籍插画、文人绘画、民间艺术等各类图像系统中搜集各式渔具图，分作渔舟、网罟、钓具、掩罩、笼壶、陷阱、耙刺、动物八类，书中收录了120幅精美图绘，并配以简洁明了的说明文字。这是一份人类学与民俗学的图像志，借助这些图像中的渔具，我们得以在想象中重返趣味盎然的捕鱼时代。

《异端：进击的哲学现场》

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约翰·洛克的“经验主义认识论”、斯宾诺莎的“实体论”、莱布尼兹的“单子论”，这些在西方哲学历史上无法绕过的哲学家与哲学命题往往令人望而却步。其复杂的论述、彼此纠缠又难以快速理解的哲学阐释，在我们摊开大部头哲学史的那一刻，好奇心和求知欲大概已被吓退了半截。但在《异端：进击的哲学现场》一书中，美国哲学家史蒂文·纳德勒以漫画的形式，为我们再现了启蒙时代以哲学真知对抗教会皇室的历史现场，那些看似枯燥的哲学命题在进击的现场、在趣味十足的漫画故事中焕发了鲜活的生命力。

洛克、霍布斯、伽利略等等不再只是一个个遥远而神圣的名字，通过漫画对他们彼此之间互动的呈现，我们眼前出现了一个个性格鲜明的形象。当真知面临教皇胁迫之时，每个人有着不同的表现，我们可以看到无辜的哥白尼、执着的伽利略以及贪生怕死的笛卡尔。漫画的分镜头也制造出了空间蒙太奇的效果，我们由此能够感知到，这些看似观点截然不同的哲学家，事实上同处于一个异端思想崛起的时代，同处于中世纪的上帝秩序崩塌、新秩序重新建立的时代，只不过他们在以不同的路径和观念回应着时代的召唤。

《数学简史：确定性的消失》

数学在生活中的运用几乎无处不在，从建屋造船、铺桥修路、器械生产，到宇宙飞船发射甚至远望黑洞。数学似乎一直以绝对秩序和严密精确的特性睥睨众生，而事实上，这种论调早在19世纪初就已经遭遇威胁——数学并非全部真理，推理漏洞、概念片面理解、论证不严谨这样的不完美如鬼魅般如影随形，是每一位现代数学家不得不面对的事实。数学如何从至高无上的真理堕落为暂时的现实？我们该如何面对失落了“真理”的数学？这是美国数学哲学家莫里斯·克莱因经典论著《数学简史》关注的核心议题。正如本书副标题“确定性的消失”所暗示的，书中呈现的是一个数学危机的时代、一个理性崇拜已然成为历史的时代。

那些古典时代被认定毋庸置疑的公理——诸如三角形内角之和为180度、2+2=4、5乘以7等于35——在19世纪初期开始动摇。数学家发现了几种不同的几何学同时吻合空间经验，但它们都不是真理。19世纪下半叶，数学家试图重构数学的逻辑，然而他们尚未来得及炫耀，就发现了重建中的数学的悖论。希腊时代以及中世纪所确立的数学作为上帝的位置及其确定无误的推理体系，被一个不确定甚至可疑的未来取代了，甚至有数学家坦言，数学本身就是一个诸如音乐、语言那样富有创造性的游戏。

尽管数学悖论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人类认知的局限性，但克莱因并未因此陷入绝对的悲观，他承认数学回应现实的有效性，对那些躲进高校象牙塔的数学家提出了批评——他们为了所谓“不发表就完蛋”的学术体制，去研究那些完全没有意义的“纯数学”问题。克莱因认为，恰恰是在这个数学去神学化、去真理化的时代，我们更应该让数学回到经验、回到现实的应用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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