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佳彦的办公室贴满各种颜色标注的影厅信息条目，他的工作涉及到第1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所有事宜中最具工业化特征的一项——为所有展映电影制定精确的场次排片。这让他必须付出每天15个小时的工作时间，他从事这份职业已经有十多年。
从6月13日开始，今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将在8天时间内安排多达1200场的电影放映场次，这是历年影片最多、银幕最多、影院最多、场次最多的一届，也意味着需要制定前所未有的精确严密的排片表。一份1200场次的电影排片表，直接关系到上海国际电影节展映单元的观众体验。而这些任务全落在一个人头上。
王佳彦对此已经熟门熟路，他总结出一套原则：“根据实际情况配套。那么多影院，影厅大小、设备情况、地理位置需要和影片对得上。”
这其中既包含技术的问题，4K、胶片、数字拷贝，均须一一对应各自影院的放映厅。而影院的地理位置以及片方对时间段和环境的要求同样不容忽视。同时，一家影院的影片应该相对平均、丰富，显然一家全天放映日本电影和好莱坞电影的影院是注定会收到投诉的。
今年最长的联映来自《星球大战》系列，其中长达7个多小时的三部曲特别联映场的排片被反复改了四五稿。突如其来的调整是排片过程中的家常便饭，他看重的是拷贝和放映设施的情况，“拷贝不到位、不安全我不敢排。前几天一家放高仓健电影的影院说机器出了点问题，我就立刻换场次了。”对于王佳彦，零风险才意味着真正安全。
每年在正式开票前，王佳彦几乎都要做四到五稿的排片表。“一部影片我喜欢分在几天里排，这样哪怕周一没时间看，周三、周五还能替换；还要注意考虑周边影院的距离，影迷从这一场赶去下一场，时间够不够、距离方便吗？同一位大师作品能不能两场联映，避免他们疲于奔命；有少儿不宜的镜头，我就尽量把把关，放晚上的场次，避免父母不了解情况带孩子进场。”
如果说选片和排片考验的是组委会工作人员的排兵布阵的能力，而让散落在世界各地的近400部影片的拷贝悉数到位，则对每一位邀片员的突破能力提出了考验。
严琦是上海电影节拷贝组的负责人，据他介绍，相较于往年，今年的拷贝收集工作相对顺畅，6月初同期比去年多收了70多个拷贝，检测时也只发现一张无法读取，“每年的几百张盘检测后，总有几个会出现文件问题，需要重新调配，一般需要3-4天寄送，随后还有几天的清关、提货流程。”
前不久，一部送展的印度影片因为将拷贝收件人误填为印度领馆，险些难以从海关提取，耗费了不少协调时间，“我们每年进出口权限都是临时的，有时片方寄来的拷贝早于权限时间，只能干瞪眼。像这部片子，我们一拿到海关授权就立刻请片方写说明更改收件人，领馆再出函说明影片参加电影节，继续办手续。”
保守估计，今年近1200场放映中有1100场是数字拷贝，胶片拷贝早已式微。而数字拷贝电影涉及的DCP检测、密钥制作等后续专业工作将直接影响影片放映的情况。
数字拷贝所必要的密钥很容易出问题。“一般情况下，只有拿到拷贝才可以通知片方制作密钥，也就意味着密钥制作非常紧张，要持续通宵协调。”严琦介绍说，目前电影节组委会采取三重检验的方式，力求避免密钥不生效、影院服务器不兼容的问题，“拷贝和密钥到了上海，我们会组织一次测试，看文件能不能顺利上传到测试服务器。确保可以上传后，我们会请片方制作测试专用密钥，试看15-30分钟左右的影片，检查影片色彩和声音的情况。以上两重保障做好，拷贝盘送到影院，影院做第三次适配检测。”
但即使这样，仍然有意外发生。6月7日，泰国影片《叫我坏女孩》检测出拷贝损坏，这部影片的第一场放映就在6月13日。如重新寄送、清关、提货、检测、上传，很可能赶不上放映。经紧急协调，严琦当天就前往泰国，“我们联系了片方制作两块拷贝，双重保险保障放映安全。”
6月8日，版权方连夜制作的拷贝交到严琦的手上，他随即赶上了回程的飞机。“每年我们都会遇到各种突发的情况，还会遇到同样型号的服务器在读取同一部影片时，有的兼容，有的却显示不出字幕；片方提供的测试密钥正常，但正式放映的密钥却漏算了时差，正式放映时密钥无法生效等问题。”
尽管电影节对拷贝制式有统一的技术标准，但每年总会有HD-CAM、BETA带等另类的拷贝版本出现，找到合适的放映机器也成了拷贝组的必备功课。今年推出的“戈达尔作品回顾展”，是内地第一次全景式展映电影大师戈达尔各个时期的作品，其中，最引人关注的《电影史》提供的是N制BETA影带，其放映设备在市面上已经难以寻觅。
最终拷贝组找到了一家专门的公司租借放映机。尽管影带的放映效果比不上胶片，但如果戈达尔影展没有《电影史》，那绝对是更遗憾的事。
