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财经》记者 黄姝静 刘泓君 陈亮
编辑 ｜《财经》鲁伟 施智梁
两起空难引发的连环诉讼与索赔正席卷波音公司。4月10日，有媒体报道称，投资者已在美国芝加哥联邦法院提出集体诉讼，要求波音公司对涉嫌证券欺诈进行赔偿。该指控称，波音公司在2019年1月8日至3月21日期间进行虚假陈述，隐瞒了包括波音737 MAX飞机的安全缺陷问题等事实。
在上述诉讼中，波音公司CEO丹尼斯·米伦伯格（Dennis Muilenburg）、CFO格雷戈里·史密斯（Gregory Smith）均被列为被告。
投资者集体索赔之外，波音公司还面临着多位遇难者家属的索赔，分别来自印度尼西亚狮子航空公司（下称狮航）与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下称埃航）空难事故中的遇难者家属。当地时间4月4日，埃航波音737 MAX失事飞机遇难者萨米娅（Samya Stumo）的家属向位于美国芝加哥的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开始了索赔之路。起诉书显示，其所列被告包括波音公司、埃航和罗斯蒙特航天航空公司。其中，针对波音公司的指控最多。
萨米娅案的代理律师、美国克利福德律师事务所创始人罗伯特·克利福德（Robert A. Clifford）告诉《财经》记者，原告控诉波音公司出售有缺陷的产品，这种产品的一个错误就可以杀死全飞机人员；其次，他们并没有进行正当的测试，事实上，是波音公司协助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FAA）对MCAS系统进行了不合规的测试；此外，波音公司没有为飞行员提供足够的培训以及合规的飞行手册，这些培训和手册原本可以帮助飞行员在此类设备发生故障时及时应对。
在萨米娅的家属提起诉讼的同一天，波音公司CEO丹尼斯·米伦伯格发布了致歉视频。丹尼斯·米伦伯格表示，“我们现在知道狮航610航班和埃塞俄比亚航空302航班的事故是由一连串原因导致的，两起事故共同的一点是飞机MCAS功能被错误激活。”
针对波音公司当地时间4月4日所做的声明，罗伯特·克利福德回复《财经》记者称，“波音首席执行官这份言辞谨慎的回应，我们将尝试把它作为波音承认错误的呈堂证供。埃航空难是波音在不到五个月内的第二起MAX8事故，直到这次空难发生之后，波音公司还在对抗飞行禁令，甚至责怪飞行员，这样回应太迟太晚了。”
并非只有萨米娅的家属向波音公司发起诉讼，据悉，在萨米娅案之前，还有一名埃航波音空难遇难者的家属已起诉波音公司，指控其客机的设计存在缺陷。
至此，至少两位埃航事故遇难者的家属已向波音公司提起诉讼。在此之前，狮航空难中亦有17名遇难者家属状告波音要求索赔。针对诉讼，波音中国公司回复《财经》记者称， “不回答或评论法律事务相关的问题。”
另据新京报报道，中方遇难者家属称亲人的遗体和遗物预计5到6个月才能通过DNA鉴定出来。后续中国家属也会走法律途径，起诉波音公司。
针对波音公司的索赔之路已然开启，且走向越发明晰。
波音遭遇连环诉讼
投资者集体索赔波音公司，源于该公司涉嫌证券欺诈。在起诉书中，波音公司被控在2019年1月8日至3月21日期间进行虚假陈述，未能向投资者披露一些重大不利事实，比如，该公司的波音737MAX客机并非和其他机型一样安全，而是存在安全隐患，需要额外购买选装的配件和系统来解决安全问题。
上述诉讼要求，波音公司应赔偿2019年1月8日至3月21日期间投资该证券并受到较大损失的投资者。
事实上，投资者经常会发起类似集体诉讼，指控某家公司虚假陈述，以索赔投资损失，这类诉讼在美国资本市场尤其常见。
投资者发起的集体诉讼之外，波音公司还面临着遇难者家属的索赔诉讼。然而在与之相关的案件中，已有针对遇难者家属的一些阻力出现。
美国赫尔曼律师事务所律师查尔斯·赫尔曼（Charles Herrmann）此前联合印尼当地律师事务所代表17名受害者家属对空难索赔。据其介绍，在他代理的狮航案件中已经出现了“陷阱合同”。原本，所有在狮航空难中的受害者不需要举证责任，就可以获得航空公司和保险公司8.5万美元的赔偿。但保险公司要求受害者家属在获得理赔之前，签署一份长达9页的合同，放弃起诉波音、狮航和其他潜在被告的权利。
赫尔曼称，其代理的受害者家属，因为没有签署这份“放弃诉讼的声明文件”，还没有拿到狮航和保险公司的8.5万美元的赔偿。 “这不仅是非法的，而且是不道德的。”
他在4月4日发出一份“要求信”，这封信同时发给狮航，保险公司图咕·帕塔玛（Tugu Pratama）和全球航空航天保险（Global Aerospace），要求无条件支付给受害者家属8.5万美元赔偿。若受害者家属签署这份合同，意味着他们在起诉波音公司前，还得先处理好这起官司。
在赫尔曼发“要求信”的当天，颇为巧合的是，波音公司CEO发布了声明与致歉，引起外界普遍关注的是，波音公司高管的声明与致歉，是否会更利于空难事故中索赔的原告们？
北京郝俊波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郝俊波告诉《财经》记者，“我首次见到有飞机制造商（波音公司）承认自己的飞机是有问题的，有缺陷的。以前的空难案件中，几乎所有的飞机制造商都不承认他们的飞机有任何质量问题。”
