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客》杂志最近刊载了一次不无说教意味的访谈，受访者是布雷特·伊斯顿·艾利斯（Bret Easton Ellis），如果你还没看的话，我建议大家都立刻去看一看这篇文章。先熟悉一下主角，艾利斯是一名作家和编剧，最出名的作品大概是《美国精神病》这部小说，他的著作基本上聚焦于讽刺富裕而又缺心眼的美国富人，他们只顾着享乐和敛财，内心缺乏基本的同理心。近年来，有人提到说他对于这一特定倾向似乎有点审美疲劳，如今他花费大量时间在社交媒体上抱怨，他认为美国人对政治生活里发生的事情太过于沮丧了——这种看法在境况好到可以不受其影响的人里面相当常见——五月份他又会出一本与此主题相关的文集。访谈者艾萨克·乔蒂纳（Isaac Chotiner）似乎有一份礼物要送给这群彬彬有礼但口下毫不留情的老白男，他们以为自己在眼下某些热点问题上的思考很重要，但在被要求作出具体解释的时候却语无伦次、当场现丑。在大部分访谈时间里，艾利斯都在两个观点之间摇摆不定，他一会儿指责对特朗普的愤怒是一种“过度反应”，但在乔蒂纳追问他何以认为特朗普会激怒人们的时候，又坚称自己“对政治不感兴趣”。乔蒂纳提到，艾利斯所谓对政治不感兴趣这种说法全然不可信，他最近就写了一本这方面的书。
这场访谈让我哑然失笑，随后我注意到文章的第一行，它让我颇感震惊。“人们究竟是何时开始没完没了地认定各种受害者的？受害者式的世界观又在何时成了我们用以观照一切的透镜？”这句话来自艾利斯对奥斯卡获奖影片《月光男孩》的评论，它讲述了一名年少的黑人男孩蒙受霸凌、贫困和无视之苦，尽力去接纳自己与最好的朋友之间的同性相吸的故事。我对上下文很好奇，于是找来了影评全文。艾利斯对这部电影主要有两大批评意见：第一，他觉得导演身为一个直男没能真实地刻画出男同性恋者的欲望（我也不是男同性恋者，这个问题只能留待他人评判）。第二，他感到主角奇伦（Chiron）的人格不够完整且不够令人满意，因为他仅仅被刻画成一个“受害者”。奇伦的童年是悲惨而多难的。等到成年后，他又悄然地压抑了自己的性取向而非公开地拥有它，这带来了更大的痛苦。这样的人格发展轨迹让艾利斯感到失望，他说自己宁可看到一个“不屈不挠且战斗着的”奇伦。艾利斯时常会抨击自由派的束手无策，对他来说，《月光男孩》对黑人男青年的苦难的描绘无非是一种权宜的策略，旨在吸引那些摆出屈尊俯就姿态的自由派的赞赏，这群人迷恋于声称“每个人都是一种受害者文化（everyone is a victim culture）”。
有这种看法的不止艾利斯一人——自由派和进步派经常被指责说过分执着于“受害者身份（victimhood）”。不论是在校园强奸案报道还是在“黑命贵”等抗议活动里，“受害者文化”都屡屡成为被指责的对象。不少本身有少数群体身份的保守派会说，其保守主义的组成部分之一就是拒绝“做一个受害者”。这在我看来是很古怪的。你没法拒绝做一个受害者。拿掉我们所有围绕着这个术语的文化包袱之后不难发现，所谓受害者，就是无论其感受、选择为何，在无法控制的情况下受到伤害的人。因此，并没有什么要不要做受害者的问题，它就是个事实而已。
问题在于“受害者”是个内涵极度丰富的词。当我们谈到“受害者心态”或者“拒绝做一个受害者”，所暗示的通常是受害者身份意味着软弱。“受害者身份”在人们眼里有排斥主观能动性（agency）及拒斥个人责任的意味。受害者是沮丧而感伤的，眼角永远挂着一滴水晶泪；他们除了受苦之外不做任何事，只坐等别人来拯救他们。当他们是社会所同情的那一类受害者时——跟一个小孩或者被取消发言平台的种族主义者类似——他们悲剧一般的无助性配得上我们施以援手。但当他们是社会所怀疑的类别时——女性、跨性别人群、少数族群、穷人——同情心固然也有可能扩展到他们身上，但前提则是他们没有被视为在“表演受害形象”。
有趣的是，即便“表演”（playing）这个词暗示着人为性，你也可能在自己的的确确就是受害者的情况下，依旧被指有表演受害形象之嫌。就算是那些并不怀疑你曾经经历过歧视、骚扰、暴力或创伤的人们，也有可能会因为你的过多倾诉或在表达方式上的不引人喜爱，而对你生出一种轻蔑的态度。这就将受害者置于一种社会压力之下，迫使他们不出声，如果非得开口的话，那就得在言谈中表现出自己的“坚强”——“坚强”意味着“所发生的一切基本没对我造成困扰”。高调而真诚地发声，或行为未臻完美，或没有恰当地“克服”你的挣扎状态，则意味着你完全没有“坚强”的打算，充其量是个可怜人的形象，再不济则是个惹人厌的渴求关注者（attention-seeker，我觉得“渴求关注者”这个词所含的蔑视意味很有趣，考虑到它主要应用于女性就更是如此。似乎希望人们注意你是一件丑恶、不道德的事）。