在郝俊波看来，波音公司CEO的表态是否会对家属们提起的诉讼产生实质性影响还是一个未知数。他认为，波音公司CEO有以上表态后，原告律师努力的方向会更加明晰，从技术性上讲，案件可能会较之以往简单一些，“但是如果要完成详细的证明也没有那么容易”。
罗伯特·克利福德则告诉《财经》记者，会把这份承认错误的声明用于审判，波音公司在事故发生后的一系列作为对于诉讼的影响仍有待观察。
美国王志东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志东表示，鉴于以上影响因素，本案及将来可能有的类似诉讼和解的机会较之一般空难诉讼更大。其一，在美国，民事诉讼的和解率本就在在90%以上；其二，波音方面的正式公开致歉，“使得表面上的事故责任相对清晰，至少目前看来对原告是有利的”，因而取证调查、证明责任的时间可能会缩短，和解的几率也更大。
那么，针对波音的诉讼，未来将走向和解还是审判，有没有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结案？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副院长、实务教授满运龙指出，接下来的“证据开示”将发挥决定性作用。
在美国的民事诉讼法律体系下，“证据开示”是指法院立案后，原被告双方就证据进行交换、询问相关证人并记录，这亦是调查取证的过程。
针对波音公司的侵权之诉，原告需要负举证责任，证明波音公司的产品设计具有安全隐患、未能尽到安全关注义务，与遇难者的死亡有因果关系。在满运龙看来，“在前述过程中，双方根据彼此的证据交换和询问证人的情况，对输赢早已有了判断。这将推进双方的谈判，并就赔偿金额达成一致、和解。”
波音仍可能以管辖异议应对
空难诉讼之所以不易，在于因其事发地与原被告所在地常常不一致、赔偿标的额大等特点，当事人往往需要面对管辖争议、赔偿数额争议以及漫长的调查取证过程。
首先是管辖争议。起诉地点之所以重要，在于法院的判赔标准往往与其所在国家、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密切相关。就针对波音公司的索赔而言，受访专家均表示，对遇难者家属来说，在美国起诉波音公司可能获得的赔偿数额无疑是最理想的。
“这类案件不是赢不赢的问题，而是赔偿拿多少。最大的问题是在何处审理，损害按照中国标准赔偿，美国标准赔偿还是埃塞尔比亚标准赔偿。在哪里起诉，决定能拿到多少赔偿。” 查尔斯·赫尔曼（Charles Herrmann）告诉《财经》记者，“最佳方式为在本地有一支律师团队，与美国律师联系，一起在美国诉讼，这样能争取到的赔偿是最好的。”在赫尔曼处理的一起2002年飞机失事事故中，在美国起诉的每个家庭平均可以获得325万美元的赔偿，是在台湾起诉的7.5倍。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空难当事人及其亲属可以选择在事故发生地、原告所在地、被告所在地提起诉讼。埃航空难中，遇难者国籍不同，生前所在地未必在美国。但可以确定的是，波音公司总部所在地为美国芝加哥。也因此，前述两起诉讼中的家属都选择在美国芝加哥对波音公司提起了诉讼。
郝俊波表示，此案的一大难点仍然是管辖问题，原因在于波音公司依然可以向法院申请，以不方便管辖原则为由来驳回遇难者家属在美国的相关起诉。
“根据我的经验，此类案件中，美国的飞机制造商无一例外会这么做。如果起诉因此被驳回，对波音来讲相当于已经胜利了，因为它在其他地方不用赔多少。所以管辖地，首先是大家都会抗争的一个点。”郝俊波分析称。但同时，他也表示：“波音公司在这个案件中提管辖异议的难度相对大一些，毕竟与其技术性问题、制造环节相关的专家大部分都在美国。”
满运龙则认为，波音公司大概率会例行公事地提出管辖异议，但是它明显缺乏正当的理由。
而正式立案、开庭后，终极的争议点将是赔偿数额。空难的赔偿主要包括两个部分，损失赔偿和惩罚性赔偿。萨米娅一案的起诉状显示，原告要求被告就人身伤亡向原告提供赔偿，包括经济损失和财产损失。原告还主张被告赔偿因该案件产生的一切费用，并要求对波音公司施加惩罚性赔偿。
就此，王志东告诉《财经》记者，损失赔偿部分包括遇难者所受痛苦的价值赔偿及其死亡给家属带来的损失赔偿。“在美国，如果有人死亡，民事诉讼的赔偿可能达到七位数。若是空难的死亡，通常比这个数字更大。”
赫尔曼建议受害者家属从现在开始寻求心理咨询，这不仅对身心健康至关重要，也将在时机成熟的时候证明受害者家属受到的精神损失。
郝俊波则指出，根据国际通用的规则，赔偿金额的确定一般会考虑遇难者的年龄、生前的收入水平等因素。
惩罚性赔偿方面，满运龙分析称，其旨在对被告形成惩戒、警示，在美国的法律体系下该数额可能非常高，即使一些州会设置一些限制性规定，但原则上不能有金额上限。同时，各州法律不同，因此需要具体研究本案适用的州的法律。”
在王志东看来，巨额赔偿的意义在于让波音公司付出足够巨大和惨痛的代价，以让它认识到“安全比利益更重要”。
只是，遇难者家属和波音公司就上述赔偿金额达成和解或进行审判之前，势必要经历漫长的调查取证过程。“民事诉讼的取证过程，从几个月到几年的时间都是可能的。空难诉讼因为专业性、技术性高，牵涉主体多，更会是旷日持久的。”王志东称。毕竟，双方为了证明产品责任与事故发生的因果关系（有或者无），势必会起用大量资深的专家证人、做大量的调查与材料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