上面这一切都是我们加之于“受害者”一词的情感包袱。但这个词本质上还是中性的。如果某个人对你犯下了罪行，那不管你是个瘦小的老女人还是世界拳击冠军，都一概属于受害者。如果某些事情发生在你身上并且让你受苦，那不管这件事是刑事犯罪还是病痛或者事故，你都依然是受害者。你可以在某种程度上选择如何去应对它——人们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可以自由地选择做些什么是一个更为沉重的哲学问题，这里我们不去深入——但说出“我是受害者”乃是在陈述真相，而不是提出请求。如果某些东西造成了你的实质性苦难并因之而让你成为受害者，那么说出或者表现出你的痛苦状态，或接受降临于你的事情已然改变你的生活道路，就也是在陈述真相。归根结底，创伤和压迫具有真实的生理和心理效果。再要强辩就是否认科学了。
在《月光男孩》的影评里，艾利斯抱怨说，奇伦固执于苦难的心态让他难以敞开心扉跟人打交道。他评论称，奇伦“沉默寡言且深陷在痛苦里。哪部电影会让这样的人担当主角？失败之后养成了这样的性格，究竟有什么意义”？他说，奇伦也有灵光一闪的时刻，我们也曾“瞥见他在学校的某处场景里欢快地起舞，我希望这样的奇伦能更多地活跃在舞台中心”。整篇影评一以贯之地暗示“坚强”的性格才是更好的，而对奇伦的刻画则反映出一个溺爱的、鼓励自暴自弃而非奋斗的社会。但我不同意这种认为前述两种倾向不相兼容的看法。受害者——不管他是一时遇到意外还是牵涉到长期状况或环境之类的因素——的生活里可以同时容下两者。生活本身就是复杂的。你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沉默寡言且深陷在痛苦里”，也许还会如此度过整个童年，或者受不时袭来的沮丧折磨。如果你一直这样，这或许就定义了你的人生，但也可能不会这样。你可能无法从事工作，也可能取得巨大的成功。你在人生的不同节点上可能会交替呈现出前述状况，它们甚至可能同时出现在你身上。据我所知，有好些不同凡响的人都因为一系列可怕的事情而难以工作，但他们在此困扰下依旧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令我感到结识他们是人生一大幸事。真诚地面对苦难对我们的一系列影响，并不是软弱或消极的标志，抓住“受害者文化”不放也并不会让受害者身份销声匿迹。
在个人层面上，接受降临于自己身上的诸多事情，本身就是某种形式的坚强，公开谈及它们也是如此（我自己是做不到这点的）；在政治层面上，接受每天都有无数人因种族主义、厌女和不公正的经济体系而受害，既是必要的也是激进的。那不是什么耽溺，而是我们变得更坚强的标志。
保守派经常说社会主义者、女权主义者和少数群体权利的倡导者试图声张受害者身份并据此要求一切东西——他们应该有抗压能力，坚持循序渐进，通过“艰苦奋斗”来成就事业，而非抱怨。鉴于以对立于世界上一切有权有势者的愿望的方式来彻底地、革命性地重塑由来已久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可能比诸如做一个尚且称得上成功并拥有两台车的中层管理人员要难得多，前述说法多少有点不着边际。贬低那些宣称自己受害者身份的人——无论这个人自称遭遇了性侵、在城里组织了一场反对警察暴力的抗议，还是支持某种不再令自己深陷债务的新政治路线——并不是什么“严厉的爱”，而是在否认现实。认识到你自己是一名受害者，乃是修正这个世界的第一步。如果你感到暂时还没法走得更远，我表示理解。但切莫在乎那些让你就此闭嘴的人。
本文作者Aisling McCrea是《时事》杂志特约编辑。
（翻译：林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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